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摩尔·阿姆斯大厦是一堆阴沉的暗红色砖头，围绕着一个巨大院子。楼下的大厅里有长毛绒装饰和盆栽花木，大厅里寂静无声。一只金丝雀无聊地待在一个像狗屋一样大的笼子里，房间里飘荡着一股旧地毯的气味和栀子花腻人的香气。
格雷家住在北翼前侧的五楼。坐在格雷夫妇的房间里让人觉得时光倒退了二十年，笨重的家具，蛋状的黄门钮，墙上一面镀金框架的巨大镜子，窗前一张大理石面桌子，窗边挂着暗红色的帘幔。空气中有烟草的气味，还有晚餐里烤羊排与芥兰的味道。
格雷太太是个丰腴的女人，年轻的时候大概有一对清亮的蓝色大眼睛，如今已经没有了光彩，在一副镜片后面显得暗无神，还有些往外凸，一头卷曲的白发。她两只胖胖的脚踝交叉，两只脚正好触到地面。膝上放着一个大针线篮，她正在织袜子。
格雷是个高个子，弯腰驼背，脸色蜡黄，肩膀高耸，眉毛粗硬，几乎没有下巴。他那张脸，上一半似乎觉得是有正经事要说，但下一半像是在打发你走。他戴着一副双焦眼镜，烦躁地埋头跟手上的那份晚报较劲。我查过电话簿，他是个会计师。现在看上去也完全是一副会计师的样子，手指沾有墨水，敞开的背心口袋里甚至还插着四支铅笔。
他把我的名片仔细研读了七次，然后上下打量我，才慢吞吞地说：“你找我们有什么事，马洛先生？”
“我想了解一个叫克里斯的人。他住在阿尔莫大夫家对面。而你们的女儿曾是阿尔莫大夫太太。那天晚上就是克里斯发现你们女儿——死了。”
我故意在最后两个字眼上停顿了一下，他们俩像等待捕鸟的猎犬似的挺起身。格雷看着他妻子，她摇了摇头。
他立刻说：“我们不想再谈这件事，对我们而言，那太悲痛了。”
我等了一下，跟他们一样的神色悒郁，“我不怪你这么说，我没有勉强你们的意思。我来只是想和你们找来调查这案子的人谈谈。”
他们又互相看了看，这一次格雷太太没有摇头。
格雷问：“为什么？”
“我应该告诉你们一些我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我被雇用来做什么，但没提金斯利的名字。也告诉他们几天前在阿尔莫大夫家外面，与德加莫发生的那件事。他们听到这里再度挺起身。
格雷尖锐地问：“你是说，你既不认识阿尔莫大夫，也根本没找他，但是就因为你在他的房子外面，他就叫了警察？”
“没错。在那里至少有一个钟头。我是说，我的车子。”
“太奇怪了。”格雷说。
“依我看，他是个非常神经质的人。”我说，“德加莫问我是否是她的父母——他指的是你们的女儿——雇用了我。他似乎很缺乏安全感。你们说是不是？”
“对什么的安全感？”他说这句话时根本不看我。他再度点燃烟斗，用一支大的金属铅笔末端把烟草塞实了，并再一次将它点燃。
我耸耸肩，没回答。他瞄了我一眼，又看往别处。格雷太太并不看我，但她的鼻孔翕动着。
“他怎么知道你是？”格雷突然问。
“记下车牌号码，打电话去汽车俱乐部，查目录上的名字。我自己都是这样做的，我从窗户里看他，也大概是这么些动作。”
“所以是有警察为他工作。”格雷说。
“也不尽然。如果他们当初犯了错误，现在就不想被发现。”
“错误！”他笑得有些尖锐。
“好吧，这事说来确实让人悲痛，但有点新发现应该不是坏事。你们一直认为是他谋杀了她，对不对？所以才雇用了那个私家侦探。”
格雷太太迅速地抬头一看，又低头卷着另一双补好的袜子。
格雷默不做声。
我说：“有什么证据吗？还是只是你们不喜欢他？”
“有证据。”格雷苦涩地说，突然清了清喉咙，好像终于决定要说出来了，“一定有。他告诉我们有，但我们没拿到。证据被警方拿走了。”
“我听说他们逮捕了那个人，判了酒后驾驶。”
“没错。”
“但他从来也没告诉你们他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
“这种做法我可不欣赏。”我说，“听起来好像这人没想好，是该用这情报帮你们忙呢，还是用它去跟医生榨点油水。”
格雷又看看他妻子。她平静地说：“塔利先生倒没给我这种印象。他很安静，也不摆架子，个子小小的。但我知道，都有看不准的时候。”
“这么说他姓塔利。这正是我希望你们告诉我的一件事情。”
“还有什么？”格雷问。
“我怎样能找到塔利——还有你们心里到底在怀疑什么？一定有的，否则你们不会不清楚塔利的来历就雇用他。”
