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萨旅馆坐落在山崖边，四周有大约七英亩宽的草地与花园。旅馆一面搭了遮阳棚，中央是个室内庭院，透过旅馆玻璃墙看得见里头的桌椅，棚架搭的走道穿越中庭直达入口。里面一头是酒吧，另一头则是咖啡厅，在两边的尽头各有一个黑顶停车棚，隐匿在六英尺长的花园灌木丛中。车棚里有车，大概有人嫌麻烦，明知道湿空气对车子不好，也不想把车停到地下室去。
我把车停在靠近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的坡道边，海浪声仿佛就在耳际，甚至可以感觉到浪花的起伏，海的气息就这样扑面而来，在舌尖驻足。我们下了车，一起走到车库入口，坡道旁是一条狭窄的上升走道，入口上方悬着一张牌子：“下坡请用低速挡，请先鸣喇叭。”那女人一把抓紧我的手臂，拉住我。
“我要从大厅进去，我累得无法爬楼梯了。”
“好，反正不犯法，你房间几号？”
“万一我们被逮到了怎么办？”
“逮到什么？”
“你别装蒜，把他放——放在走廊上，或者移到其他地方。”
“如果是我，大概会被带到蚁丘上，处以火刑吧。你的话我就不知道了，要看你有多少罪证在他们手上。”
“都快吃早餐了，你怎么说得那么恶心。”
她转身快速走开，我开始沿坡道下去，这里就像所有地下停车场的坡道一样弯来绕去，从我的位置可以看见一座玻璃亭子，一盏灯从天花板垂下。再往下走几步，便能看清亭子里没有人。我注意着是否有什么人正在弄车的声响，或是洗车的水声，脚步声或口哨，希望听到一点动静，借以判断守夜人在哪儿，或者在做什么。在地下停车场，即使是一丁点儿声响都可以听得很清楚，可是我什么也没听到。
再往下，我走到几乎跟办公亭天花板平行的高度，这时我蹲下来，看见通往电梯间的台阶。那里有扇门，门上写着：“通往电梯”。门上还有块玻璃板，从那儿透着光线，不过看不到其他东西。
我又走了三步，然后定住不动，守夜的那家伙正看着我，他坐在一辆派卡轿车后座，灯光映在脸上，因为他戴着眼镜，从镜片反射出来的光相当刺眼。他舒服地靠在车子的角落，我站了半天等他行动。他动也不动，头枕着车椅背，嘴巴张开。我必须知道为什么他不动。也许他只是装睡，等我出现，到时候再冲去打电话通知办公室那边。
接着，我觉得这个念头太蠢，他应该是傍晚才接班的，也就是说他不可能知道每个客人的长相。何况，停车场坡道边的窄道本来就是给人走的，当时已经是凌晨四点钟，再过一个小时左右天便亮了，想混进旅馆的人不会挑这种时间。
我直接向那辆车走去，凑上前看他。车门关着，车窗也都摇起来了，那男人仍旧不动。我伸手动车门把，试着不出声地打开它，他仍然没动。他看起来肤色很浅，而且睡得很熟，车门还没开，我就能听见他的鼾声。车门一开，一股混着蜂蜜的浓臭烟味扑面而来，那是一支卷得很好的大麻。这家伙早就不省人事了，他正在宁静山谷神游，在那里时间只会缓慢进行，各式的色彩与音乐正迷漫一切。从现在起几个小时内，即使没被警察抓到或被扔到寒冷的室外，他恐怕也干不了什么事。
我把车门关上，走到那扇有玻璃板的门边。踏进空无一人的电梯间。坚固的地板，两道平平板板的电梯门，旁边有一扇厚重的门微启，看得到里面就是防火梯。我推开门，开始爬楼，我爬得很慢，十二层楼外加地下室，可有不少级阶梯。每过一扇防火逃生门，我就数一次，因为门上没有楼层号码。防火逃生门又重又结实，而且是和铁梯一样的灰色调。等拉开第十二道门时，我早就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东张西望地来到一二二四号房门前，我抓着门把，发现门锁着，但马上被打开，好像她一直等在门后。我进了门，经过她身边，便瘫在椅子上，等着急喘平息下来。这间房空间大又通风，窗子是落地玻璃窗，窗外便是阳台。那张双人床似乎有人睡过，也可能是故意摆弄的。衣服七零八落地挂在椅子上，卫浴用具随意搁放在梳妆台及行李箱上。这房间一晚大概要二十美元，供单人使用。
