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说。“我上去看看仓房。”我在底层的牛栏里找到了一道往上走的石梯。在下雨天，牛栏带着干燥而好闻的气息。牲口都没有了，大概主人走时赶走了。仓房里装着半屋干草。屋顶上有两个窗子，一个上面钉着木板，另一个是狭窄的老虎窗，朝北面开的。仓房里有一道斜槽，以便叉起干草从这儿滑下去喂牲口。地板上通楼下的方孔上架有横梁，运草车开进楼下，就可以把干草叉起送到楼上。我听见屋顶上的雨声，闻到干草的气息，当我下楼时，还闻到牛栏里纯净的干牛粪味。我们可以把南面的窗子撬开一条木板，张望院落里的动静。另外一道窗朝着往北的田野。我们要逃的话，两个窗子都通屋顶，倘若楼梯不能派用场，还可以利用那喂牲口的斜槽滑下去。这个仓房很宽大，一听见有人声，就可以躲在干草堆里。这地方似乎挺不错。我相信，要是方才人家不对我们开枪的话，我们一定已经平平安安到南边了。南边有德国军队是不可能的。他们从北边开过来，从西维特尔赶公路而来。他们不可能从南边绕过来。意军更为危险。他们惊慌失措了，看见任何东西就胡乱开枪。昨天夜里我们撤退时，听见有人说有许多德国兵穿上了意军军装，混在从北方撤退的队伍中。我不相信。战争中这种谣言有的是。打仗时敌人是常常会这样对付你的。你没听说过我们也有人穿上德军军服去跟他们捣蛋的。这种事也许有人做，不过似乎很困难。我不相信德国人会这么做。我不相信他们非这么做不可。我们的撤退根本用不到人家来捣乱。军队这么庞大，路又这么少，撤退必然混乱。根本没人下令指挥，不要说什么德国人。不过，他们还会把我们当作德军而开枪。他们把艾莫打死啦。干草味很香，我躺在仓房里的干草堆上，好像是退回到了年轻的时代。年轻时我们躺在干草堆里聊天，用气枪打歇在仓房的高高的山墙上的麻雀。那座仓房现在已拆掉了，有一年他们把铁杉树林砍了，从前有树林的地方只剩下一些残桩、干巴巴的树梢、枝条和火后的杂草。你往后退是不行的。要是你不往前走，又怎么样呢？你再也不能回到米兰。要是你回到了米兰，又怎么样呢？我听着北方乌迪内那方向的枪声。我只听见机枪声。没有炮声。这才叫人稍为心安。公路边一定还布置着一些军队。我朝下望去，借着这干草仓房内的暗光，看见皮安尼站在下边卸草的地板上。他拿着一根长香肠，一壶什么东西，胁下还挟着两瓶酒。
“上来吧，”我说。“梯子就在那儿。”话出了口我才发觉，我该下去帮他拿东西。我刚才在干草上躺了一会，弄得头脑胡里胡涂。我刚才几乎睡着了。
“博内罗呢？”我问。
“我就告诉你，”皮安尼说。我们走上梯子。我们把食物放在楼上的干草堆上。皮安尼拿出他的刀子，上边带有拔瓶塞的钻子，他用那钻子去开酒瓶。
“瓶口上用蜡封着，”他说。“一定是好酒。”他笑笑。
“博内罗呢？”
皮安尼望着我。
“他走了，中尉，”他说。“他情愿当俘虏去。”
我一声不响。
“他怕我们都会被打死。”
我抓住那酒瓶，一句话也不说。
“你看，我们对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信心，中尉。”
“那么你为什么不也走呢？”我说。
“我不愿意离开你。”
“他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中尉。他溜走了。”
“好吧，”我说。“你切香肠好不好？”
皮安尼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看着我。
