我这三年以来做的白话诗若干首，分做两集，总名为《尝试集》。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诗为第一集，以后的诗为第二集。民国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国做的文言诗词刪剩若干首，合为《去国集》，
印在后面作一个附录。
我的朋友钱玄同曾替《尝试集》做了一篇长序，把应该用白话做文章的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切。我现在自己作序，只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做诗。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尝试集》产生的历史，可以算是我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话文字，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那时我替上海《竞业旬报》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脚气病，出学堂养病。病中无事，我天天读古诗，从苏武李陵直到元好问，单读古体诗，不读律诗。那一年我也做了几篇诗，内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万国赛珍会》，和一篇近三百字的《弃父行》；以后我常常做诗，到我往美国时，已做了两百多首诗了。我先前不做律诗，因为我少时不曾学对对子，心中总觉得律诗难做。后来偶然做了一些律诗，觉得律诗原来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儿，用来做应酬朋友的诗，再方便也没有了。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读杜诗，只读《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咏怀》一类的诗，律诗中五律我极爱读，七律中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
自民国前六七年到民国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有不满意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我近来在一本然笔记中（名《自胜生随笔》，是丁未年记的）翻出这几条论诗的话：作诗必使老妇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录《麓堂诗话》）东坡云，“诗须有为而作。”元遗山云，“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录《南濠诗话》）
这两条都有密圈，也可见我十六岁时论诗的旨趣了。
民国前二年，我往美国留学。初去的两年，作诗不过两三首，民国成立后，任叔永（鸿雋）杨杏佛（銓）同来绮色佳（Ithaca）
有了做诗的伴当了。集中《文学篇》所说：明年任与杨，远道来就我。山城风雪夜，枯坐殊未可。烹茶更赋诗，有倡还须和。
诗炉久灰冷，从此生新火。
都是实在情形。在绮色佳五年，我虽不专治文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所以我那几年的诗，胆子已大得多。《去国集》中的《耶稣诞节歌》和《久藏晖室劄记》第三册有跋《自杀篇》一段，说：......吾国作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求一撲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况华茨活（Wordsworth）贵推（Goethe）与白郎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时。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途径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耳。（民国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云：吾近年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颇能独立矣。（七月八日）
民国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谕“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文中列举方法几条，还不曾主张用白话代文言。但那时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说：“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劄记第九册）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为自己要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梅覲庄（光迪）要到康桥进哈佛大学，故作一首长诗送覲庄。诗中有一段说：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儗。 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诗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不料这十一个外国字就惹出了几年的笔战！任叔永把这些外国字连缀起来，做了一首游戏诗送我：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虜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这诗，在火车上依韵和了一首寄给叔永诸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鏤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戮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梅覲庄误会我“作诗如作文”的意思，写信来辩论。他说：......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文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谓之改良，则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这封信逼我把诗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来。我的答书不曾留稿。今抄答叔永书一段如下：
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先从滌除“文胜”之弊入手。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覲庄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別，亦不尽当。即如白香山诗，“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李义山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此诸例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适赠足下诗，“国事今成遍体瘡，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覲庄所谓“文之文字”。......可知“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
“诗之文字”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只认风花雪月，蛾眉，朱颜，银汉，玉容，等字是“诗之文字”，做成的诗读起来字字是诗！仔细分析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我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功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黄庭坚的《题莲华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这类的诗，诗味在骨子中，在质不在文！没有骨子的滥调诗人决不能做这类的诗。所以我的第一条件便是“言之有物品”。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覲庄认做“仅移文之文字于诗”，所以错了。
这一次的争论是民国四年到五年春间的事。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劄记》第十册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记一段如下：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文亦遭几许革命矣。自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可观者。然其时骈儷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愈之所以称“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谈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禅门所尝用，以俚语说理纪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其时之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仅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但丁之创意大利文学，却叟辈之创英文学，路得之创德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过了几天，我填了一首沁园春词，题目就叫做《誓诗》，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问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四月十三日）
这首词上半所攻击的是中国文学“无病而呻”的恶习惯。我是主张乐观，主张进取的人，故极力攻击这种卑弱的根性。下半首是《去国集》的尾声，是《尝试集》的先声。
以下要说发生《尝试集》的近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