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下以风”，福凤反，注“风刺”同。刺本又作刾，七赐反。谲，古穴反，诈也。“故曰风”，福凤反，又如字。
[疏]“上以”至“曰风”。○正义曰：臣下作诗，所以谏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义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义风动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义以风喻箴刺君上。其作诗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宫商相应之文，播之於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动若风，言出而过改，犹风行而草偃，故曰“风”。上言“风，风也，教也”，向下以申风义。此云“故曰风”，向上而结彼文，使首尾相应，解尽风义。此六义之下而解名风之意，则六义皆名为风，以风是政教之初，六义风居其首，故六义总名为风，六义随事生称耳。若此辞总上六义，则有正、变，而云“主文谲谏”，唯说刺诗者，以诗之作皆为正邪防失，虽论功诵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说作诗之意耳。诗皆人臣作之以谏君，然后人君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风化下”者，以其教从君来，上下俱用，故先尊后卑。襄十六年《左传》称齐人伐鲁，求救於晋。晋人不许。穆叔见中行献子，赋《圻父》。献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赋，而晋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无罪也。献子服罪，是闻之者足以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误。定本直云“足以戒”也。○笺“风化”至“直谏”。○正义曰：风者，若风之动物，故谓之“譬喻，不斥言也”。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诗教民，播之於乐，故亦不斥言也。上言“声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诗者主意，令诗文与乐之宫商相应也。如上所说，先为诗歌，乐逐诗为曲，则是宫商之辞，学诗文而为之。此言作诗之文，主应於宫商者，初作乐者，准诗而为声，声既成形，须依声而作诗，故后之作诗者，皆主应於乐文也。谲者，权诈之名，讬之乐歌，依违而谏，亦权诈之义，故谓之谲谏。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疏]“至于”至“雅作矣”。○正义曰：《诗》之风、雅，有正有变，故又言变之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诸侯国国异政，下民家家殊俗。诗人见善则美，见恶则刺之，而变风、变雅作矣。“至于”者，从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礼义言废者，典法仍存，但废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无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国国异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礼义者，政教之本，故先礼义而后政教。定本“礼义废”，俗本有作“仪”字者，非也。此“家”谓天下民家。《孝经》云“非家至而日见之也”，亦谓天下民家，非大夫称家也。民随君上之欲，故称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谓之俗也。变风、变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治平累世，则美刺不兴。何则？未识不善则不知善为善，未见不恶则不知恶为恶。太平则无所更美，道绝则无所复讥，人情之常理也，故初变恶俗则民歌之，风、雅正经是也；始得太平则民颂之，《周颂》诸篇是也。若其王纲绝纽，礼义消亡，民皆逃死，政尽纷乱。《易》称天地闭，贤人隐。於此时也，虽有智者，无复讥剌。成王太平之后，其美不异於前，故颂声止也。陈灵公**之后，其恶不复可言，故变风息也。班固云：“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此之谓也。然则变风、变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复之，故执彼旧章，绳此新失，觊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变诗作也。以其变改正，法故谓之变焉。季札见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是由王泽未竭，民尚知礼，以礼救世，作此变诗，故变诗，王道衰乃作也。《谱》云“夷身失礼，懿始受谮”，则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变雅始於厉王，无夷、懿之雅者，盖孔子录而不得，或有而不足录也。昭十二年《左传》称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谏穆王，卫顷、齐哀之时而有变风，明时作变雅，但不录之耳。王道衰，诸侯有变风；王道盛，诸侯无正风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诸侯之力，不得有正风；王道既衰，政出诸侯，善恶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命，恶则民怨，善则民喜，故各从其国，有美剌之变风也。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苛”，本亦作“荷”，音何，苛虐也。吟，疑今反，动声曰吟。“风其上”，福凤反。
[疏]“国史”至“上”。○正义曰：上既言变诗之作，此又说作变之由。言国之史官，皆博闻强识之士，明晓於人君得失善恶之迹，礼义废则人伦乱，政教失则法令酷，国史伤此人伦之废弃，哀此刑政之苛虐，哀伤之志郁积於内，乃吟咏己之情性，以风刺其上，觊其改恶为善，所以作变诗也。国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变风、变雅之下，则兼据天子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晓得失之迹，哀伤而咏情性者，诗人也。非史官也。《民劳》、《常武》，公卿之作也。《黄鸟》、《硕人》，国人之风。然则凡是臣民，皆得风剌，不必要其国史所为。此文特言国史者，郑答张逸云：“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矇歌之。其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国史掌书，故讬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谓之为史，不必要作史官。《駉》云“史克作是颂”，史官自有作诗者矣，不尽是史官为之也。言明其好恶，令瞽矇歌之，是国史选取善者，始付乐官也。言其无作主，国史主之，嫌其作者无名，国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国史主之耳。“人伦之废”，即上“礼义废”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
