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铃声骤然响起的一刻，兆正刚好气急败坏地奔到校门口。他右手提着书包，红领巾的结头都已飞歪去了脖子的一边。大冬天，滴水成冰。呼呼的西北风中，他的鼻尖与耳根都给冻成了通红。老校工胡伯从传达室里走出来，他戴一顶泥黄色的“罗松帽”，帽沿宽厚的折叠部份全都垂放了下来，只露出两只的溜溜的眼睛，在洞开的帽面之后转动。“怎么，又迟到?”他藏在呢绒料背后的嘴发出一种模糊的音调。
兆正站在校门口，还在大口大口地喘气。他不敢正面对视蒙面露眼的胡伯，垂下了头去。他只见到那顶“罗松帽”的绒顶球在风中抖抖颤颤的，绒顶球的背后是一幅白底黑漆字的竖牌：东虹中学，在这冬晨八点的阳光里裸露着一种青白色的寒意。
他向校门口摆放着的那张值日台走去，佩带值日带的同学在台后站成了一排。这都是些高年班的学生，此刻都用一种带点了卑夷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不守纪律的低班生。兆正默默地摘下红领巾和校徽，一一交上。然后，提起书包，撒腿跑过操场，跑进了教室大楼。
他从宽大、冰冷、寂静无人的水磨石扶梯上一路奔跑上去，教室里已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朗读声，也有老师在高声发问时的音调。他在三楼拐上了另一条小扶梯，然后，在一条窄木地板叽咔作响的走廊里，他飞跑着的脚步突然一环更一环地缓慢了下来，一块写着初一(×)班的短短横牌在视野里向他逼近过来。他在灰黑色的、油腻腻的棉布大帘前收住了脚步。第一堂是地理课，那位教地理的乐老师，光秃秃的前额，白皙的面孔上架着一副没有边框的细腿金丝镜。据高班生说，乐老师以前是高年级的语文老师，后来反上了右派，下放去总务处刻蜡纸，直到最近才恢复教职，派来低年班教地理课。
兆正听见乐老师那带点儿女尖音的声调在课堂里回荡“……地中海气候是一种特殊的气候模式，温暖，潮湿，四周陆岸风景如画……”他掀开了一角门帘，那副在晨光之中闪闪发亮的金丝镜转过来望着他，望着他的那个已被解除了领巾与校徽的学生，他讲课的手势还停顿在半空，没来得及放下。在他背后，全班同学的目光都一齐“唰唰”地射向兆正。乐老师略为皱了皱眉，便用嘴角向他作出了个回座位去的示意动作。他像耗子般地低着头，迅速地从众人交错的目光之中溜过，溜回自己的座位上去。他的脸蛋热乎乎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久久，不能凝神。他只听得地理老师的女尖声还在课堂里回响：“……地中海的沿岸国家有法国、希腊、土耳其……这些国家一般都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文明发达……”半晌，他才敢偷偷地抬起眼皮来：坐在他前排位斜对面的她的半片腮颊落入了他的视线范围内；雪白之中渗透着一种隐隐约约的粉红色，一绺鬓发垂下来，绕过她的耳畔，越过她的耳垂，因此也就超越出了他的视野的疆界。