格雷拘谨地笑了一下，他伸出一根长而发黄的手指摩挲着下巴。
格雷太太说：“麻醉剂。”
“她说得没错。”格雷立刻接下去，好像那个字眼为他开了绿灯，“阿尔莫毫无疑问的是个‘麻醉剂医生’，我们的女儿跟我们明确说过，而且是当着他的面。但他对此很反感。”
“格雷先生，你说的‘麻醉剂医生’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诊疗的对象大部分是由于酗酒或由于放荡而活在精神崩溃边缘的人。他们必须经常使用镇静剂之类的药物。在这些病人的最后阶段，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医生在疗养院之外是不会对他们进行任何治疗的。但阿尔莫可不，只要有钱赚，只要病人还活着，还有起码的理智，他就会继续用药，即使他们无可救药地上了瘾，他也不在乎。这可是相当有利可图，”他严肃地说，“但依我看对医生而言这也很危险。”
“那是当然的，”我说，“但赚钱多。你认识一个叫康迪的人吗？”
“不认识，但我们知道是。弗罗伦斯怀疑他就是阿尔莫麻醉剂的供应者。”
我说：“可能。他自己应该不愿意开太多的处方吧。你们认识克里斯吗？”
“我们知道他是，但从没见过。”
“你有没有想过克里斯可能勒索过阿尔莫？”
看来对他而言这可是个新想法。他的手慢慢摸过头顶，又顺着脸滑下来，落到他瘦骨嶙峋的膝盖上。他摇摇头。
“没有，为什么要这样想？”
“他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任何塔利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克里斯也应该看得出来。”
“克里斯是那种人吗？”
“我不知道。他没有什么明显的生活来源，也没有工作。他到处鬼混，尤其是跟女人。”
“有这种可能。”格雷说，“那种事通常会被处理得很隐秘。”他苦笑，“我在工作上碰到过这些人。没抵押的贷款，长期不清的账目，看起来没有价值的投资——那些不会做这种投资的人却做了。还有一些明显应该划为呆账的项目，但从没有处理过，怕引发纳税人的信心危机。没错，这种事很简单就可以办到的。”
我看着格雷太太。她的手一直没有停过。她已经补好一打袜子了。格雷那两只瘦长脚想必很费袜子。
“那塔利怎么了？被人陷害了吗？”
“我看毫无疑问。他太太非常愤。她说他在酒吧跟一个警察喝酒，被下了药。一辆警车就在街对面等着他发动，然后马上被抓。还有，他在牢里接受的审讯是最马虎了事的。”
“那也没有太大意义。那是他被捕后告诉他太太的。他自然会对她这么说。”
“嗯，我其实不愿意把警方想得那么不诚实。”格雷说，“但有些事就是发生了，都知道。”
我说：“关于你女儿的死，如果他们犯了错，他们是不想让塔利揭发。那可能会让一些人丢饭碗。如果他们觉得他事实上是要勒索，那么在处理的时候也不会过于谨慎。塔利现在在哪里？总而言之，他是不是有很确切的线索？他是找到了呢，还是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去找、要找什么东西？塔利现在在哪儿？”
格雷道：“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被判了六个月，但早已期满了。”
“那他太太呢？”
他看着他太太，她简短地说：“在湾城，西摩街一六一八又二分之一号。欧斯塔斯和我给她送过一点钱。她的生活很困窘。”
我记下地址，往后一靠，说：“今早上有人枪杀了克里斯，在他的浴室里。”
格雷太太那双短粗的手僵在篮子边。格雷张着嘴，手上握着烟斗。似乎死者就在眼前，他小心地清了清喉咙，非常缓慢地把那黑色的老烟斗塞回他的牙齿间。
“真是没想到，”他说了一半停顿下来，吐了一口白烟，又接着说，“阿尔莫跟这事有关系吗？”
我说：“我认为和他有关。他住得那么近。警方推测是我客户的太太枪杀了他。等他们找到她，算他们办了一件漂亮的案子。但如果阿尔莫跟这有关联，你们女儿的命案必然会被旧事重提。因此我才会来了解那件事。”
格雷道：“一个人干了一宗谋杀案，再干第二宗时，犹豫程度便只有第一次的四分之一。”听起来好像他下过一番工夫研究。
“也许吧。那他第一次的动机应该是什么？”