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疏]“达於”至“之泽”。○正义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变诗之意。作诗者皆晓达於世事之变易，而私怀其旧时之风俗，见时世政事，变易旧章，即作诗以旧法诫之，欲使之合於礼义。故变风之诗，皆发於民情，止於礼义，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礼义也。又重说发情、止礼之意。发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礼义者，先王之泽，言俱被先王遗泽，故得皆止礼义也。展转申明作诗之意。“达於事变”者，若唐有帝尧杀礼救危之化，后世习之，失之於俭不中礼。陈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风，后世习之，失之於游荡无度。是其风俗改变，时人晓达之也。“怀其旧俗”者，若齐有太公之风，卫有康叔之化，其遗法仍在，诗人怀挟之也。诗人既见时世之事变，改旧时之俗，故依准旧法，而作诗戒之。虽俱准旧法，而诗体不同，或陈古政治，或指世淫荒。虽复属意不同，俱怀匡救之意，故各发情性，而皆止礼义也。此亦兼论变雅，独言变风者，上已变风、变雅双举其文，此从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泽”，谓先王有德泽而流及於后世，诗人得其馀化，故能怀其旧俗也。郑答张逸云：“旧俗者，若晋有尧之遗风，先王之泽，卫有康叔馀烈。”如此言，则康叔当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变雅有先王之泽，变风有先公之泽。故季札见歌《齐》，曰：“表东海者，其太公乎？”见歌小雅，曰：“犹有先王之遗民。”是其风禀先公，雅禀先王也。上举变风，下言先王，风、雅互相见也。上言国史作诗，此言民之性，明作诗皆在民意，非独国史能为，亦是互见也。作诗止於礼义，则应言皆合礼。而变风所陈，多说奸淫之状者，男**奔，伤化败俗，诗人所陈者，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若夫疾病尚轻，有可生之道，则医之治也用心锐。扁鹊之疗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将死之势，则医之治也用心缓。秦和之视平公，知其不可为也。诗人救世，亦犹是矣。典刑未亡，觊可追改，则箴规之意切，《鹤鸣》、《沔水》，殷勤而责王也。淫风大行，莫之能救，则匡谏之志微，《溱泱》、《桑中》，所以咨嗟叹息而闵世。陈、郑之俗，亡形已成，诗人度已箴规必不变改，且复赋己之志，哀叹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谓匡谏之志微。故季札见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见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诗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训，孰能若此。先亡者，见其匡谏意微，知其国将亡灭也。○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疏]“是以”至“之雅”。○正义曰：序说正、变之道，以风、雅与颂区域不同，故又辨三者体异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辞，言诗人作诗，其用心如此。一国之政事善恶，皆系属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诗者，谓之风。言道天下之政事，发见四方之风俗，如是而作诗者，谓之雅。言风、雅之别，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诸侯之政，行风化於一国，故谓之风，以其狭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谓一人言之。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齐正於天下，故谓之雅，以其广故也。风之与雅，各是一人所为，风言一国之事系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系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谓一人言天下之事。风亦一人言一国之事。序者逆顺立文，互言之耳。故《志》张逸问：“尝闻一人作诗，何谓？”答曰：“作诗者，一人而已。其取义者，一国之事。变雅则讥王政得失，闵风俗之衰，所忧者广，发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风、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则一国皆美之；一人刺，则天下皆刺之。《谷风》、《黄鸟》，妻怨其夫，未必一国之妻皆怨夫耳。《北门》、《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举其夫妇离绝，则知风俗败矣；言己独劳从事，则知政教偏矣，莫不取众之意以为己辞。一人言之，一国皆悦。假使圣哲之君，功齐区宇，设有一人，独言其恶，如弁随、务光之羞见殷汤，伯夷、叔齐之耻事周武，海内之心不同之也。无道之主，恶加万民，设有一人，独称其善，如张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与之也。必是言当举世之心，动合一国之意，然后得为风、雅，载在乐章。不然，则国史不录其文也。此言谓之风、雅，理兼正、变。天下无道，政出诸侯，而变雅亦称雅者，当作变雅之时，王政仍被邦国。《大学》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是善政、恶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厉之诗亦名为雅。及平王东迁，政遂微弱，其政才行境内，是以变为风焉。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至“雅焉”。○正义曰：上已解风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训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齐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还以齐正为名。王之齐正天下得其道，则述其美，雅之正经及宣王之美诗是也。若王之齐正天下失其理，则刺其恶，幽、厉小雅是也。诗之所陈，皆是正天下dafa，文、武用诗之道则兴，幽、厉不用诗道则废。此雅诗者，言说王政所用废兴，以其废兴，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诗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陈，有饮食宾客，赏劳群臣，燕赐以怀诸侯，征伐以强中国，乐得贤者，养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陈，受命作周，代殷继伐，荷先王之福禄，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饱德，能官用士，泽被昆虫，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诗人歌其大事，制为大体；述其小事，制为小体。体有大小，故分为二焉。风见优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见积渐之义，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异也。诗体既异，乐音亦殊。国风之音，各从水土之气，述其当国之歌而作之。雅、颂之音，则王者遍览天下之志，总合四方之风而制之，《乐记》所谓“先王制雅、颂之声以道之”，是其事也。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从旧俗。“变风”之诗，各是其国之音，季札观之，而各知其国，由其音异故也。小雅音体亦然。正经述大政为大雅，述小政为小雅，有小雅、大雅之声。王政既衰，变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小雅”，故变雅之美刺，皆由音体有小大，不复由政事之大小也。风述诸侯之政，非无小大，但化止一国，不足分别。颂则功成乃作，归美报神，皆是大事，无复别体，故不分为“二风”、“二颂”也。定本“王政所由废兴”，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误也。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疏]“颂者”至“神明者”。○正义曰：上解风、雅之名，风、雅之体，故此又解颂名、颂体。上文因变风、变雅作矣，即说风、雅之体，故言“谓之风”，“谓之雅”，以结上文。