她将另一道夜间门插上，“有情况吗？”
“守夜人成了废物，连眼睛都不管用了，绝对无害。”我从椅子上弹起，走到落地窗前。
“等一下！”她尖声叫道，我回头看她。“没用的，”她接着说，“没有人能做到的。”
我站在原地，等她说完。
“我还是报警吧，”她又说，“反正我豁出去了！”
“这个提议真聪明，”我只好问，“为什么我们之前没想到呢？”
“你快走吧！”她告诉我，“你不必蹚这浑水。”
我一声不吭，只是盯着她看。她的眼睛几乎睁不开，要么是她反应太慢，现在才吓呆，要么就是太困了。我无法判断是哪一种可能。
“我吞了两颗安眠药，”她看穿了我的心思，直接说明，“今晚我可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你走吧，求求你。等我醒来，我会打电话叫服务员，他一到，再想个办法让他走到阳台去，然后他就会看到——不管他看到什么。我呢，就佯装什么都不知道。”她咬字越来越含糊，身体摇摇晃晃，使劲揉着自己的太阳穴，“钱的事情我很抱歉，你应该要退还给我，对不对？”
我走近她，“倘若我没把钱给你，到时候你会把我的名字也供出去，是吗？”
“我是不得已的啊！”她昏沉沉地说，“不然我要怎么做呢？他们一定会套我的话，我——我太疲惫了，根本招架不住。”
我抓紧她的手臂，想摇醒她，她的脑袋晃来晃去，“你确定只吃了两颗吗？”
她撑开眼，看着我，“是啊，每次我都不超过两颗。”
“那你听清楚，我要过去看看他，然后再回朗齐奥。你的钱我先不还，你的枪也在我这儿，因为他们也许查不到我这里，不过——嘿，醒一醒，听我说完。”她的脑袋又朝一边歪去，听见我喊她，马上弹起来，眼睛也睁大，不过视线茫然，好像怕什么似的。“你听着，如果警方没怀疑你，他们就不会怀疑我。聘用我的是个律师，但是我跟你签了约，旅行支票跟枪该是谁的，我最后统统会送回去，你编的那点狗屁故事想骗警察是不可能的，只会越描越黑罢了，明白吗？”
“明，明白，”她回答，“不过我不怕。”
“现在你神志不清，吃了药乱说话。”
她一副要朝前倒的样子，我抓住她，扶她回床上，她几乎是跌落上去的。我替她脱鞋，找到一条毛毯为她盖好，她随即沉沉入梦，鼻息也浓浊起来。我到浴室摸半天，在架子上找到一瓶安眠药剂，瓶子几乎是满的，上头写着处方号码和日期，一个月前巴尔的摩药局开的药。我把瓶里的黄胶囊通通倒到手掌心数了一数，一共四十七颗，大约跟原来一整瓶的量相差不多。想吃安眠药自杀的人，多半会吞下一整瓶——当然掉在地上的就算了，总是会掉几颗的。我把胶囊倒回瓶里，把瓶子塞进口袋。
我回房里再度看着她，房里气温颇低，我打开暖气，调到适温，经过这一番折腾，我终于有了空闲打开那扇落地窗，走上阳台。阳台大约是十二乘十四英尺见方，正前方那一道墙大概三十英寸高，从那儿延伸出一排低铁栏。要跨出去相当容易，但是要说从这里不小心摔出去，那就太牵强了。阳台上有两条白铁庭院长椅，上头摆着几个软垫，另外是两张同款式有扶手的椅子。与左邻相隔的那道墙伸往她先前告诉我的那条“路”，那就算是个修烟囱的人，都不可能不靠梯子爬上来；另一边开着玫瑰丛，一路蜿蜒攀上阶梯岩缘，从前那里大概是阁楼的台阶。