“弗罗伦斯很任性，”他悲伤地说，“是个又任性、脾气又坏的孩子。挥霍无度，总是结交一些非常不可靠的朋友，又爱大声说话，到处说个不停，举止还很愚蠢。对阿尔莫这样的男人来说，这种妻子会相当危险。但我不相信这是主要的动机。是不是，莱蒂？”
他看着他太太，但她没看他。她将一根缝针插进一团羊毛线球，不做声。
格雷叹口气，继续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跟他诊所的护士有染，弗罗伦斯威胁说要把丑闻公开。他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是不是？一个丑闻很容易就扯出另一个。”
我说：“他是怎样谋杀的呢？”
“当然是用吗啡。他手上总是有，而且一直在用。他是用吗啡的专家。当她昏迷时，他把她放到车库，启动车子。尸体没有解剖，如果有，大家就会知道那晚他给她打了一针。”
我点点头。他舒适地往后靠，一只手又从头顶滑到脸上，慢慢落在他的膝盖上。似乎他对这一切研究得很透彻。
我看着他们。一对老夫妇安静地坐在那里，命案发生一年半了，他们的心仍然浸在仇恨的毒液里。他们会很乐于看到是阿尔莫枪杀了克里斯，一定的。那会让他们从头到脚兴奋不已。
隔了半晌，我说：“你们相信这些，是因为你们要相信。很有可能她是自杀的，而且被掩饰的部分因是要保护康迪的赌场，部分是为了避免阿尔莫在听证会上受到质询。”
“胡扯！”格雷厉声说，“就是他将她谋杀了，她当时在床上睡觉。”
“这你并不能肯定。她可能嗑药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大概药瘾越来越大，那样的话，药性并不能持续太久。她可能半夜醒来，一照镜子，看见个恶鬼指着她。这种事是有的。”
“我想你已经占用了我们太多的时间了。”格雷说。
我起身，谢过他们夫妇，向门口走了一步，又回头对他们说：“你们在塔利被捕后还做过什么吗？”
“找过一位姓里奇的地区助理检察官。”格雷咕哝着说，“但没有任何结果。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插手这件事，甚至对牵涉到麻醉剂也不感兴趣。但是康迪的场子在一个月后关了。总算是有点结果。”
“那说不定是湾城警察放的烟雾弹。如果你知道地方，也许可以在另一处找到康迪。他所有的东西都完好无损。”
我再度朝门口走去。格雷从椅子里站起来，慢慢地跟在我后面，黄黄的脸上一阵发红。
“我并非故意无礼，”他说，“我跟莱蒂不应该总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这件事。”
我说：“你们都很有耐心。还有什么人牵涉到这件事而我们没有提到？”
他摇摇头，然后又回头看他太太。她一动不动地握着绷在织补架上的一双袜子，头略微微侧向一边，好像在聆听着什么，但并不是在听我们说话。
我说：“我听到的故事是，那天晚上是阿尔莫诊所的护士把阿尔莫太太扶上床的。这护士是不是就是跟他搞在一起的那个？”
格雷太太忽然开口：“等一等。我们从没见过那女孩。但她的名字很好听。你给我一分钟让我想想。”
我们等了她一下，“好像叫米尔德里德什么的。”她说，咬着牙。
我吸了一口气，“是不是叫米尔德里德·哈维兰德，格雷太太？”
她高兴地笑了，点头，“没错，是米尔德里德·哈维兰德。你记得吗，欧斯塔斯？”
他不记得。他看着我们，就像一匹进错马厩的马。他打开门，问：“这有什么相关？”
“还有你说塔利是小个子。”我推开门，“他应该不会是个大嗓门、态度傲慢的彪形大汉吧？”
“不，”格雷太太说，“塔利先生中等身材，中等年纪，棕色头发，讲话声音很轻。他总是一副忧虑的样子，我是说，他好像总是在担心什么。”
“看起来他是有些事需要担心。”我说。
格雷伸出他多骨的手与我握了握。我感觉好像是跟毛巾架握手一样。
“如果你逮到他，”他说，嘴紧紧咬住烟斗，“把账单寄来。我是指如果你逮到姓阿尔莫的。”
我说我知道他指的是阿尔莫。但不会有账单的。
我沿着那条安静的过道走回去。那部自动电梯里铺着红色长毛地毯，里面有一种老年人的香水味，像三个寡妇在喝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