此上未有颂作之言，文无所结，故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训“颂”为“容”，解颂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颂体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当云“颂者，容也”。以雅已备文，此亦从可知，故略之也。《易》称“圣人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则形容者，谓形状容貌也。作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则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谓道教周备也，故《颂谱》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营造之功毕也。天之所营在於命圣，圣之所营在於任贤，贤之所营在於养民。民安而财丰，众和而事节，如是则司牧之功毕矣。干戈既戢，夷狄来宾，嘉瑞悉臻，远迩咸服，群生尽遂其性，万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验也。万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业也。民安业就，须告神使知，虽社稷山川四岳河海皆以民为主，欲民安乐，故作诗歌其功，遍告神明，所以报神恩也。王者政有兴废，未尝不祭群神，但政未太平，则神无恩力，故太平德洽，始报神功。颂诗直述祭祀之状，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报德可知。此解颂者，唯《周颂》耳，其商、鲁之颂则异於是矣。《商颂》虽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庙，述其生时之功，正是死后颂德，非以成功告神，其体异於《周颂》也。《鲁颂》主咏僖公功德才，如变风之美者耳，又与《商颂》异也。颂者，美诗之名，王者不陈鲁诗，鲁人不得作风，以其得用天子之礼，故借天子美诗之名，改称为颂，非《周颂》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颂名，故取备三颂耳。置之《商颂》前者，以鲁是周宗亲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
[疏]“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正义曰：“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然则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故谓之四始也。“《诗》之至”者，《诗》理至极，尽於此也。序说《诗》理既尽，故言此以终之。案《诗纬·汎历枢》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已，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与此不同者，纬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义，以《诗》文讬之。又郑作《六艺论》，引《春秋纬·演孔图》云：“《诗》含五际、六情”者，郑以《汎历枢》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其六情者，则《春秋》云“喜、怒、哀、乐、好、恶”是也。《诗》既含此五际六情，故郑於《六艺论》言之。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自，从也。从北而南，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麟音吕辛反。趾音止。驺，本亦作ＺＺ，音侧留反。召，本亦作邵，同，音上照反。后“召南”、“召公”皆同。岐音其宜反，山名，或音祇。被音皮寄反。“大王”音泰。
[疏]“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至“系之召公”。正义曰：序因《关雎》是风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广论《诗》义《诗》理既尽，然后乃说《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语；则者，则下事，因前起后之势也。然则《关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风，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圣，周公圣人，故系之周公。不直名为“周”，而连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鹊巢》、《驺虞》之德，是诸侯之风，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诸侯必贤，召公贤人，故系之召公。不复言“南”，意与《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变文耳。上亦云“《关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诸侯之风，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风，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二《南》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为《周南》，感先王之化为《召南》，不言先王之教，无以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实文王之诗，而系之二公者，《志》张逸问：“王者之风，王者当在雅，在风何？”答曰：“文王以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为风。”逸以文王称王，则诗当在雅，故问之。郑以此诗所述，述文王为诸侯时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称王者之风，於时实是诸侯，诗人不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称“王者之风”，是其风者，王业基本。此述服事殷时王业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为风”也。化霑一国谓之为风，道被四方乃名为雅，文王才得六州，未能天下统一，虽则大於诸候，正是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犹以诸侯待之，为作风诗，不作雅体。体实是风，不得谓之为雅。文王末年，身实称王，又不可以《国风》之诗系之王身。名无所系，诗不可弃，因二公为王行化，是故系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诸侯，使诸侯为之主，亦此义也。其《鹿鸣》，文王诗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不为风也。若然，作王者之风，必感圣人之化，已知文王之圣，应知终必为王。不为作雅而作风者，诗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时未称王号，或为作雅，或为作风，人志不同故也。○笺“自从”至“王季”。○正义曰：《释诂》云：“从，自也。”反覆相训，是“自”得为“从”也。文王之国在於岐周东北，近於纣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风化南行也。《汉广序》云“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是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太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谥，上至太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太王、王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