“我们谈话时我就切好了，”他说。我们坐在干草上吃香肠，喝酒。那酒一定是人家藏起预备举行婚礼用的。年代这么长久，有点褪色了。“你守着这个窗子望出去，路易吉，”我说。“我过去守那道窗口。”我们每人各自喝一瓶酒，我就拿了我那一瓶走过去，平躺在干草上，由那窄窄的小窗口望着湿淋淋的乡野。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我只看到一片片农田、赤裸的桑树和落着的雨。我喝喝酒，但是酒并不叫我愉快。因为年代太久了，变了质，失去了味道和色泽。我看着外面天黑下来；黑暗来得很快。今天夜里一定是个漆黑的雨夜。天一黑就不必守望了，我于是就到皮安尼那边去。他睡着了，我没叫醒他，只在他旁边坐了一会。他是个大个子，一睡着就不容易醒。过了一会儿，我叫醒他，我们就上路了。那是个奇异的夜晚。我不知道我期望碰到什么，或许是死亡，或许是在黑暗中打枪并奔跑，但是想不到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先是趴在公路边的水沟后面，等着一营德国兵开过，等他们走过后，我们才越过公路，一直朝北走。我们有两次贴近德国部队，但是他们并没有看见我们。我们绕着城的北面走过乌迪内，一个意大利人也没碰见，过了一会儿便走进大撤退的基本行列，整夜往塔利亚门托河赶去。我真想不到撤退的规模这么宏大。不但是军队，整个国家都在撤退。我们整夜赶着路，走得比车辆还要快。我的腿发痛，人又疲乏，但是我们还是走得很快。博内罗情愿去当俘虏，真太傻了。其实一点危险都没有。我们穿越两国大军，完全没发生意外。艾莫要是没给打死，我们不会感觉有任何危险。我们沿着铁路大大方方地走，没人来麻烦我们。艾莫的被杀是太突兀而太没理由了。不晓得博内罗正在什么地方。
“你觉得怎么样，中尉？”皮安尼问。路上车辆和军队很拥挤，我们在路的旁边走着。
“我好。”
“我走得发腻了。”
“嗯，我们现在只要走就行了。用不到再操心。”
“博内罗是个傻瓜。”
“他真是傻瓜。”
“他的事你怎么处理呢，中尉？”
“我还不知道。”
“你可以不可以就报告说他被俘虏了？”
“我不知道。”
“你看，要是战争继续下去，上面会给他家属找大麻烦的。”“战争不会继续下去的，”一个士兵说。“我们正在回家。战争结束了。”“人人都在回家。”
“我们都在回家。”
“快走，中尉，”皮安尼说。他想越过那些士兵。
“中尉？哪一个是中尉？打倒军官！”
皮安尼搀住我的胳臂。“我还是叫你名字吧，”他说。“他们或许会来寻事。他们已经枪杀了一些军官。”我们赶了几步，赶过了那些部队。“我不会打一份报告叫他家属吃苦头的。”我继续我们的谈话。“要是战争真结束了，那就没有关系了，”皮安尼说。“但是我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真这样就太好啦。”“我们不久就会知道的，”我说。
“我不相信战争结束。他们都这样想，我可不相信。”
“Viva la Pace！ ”一个士兵叫喊起来。“我们回家去啦。”“倘若我们大家都回家，那太好了，”皮安尼说。“你岂不想回家吗？”“想的。”
“我们回不了。依我看，战争还没有结束。”
“Andimo a casa！ ”一个士兵喊道。“他们丢掉了步枪，”皮安尼说。“他们在走的时候把枪摘下，丢掉了。然后就喊口号。”
“他们不应该丢掉步枪。”
“他们以为只要把枪丢掉，人家就没法再叫他们打仗了。”在黑暗中和雨中，我们沿着路边赶路，我看见许多士兵还挂着步枪。枪在披肩上边撅出来。
“你们是哪一个旅的？”一个军官叫道。