这是他在偷偷看湛玉时的习惯。那些年来，他从没敢全身的，整个儿的，那怕只是侧面或背影地望过她一眼。他总爱将自己观察她的目光严格地断分为两截：第一截是从她的眼眸之下到她的颈脖之上；第二截则是从她的小腿的下端到她摆动的双脚。如此观察角度的裁剪法既令他能在感觉上得到满足，又可以避免了万一两人目光相遇时可能产生的尴尬与慌乱。于是乎，他便对她在那个时期的辫式与发夹，鞋袜与裙边的款式和颜色的记忆特别深刻。等到他俩结成了夫妻的多少年之后，他还都能连粗带细的，绘声绘色的，且严格区分了季节与年代的一一报上。最初，这种特殊的示爱方式曾令她高兴，感动，某只遥远发夹的款式和卡普龙丝袜的图案也可以让她从自己的记忆深处钩起一连串早已模糊了的往事。但渐渐地，她变得冷淡，麻木，甚至有些不耐烦起来，到了再后来，他的这些性格的怪诞细节竟也都归纳进了她叽嘲他的庞大而丰富的理据库之中；她不直接说谁，而是瞅东打西，借题发挥。她说，不是吗?——有些人从小就有心理麻烦。看人，尤其看女人，从来便是偷偷摸摸，不敢正面瞧一眼。让他听得心里明白，但又无言以对。
其实，他只是对她才如此的。他生性**，**到常会站到他人的位置上来**自己。他的生性也很脆弱，脆弱到自己还没伤害别人时就怕别人已感到了伤害。然而，他还不致于**脆弱到对任何人都不敢正面瞧一眼。从一开始，她便是他的偶像；他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在暗恋她——这种中学生萌生的爱情，在那个时代是犯大忌的——但他只敢用这种摄影上的取景法来观察她，来观察他的一个美的偶像。他觉得，这里还包含有一种对美不敢也不愿用俗化了的目光去亵渎的意思。再说，这也是一门艺术，他后来将此法用于他小说和诗歌素材的剪裁上，果然也很有效。再后来他疯狂地沉缅在了文学创作中，就像当年他疯狂地迷恋她一样。她冷冷地对他说过不至一次了：难道，这也不算是另一种恋情别移?他想，她的话说得多少也是有点道理的，当然，那些都是后话了。
第一眼见到湛玉是在小学升入初中的第一天的新生会上。那时他只有十四岁，还是情恋观混沌未开的大男孩，只是经常在为自己喉音与体毛的悄悄变化而暗暗羞涩和担忧。于是，他便突然见到了她。她比他可要成熟多了，少女的花骨朵儿开始绽放出了一个含苞待放的形态来了。就从这一刻开始，他便整个儿被摄魂了过去。他时时刻刻留意着她每一个举动的每一个细节，尽管她毫无察觉。她怎么会察觉呢?他望她的目光是经过精确剪裁的；而他接触她的气息是当她在某处呆了一会儿离去之后的很久，他才替自己找一个藉口去到那里，然后再张开肺叶来尽情呼吸。至于触感，那就只能全部依赖幻想了——他从小便有一种特殊的幻想天份，裙边的飘动，发梢的掠过，甚至当她那双黑布面的方口鞋在操场上奔跑而过后，那些泥尘纷纷落地时的质感与慢动作的呈现他都能幻想得异常真切，真切得就像这些泥尘是直接飘落到他脸上来一般。但他的幻想仅限于此，领口之里裙边之上，他那即使是再蓬勃的想像力也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然而，即使如此，他都已经有了一种强烈的犯罪感，在那一个时代，每个人都用不着别人来向你指出，便能够自然而然地生长出一种悟力来，它能让你知道罪恶究竟藏在何处?
许多年后，正是凭了这份禀异的幻想力，兆正才成为了一个才华出众的作家。
而多少年后，当他将真相毫不保留地向湛玉全盘坦露时，湛玉告诉他说，当时，她的确对此
毫无察觉，不过她是一直**到有人在暗中留意她的——当然，她是指留意她的远远不止他一个——女人的身后都是长有眼睛的，她嘻嘻地笑着说，这，就叫女人!
