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七月十二日，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诗。这首诗中有“言棹轻楫，以滌烦疴”，和“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我回他的信说：......诗中“言棹轻楫”之言字及“载笑载言”之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七月十六日）
不料这几句话触怒了一位旁观的朋友。那时梅覲庄在绮色佳过夏，见了我给叔永的信，他写信来痛驳我道：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文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须洗去旧日枪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谓也。......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为创独，异矣。如足下之言，则人间材智，选择教育，诸事皆无足算，而村农伦父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
甚至非洲黑蛮，南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至于无所谓“活文学”，亦与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足下乃视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
覲庄这封信不但完全误解我的主张，并且说了一些没有道理的话，故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答他。这首诗虽是游戏诗，也有几段庄重的议论。如第二段说：
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无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叫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又如第五段说：
今我苦口饶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澄澄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出几个白话的囂俄，和几个白话的东坡，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一段全是后来用白话作实地试验的意思。
这首白话游戏诗是五年七月二十二做的，一半是朋友游戏，一半是有意试做白话诗。不了梅任两位都大不以为然。覲庄来信大骂我，他说：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
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亦数见不鲜。最著者有所谓Futurism，Imagism，Free Verse，及各种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大约皆足下俗话诗之流亚，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信尾又有两段添入的话：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同。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问之熟矣。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七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颇使我不心服，因为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有时借镜于西洋文学史，也不过举出三四百年前欧洲各国产生“国语的文学”的历史，因为中国今日国语文学的需要很像欧洲当日的情形，我们研究他们的成绩，也许使我们减少一点守旧性，增添一点勇气。覲庄硬派我一个“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叔永来信说：
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郑苏堪陈伯严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滥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旷观国内，如吾儕欲以文学自命者，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潔之文学，更无吾儕侧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荊棘之中哉？.......唯以此（白话）作诗，则僕期期以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高腔京调，而陶谢李杜之流，将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
覲观说，“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叔永说，“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这是我最不承认的。我答叔永信中说：......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举放翁诗及山谷稼轩词为例），......总之，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
这一段乃是我的“文学的实验主义”。我三年来所做的文学事业只不过是实行这个主义。
答叔永书很长，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曰：（1）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
（2）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
（3）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 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仍作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则决不能更有当日的价值与影响。何也？时代不同也。
（4）吾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与其作一个学这个学那个的郑苏堪陈伯严，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之。......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过了几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学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渍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仅幸而有成，则辟除荊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蒞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这时我已开始作白话诗歌。诗还不曾做得几首，诗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时我想起陆游有一句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我觉得这个意思恰和我的实验主义反对，故用“尝试”两字作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要看“尝试”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时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心中只有一点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须单身匹马而往”，我平时所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但是我若没有这一班朋友和我打笔墨官司，我也决不会有这样的尝试决心。庄子说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当时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长函的乐趣觉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写信答朱经农（经），中有一段说：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话，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字俗语，
（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
（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一方面。
这八条，后来成为一篇《文学改良芻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见朋友讨论的益处了。
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到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时，已成一小册子了，这一年之中，白话诗的试验室中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没有积极的帮助，故这一年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
我初回国时，我的朋友钱玄同说我的诗词“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又说“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诗，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这话我初听了很觉得奇怪。后来平心一想，这话真是不错。我在美洲做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芻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然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迁就五七言的句法。音节一层，也受很大的影响：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
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齐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虽不能处处做到这个理想的目的，但大致都想朝着这个目的做去。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处。
以上说《尝试集》发生的历史。现在且说我为什么赶紧印行这本白话诗集。我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很快很远，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于白话诗仍然很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两种白话韵文的集子出来，也许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也许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第二，我实地试验白话诗已经三年了，我很想把这三年试验的结果供献给国内的文人，作为我的试验报告。我很盼望有人把我试验的结果，仔细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静气的批评，使我也可以知道这种试验究竟有没有成绩，用的试验方法，究竟有没有错误。第三，不论试验的成绩如何，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供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贡献的事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別人不同，全在这一点试验的态度。
近来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觉得中国文学有改革的必要。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他也说：“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间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甚至于南社的柳亚子也要高谈文学革命。但是他们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进行的计划。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形式上的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等到人问他们究竟所主张的革命“大道”是什么，他们可回答不出了。这种没有具体计划的革命，无论是政治的是文学的，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但是国内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这话，他们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作韵文的唯一利器。我们对于这种怀疑，这种反对，没有別的法子可以对付，只有一个法子，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科学家遇着一个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只可认他做一个假设；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我们主张白话可以做诗，因为未经大家承认，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我们这三年来，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实地试验，做五言诗，做七言诗，做严格的词，做极不整齐的长短句；做有韵诗，做无韵诗，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要看白话是不是可以做好诗，要看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要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实验的精神”。
我这本集子中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实验的精神。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白话诗的试验室中的试验家渐渐多了起来了。但是大多数的文人仍然不敢轻易“尝试”。他们永不来尝试尝试，如何能判断白话诗的问题呢？耶稣说得好：“收穫是很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胆把这本《尝试集》印出来，要想把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他们大家都来尝试尝试。
我且引我的《尝试集》作这篇长序的结论：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经拋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八年八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