“和平旅，”有人喊道。军官一声不响。
“他说什么？军官说什么？”
“打倒军官。和平万岁！”
“快走吧，”皮安尼说。我们经过两部英国救护车，它们给丢在一大批遗弃的车辆间。
“是哥里察开来的车子，”皮安尼说。“车子我认得。”
“人家倒比我们走得远一些。”
“人家比我们早开车啊。”
“司机们不晓得哪儿去啦？”
“大概就在前头吧。”
“德国军队在乌迪内城外停下了，”我说。“这些人都可以渡河了。”
“是的，”皮安尼说。“我说战争还要打下去，就是这个缘故。”“德国军队本可以追上来，”我说。“不晓得为什么不追上来。”“我也不知道。这种战争我什么都不懂。”
“依我看，他们得等待他们的运输供应吧。”“我不知道，”皮安尼说。他独自一个人，态度就和气得多。和其他司机在一起时，他讲起话来很粗鲁。
“你结了婚没有，路易吉？”
“你知道我是结了婚的。”
“你不想当俘虏就是为了这个吗？”
“这是其中的一个理由。你结了婚没有，中尉？”
“没有。”
“博内罗也没结婚。”
“你设法凭一个人结婚不结婚来说明什么问题。不过，我想结了婚的人总想回去找他妻子的吧，”我说。我很想谈谈关于妻子的事。“是的。”
“你的脚怎么样？”
“着实疼。”
天亮前，我们赶到了塔利亚门托河的河岸边，便沿着涨满水的河走，走近一条所有的人马要过的桥。
“这条河总该守得住吧，”皮安尼说。在黑暗中，水好像涨得很高。河水打着漩涡，河面宽阔。那座木桥约莫有四分之三英里长，河水通常很浅，只是离桥面很远处的宽阔的石床上的一股窄窄的水道，现在可高涨到紧挨着桥板了。我们沿着河岸走，然后挤进了渡桥的人群。我紧紧地夹在人群中慢慢地过桥，上面是雨，下边隔着几尺便是河水，我的前头是一部炮车上的弹药箱，我从桥边探头望望河水。现在我们没法按照我们的速度赶路，反而觉得非常疲乏。过桥一点儿也不叫人兴奋愉快。我只是想，要是在白天，飞机来丢炸弹，那才不晓得是个什么光景呢。
“皮安尼，”我说。
“我在这儿，中尉。”他给挤在前面一点的人群里。没人说话。大家只希望快点过桥，心里就是这么个念头。我们快过去了。木桥的那一头，两边站有一些军官和宪兵，打着手电筒。我看见他们被地平线衬托出的身影。我们走近他们时，我看见有个军官用手指指队伍中的一个人。一名宪兵走进行列，抓住那人的胳膊，拖了出去。宪兵强迫他离开大路。我们快走到军官们的正对面了。他们正仔细察看着行列中的每一个人，有时交谈一声，跨前几步，打手电筒照照一个人的脸。我们刚要走到正对面时，他们又抓去了一个人。我看见那人。是个中校。人家用手电筒照他时，我看见他袖管上有两颗星。他头发灰白，长得又矮又胖。宪兵把他拖到那一排检查行人的军官后面。当我走到那一排军官跟前时，我看到有一两个军官正盯着我。其中有一位指指我，对宪兵说了一声。我看见那宪兵跑过来，挤过队伍的边沿来找我，接着我感到被他抓住了我的衣领。
“你怎么啦？”我说。一拳打到他脸上去。我看见那帽子底下的脸，上翘的小胡子，血从他面颊上淌下来。又有一个宪兵朝我们俩冲过来。“你怎么啦？”我说。他不回答。他正在寻找机会揪住我。我伸手到背后去解手枪。
“你难道不懂不能碰军官的规矩吗？”
另一个从我身后抓住我，把我的手臂朝上扭，扭得几乎脱了臼。我跟他一起转过身，第一个宪兵狠狠抓住了我的脖子。我踢他的胫骨，用我的左膝撞他的胯部。
“他再抵抗就开枪，”我听见有人在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声嚷，但是我的声音并不响亮。他们现在已把我拖到路边来了。
“他再抵抗就开枪，”一个军官说。“押他到后边去。”