那时，他俩的感情十分融洽。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不管工作再忙，家务再多，他们也会不顾一切地放下一切，去淮海路找一家咖啡馆过上几个钟头两人世界的生活。那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事了。那时上海的咖啡馆还不普遍，店内的装饰也都是模仿三十年代式的那种深棕色格调的。幽暗的壁灯在店堂的墙上开放出一种遥远了时空的记忆来。他俩通常会拣一张角落或窗边的座位对坐下来，避开那些吞云吐雾的生意人的喧哗与粗鲁。老实讲，直到那时他还摆脱不了那种有点像是在梦境中的感觉：她怎么真会成了我的妻子的呢?他想。他俩说着笑着，用眼光调着情。那时，兆正正在写他的第一部长篇，他经常是携带着稿件去咖啡馆的，激动时，他会轻轻念出一段来给她听，让她听得既入神又惊喜!而湛玉本人也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这是一份既合拍她的兴趣又使普通人羡慕不已的体面职业。每天，她投入地工作，审阅着一篇又一篇美妙的稿件，领略着改革开放后涌现的各种文体与流派的风采。她兴奋，她骄傲，她满足，她的前程充满了金色的诱惑——再说，哪一个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事不知道，这个以美貌和聪明出众的女编辑还嫁了个颇有文学前途的作家?尽管从那时候开始，她就不太愿意在此事上与人共进话题。
那时，他俩正值三十多岁，精力和经验的座标恰好在蓬勃与成熟的颠峰位上相交。一段绵绵的两人话题之后，他们便顶着夜空和星光回家去，回到他俩早期的那层二室户的旧式工房的家中去。夜凉如水，她紧紧地挽实了他的手臂，取暖。回想起文革与下乡的那段艰苦岁月，现在的日子简直就像是跨进了一座自由天堂一般地忘忧。
他们将钥匙塞入锁孔，悄悄地开了门，又悄悄地关上门。他们俩，一人拎着一对鞋，打赤脚一贼步一贼步地从走廊里经过，怕吵醒了早已由安徽小保姆带睡了的三岁的女儿。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房里，房间里气氛温馨，灯光柔和，陈设有一套亚光柚木贴面的六件头卧房家俱。而他与她的那张在无锡鼋头渚蜜月旅行时拍摄的“包孕吴越”的放大彩照就挂在床头那一边的墙上。
只剩下他们俩人了。他们满怀深情地互相望着对方，目光流溢出欲望。他一把将她抱起来，放到了床上；她咯咯咯朗声地笑着，推就着的就与他扭作了一团。他俩火热地作爱，在每个星期六的夜里，几乎都要持续一两个钟才肯罢休。反正明天不用上班，对了，不用上班!他们互相安慰互相激励着对方，体味着每一个动作的必要以及奢侈，他们笑得更欢乐更放肆了。
对于那段日子的记忆，兆正感觉朦朦胧胧的。距离他在亮灯时分离家，然后向着淮海路方向一路走去的那个黄昏，差不多有十五、六年的光景了吧?那时的他们俩没太大的名，没太高的社会位置，更没太多的钱，但他俩却爱得幸福，爱得陶醉、爱得肉体与心灵都能得到极大的抚慰和享受。而且，也爱得彼此之间从没计较过任何得失。
他来到了横街和淮海路的接叉口上，驻足、停望，考虑着，该转往哪个方向走一程才最合符他现一刻的心情状态，他决定向西转。
兆正出生在上海东区的一条偏穷的街上。他的父母都在小学里教书，那是在解放初期的事了，政府的统配职业，一干也就干了一世。只是父亲早年因肺病而辍职，在他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中，家里的开支常年都是靠母亲那五十来块的工资苦撑着的。永远的生活流程都是：月底靠借措渡日，月初拿到了薪水，一还债倒已去了大半截。剩下的几张薄薄的票子还要对付大半个月的生活。尤其是那几个大饥荒的年头，又适逢他生长发育的生理期。缺乏油水的胃肠好像永远都填不饱似的。清瘦体弱的父亲只能在三更的天色就拎一只小菜篮上菜场去，与人推呀挤呀的，无非就是希望能为他多准备些价廉而又不凭证的主食和副食品。但尽管经济紧绌，他出门，不论是上学还是上街，都还像个样，像个从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孩子的样。衫裤再旧再打补丁，总还是洗折得干净且有缝道的：这是他父亲再穷也要坚守的持家的宗旨。有一次，父亲带上他搭车去上海西区的一家亲戚家串门，他便一下子，就像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般地愕然了。下了电车，父亲带他在街上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都有点儿晕晕乎乎的，像是犯了病。那时他还很幼小，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区的一条什么街：尖顶的洋房，大铁门，红砖围墙或是柏油油黑了的篱笆后面婆婆娑娑地长满了高大的树木。街上的行人很稀少，只有梧桐叶投下了满街满道的斑影。他问父亲：这里是哪里呀?父亲漫不经心地答道：这都是那些有钱人住的地方。有钱人住的地方?自此之后，一个暗暗的，然而却是坚定的决心便与他渐渐成熟的心智同步成形了：长大后，他也一定要搬来这里住。后来，他搬了家，搬离了东区，搬离了那条穷脏之街。这是他刚结婚不久后的事，这间二室户，是湛玉工作的单位分配给编辑这一级职称人员的住房，虽算不上怎么样，但在黄浦与静安的交界处，朝上海的西区，他已跨出了一大步。第二次搬家是在十年前，他们搬到了这条位于淮海路和复兴路之间的横街上。他不知道，这里是否就在当年父亲带他去的那里的附近?六层高老公寓的四楼的某个单元，四室一厅双厕连一个十分宽畅、明亮的大厨房。阳台是朝南的，连接着客厅与主卧房，站在弯圆型的阳台上能俯瞰到复兴中路上一片郁郁葱葱洋房区的花园以及梧桐人行道——这是作家协会分配给他的一套住房。
应该说，他已搬到了上海西区的中心段来了，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但又怎么样?他不见得因此而更快乐些。但此一刻，当他在淮海路口站住，犹豫不定转向的时候，那些童年时代的穷的恐惧贫的不幸，那些寒酸所带给他的心理创伤又突然从他记忆的底层苏醒过来，向他提供了一个一闪而过的坚定念头：向西——一直，向西!