长椅上没有尸体，地板上也没有，阳台上根本没有人。我四处查看有没有血迹留下，没有，阳台上连个血渍都没有。我再端详安全墙，上头并没有拉拖过东西的痕迹。我站在墙边，手抓着铁栏，将身子尽可能往外探出，我往楼下张望，沿着墙看到地上，正下方有一丛灌木，临近是一道狭长的草皮，接着是石板步道，之后又是一道草皮，再来是一片密密的灌木围成的篱笆。我估算一下距离，这个高度要目测并不简单，我想至少有三十五英尺吧。篱笆之外，海水正如细沬般覆盖上半裸露的岩石。
印象中拉里·米切尔比我高半英寸，但是比我轻十五磅左右。他不是那种能拖着自己一百七十五磅的体重，跨过铁栏，大老远走到海边，掉进海里的人。那女人几乎不可能不明白这件事，我只是说几乎，千分之一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我拉开落地窗，走进屋里，关上它，接着走到床边。她似乎仍在沉睡中，鼻息仍旧浓重。我用手背轻触她的脸颊，触感湿润，她微微挪动，还呢喃着什么，然后叹口气又再埋进枕头里。既没有鼾声，也没有昏迷，不到不省人事的状况，所以她吃的安眠药应该没有过量。
她总算是跟我说了一次实话，虽然只是一点该死的小诚实。
我在梳妆台最上层的抽屉找到她的皮包。里头有一个拉链皮夹，我把旅行支票放进去，继续找找里面有什么线索。拉链皮夹里面有叠捆紧的现钞，一张圣塔菲的时刻表，一个原先装支票的夹子，后来塞了火车票票根以及卧车包厢的订房单据，她从华盛顿特区到加州圣地亚哥就是住第十九车厢，E号房。没有信件，查不出她的本名，就算有，大概也被锁在行李箱里。皮包里则主要都是些女人的用品，唇膏、粉盒、零钱包、几个银币，以及一串挂在小铜虎造型圈上的钥匙。另外有一盒烟，开过但没抽几根；纸板火柴，只用了一根；三条没绣姓氏的手帕，一本小型通讯簿。我翻找着通讯簿，里面一片空白，还没用过。此外，皮包里有一副太阳眼镜，装在金色镶边的镜盒里，盒子上也没有名字。一支自来水笔，一支金色外壳的铅笔，总共就这些。我把皮包放回原位，在桌子上找旅馆的笔和信封。
我拿起旅馆的笔写下，“亲爱的贝蒂：抱歉我没死成，明天再跟你解释。拉里。”
我将纸条收进信封，封好，写上贝蒂·梅菲尔德小姐。再把信丢在地上，装成像是从门底下塞进来的样子。
我开了门，离去前把门带上，走回防火梯，最后大声叫道：“去你妈的！”再走回电梯前按下电梯键。电梯没上来，我再按一次，并压着不放。终于电梯来了，门一开，里面是一个睡眼惺忪的墨西哥年轻人，朝着我打了个哈欠，然后冲我笑，一脸不好意思的样子。我也报以微笑，告诉他没关系。
一楼正朝电梯的柜台一个人也没有。电梯服务员坐回他的椅子，我还没走出六步，他就睡着了。这个时间除了我谁都觉得困，二十四小时都是我的干活时间，有时候连费用都不收。
我开车回朗齐奥·德斯坎萨多，也没瞧见有谁还醒着，我困得半死，却还得收拾行李——把贝蒂的枪压在最下层——拿十二块钱放进信封袋，准备出去的时候连钥匙一并丢进柜台门口的信箱。
我开到圣地亚哥，把租来的车归还，在车站转角找个地方吃早点。七点十五分我赶上一辆直达洛杉矶的两截柴油车，一路不停，十点整到站。
我乘出租车回到家，刮了胡子冲个澡，又吃了一顿早餐，一边翻着早报。大约十一点钟我拨电话到克莱德·乌姆内先生的办公室，就是那个律师。
电话是他接的，恐怕弗米利耶小姐还没起床呢！
“我是马洛，我在家里。我现在过去方便吗？”
“你找到她了吗？”
“找到了，你跟华盛顿那边联络上了吗？”
“她在哪儿？”
“我希望见面再说。你跟华盛顿那边联络上了吗？”
“我希望你先把消息告诉我，我今天还有一堆事要做。”他听起来火气很大，毫无耐心。
“我半个小时后会到。”我迅速挂上电话，再拨到我那部奥斯摩比车所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