“你们是什么人？”
“等一会你就知道。”
“你们是什么人？”
“战场宪兵，”另外一位军官说。
“方才你们为什么不叫我走出来，倒派一架这样的飞机来抓我？”他们不回答。他们可以不理睬。人家是战场宪兵哩。
“押他到后面那些人那儿去，”第一个军官说。“你看。他讲意大利话，口音不准。”
“你还不是同样口音不准，你这狗崽子，”我说。
“押他到后面那些人那儿去，”第一个军官说。他们押着我绕到这排军官的后边，走往公路下边临河的田野，那儿有一堆人。我们朝那堆人走去时，有人开了几枪。我看见步枪射击的闪光，然后是啪啪的枪声。我们走到那堆人旁边。那边站有四名军官，他们面前站着一个人，一边一个宪兵守着。有一小组人由宪兵看守着。审问者的旁边站着四名宪兵，人人挂着卡宾枪。这些宪兵都是那种戴宽边帽的家伙。押我去的那两个把我推进这等待审问的人群中。我看看那个正在受审问的人。他就是方才从撤退行列中给拖出来的那个灰头发的中校，胖胖的小个子。审问者冷静能干，威风凛凛，操人家生死大权的意大利人大致是这个模样，因为他们光枪毙人家，没有人家枪毙他们的危险。
“你属于哪一旅的？”
他告诉了他们。
“哪一团？”
他又说了。
“为什么不跟你那一团人在一起？”
他把原因说了出来。
“你不知道军官必须和他的部队在一起的规矩吗？”
他知道的。
问话到此为止。另外一个军官开口了。
“就是你们这种人，放野蛮人进来糟蹋祖国神圣的国土。”“对不起，我不懂你的话，”中校说。
“就是因为有像你这样的叛逆行为，我们才丧失了胜利的果实。”“你们经历过撤退没有？”中校问。
“意大利永远不撤退。”
我们站在雨中，听着这番话。我们正面对着那些军官，犯人站在他们跟前，稍为靠近我们这边一点。
“要枪毙我的话，”中校说，“就请便吧，不必多问。这种问法是愚蠢的。”他划了一个十字。那些军官会商了一下。其中一个在一本拍纸簿上写了些什么。
“擅离部队，明令枪决，”他宣读。
两个宪兵押着中校到河岸边去。中校在雨中走着，是个没戴军帽的老头儿，一边一个宪兵。我没看他们枪毙他，但是我听见了枪声。现在他们在审问另外一个人了。也是一个与他原来的部队失散了的军官。他们不让他分辩。他们从拍纸簿上宣读判决词时，他哭了，他们把他带到河边去时，他一路大哭大喊，而当人家枪决他时，另外一个人又在受审问了。军官们的工作法是这样的：第一个问过话的人在执行枪决时，他们正一心一意审问着第二个人。这样做表示异常忙碌，顾不到旁的事。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是等待人家来审问呢，还是趁早拔脚逃走。我显然是个披着意军军装的德国人。我看得出他们脑子里是怎样想的；不过还要先假定他们是有脑子，并且这脑子是管用的。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正在拯救祖国。第二军正在塔利亚门托河后边整编补充。他们在处决凡是跟原来部队离散了的少校和校以上的军官。此外，他们对于披着意军制服的德国煽动者，也是从速就地枪决了事。他们都戴着钢盔。我们这边只有两人戴钢盔。有些宪兵也戴钢盔。其余的都戴着宽边帽子。我们叫这种帽子为飞机。我们站在雨中，一次提一人出去受审并枪决。到这时，凡是他们问过话的都被枪决了。审问者们本身全没危险，所以处理起生死问题来利索超脱，坚持严峻的军法。他们现在在审问一个在前线带一团兵的上校。他们又从撤退行列中抓来了三个军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