淮海路上西转后的第一爿门面是一家台商开设的婚纱店。从光线亮丽的落地大玻璃望进去，有好几对新人正在店堂里站着，坐着或走动着。新娘们一律有一截惹人遐想的鹅白色的玉颈，而新郎们则个个英姿勃勃，每一块西装领带的年青胸膛上都有一股那截橱窗模特的英武气势。兆正站在门外的橱窗边，晚风吹来，他感到有一股沁骨的凉意了。他抬头望去，天空已泛成了一片暗蓝色，淮海路上人熙人攘，推推蹭蹭，华灯已经全部开放。他有点迷惘起来，在这夜色和晚风里，他更感到有一种腰酸气虚的眩晕，这一两年来，他常有这种感觉。他下意识地跨进了一家与婚纱店毗邻的中成药店里去，他的目光朝着一幅兰州某中药厂出品的“六味地黄丸”的广告牌凝视。他想：只有光阴才是最真实的，光阴给予了你一切，旋即，光阴又会带走一切。什么回春丸，什么长生不老丹，尽他妈的胡扯，连皇帝老子都寻觅不到的东西，还轮到你?他将略微带一丝冷笑与自嘲的脸转回来时，发现有一个站在柜台后的女售货员正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她问，这不是某大作家吗?我在书页的封面上见到过您的照片!她，像个刚从中学堂里毕业出来不久的小知识份子，瘦小苍白，一副黑金属丝窄框架的眼镜之下散布有几粒淡淡的雀斑，此刻都因为羞怯和兴奋而染上了一片晕红。兆正不置可否地唔了声，眼睛也不望一望人家；心头却不由得升起了一缕暗暗的欣喜——但随即，他就将它狠狠地掐灭了，他带点儿慌乱地逃离中药店就如逃离一个是非之地。只有他才了解他自己：他一直有一种强烈得无法排遣的自卑感，他感觉自己是个从某类生活沙场上撤退下来的败北者。
兆正觉得自己的心又在隐隐作痛了。他知道这痛源自于心的某个很深的角落。在那里，他始终朦朦胧胧地保存着一幅记忆场景：一个涂着金辉的黄昏，有街景，有树叶，有下垂的窗帘，还有润润湿湿的气息和那种薰薰然然的初夏的风。
不错，这种气候、气温以及气氛是很适合人们去干某件事的。只是这种事已不属于他，他似乎愈来愈远离人的某种功能而去。而这又是一种一旦失去便可能永远也别想再找回的功能；现在，他只能用一种很理智的，中性的、带点距离感的记忆来判断说：这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平等的享受权，无论富贵显赫卑微穷困，没有了它，人生的那盏灯便不再会有炯炯生辉的一刻。但他，却失去了。
这是兆正此刻的心情，也是他心作痛的第一层含意。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些其他的什么。因为说到底，他从来也没有真正确定那个幻影一般的黄昏是否真在他的生命中出现过?假如有一天，有人对他说，这只不过是你的一个幻觉罢了，他想，他会马上相信——他也愿意马上相信。还有那三个虚拟的人物，衬托在这片夕辉闪闪的金色背景上，其真实性仿佛也都成疑。他竭力地辨认着：一个是湛玉(因为从逻辑的推断上说来应该是她)；一个是他自己(因为除了他，不可能再有第二个)；还有一个，则无论他如何努力，他都无法看清楚那个人的面容以及五官，但兆正想：这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