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何昌明
入监原由：贪污罪、挪用公款罪
刑 期：无期徒刑
好多年来，凡是监狱内举办和开展涉及到犯人参与的一些教育和文娱活动，都能见到一位削着光头，穿着铁窗衫的罪犯。他脖子上挂着一只数码照相机，跑上跑下，穿梭其中，捕捉精彩的瞬间。
对于何昌明的“自由”，许多犯人都看不懂。平时，他们改造中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严格按规定执行，都必须在队长的眼皮底下进行。可是他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活动空间，居然还能玩弄起照相机？
他，肉里眼，糯米鼻子，翘嘴巴，合理的镶嵌进圆脸中。老人会说这是一张有福相的脸，可是，他反诘说，也许福气都流失了。
至于何昌明能在监狱内被破例容许使用照相机，是由于他一次具有偶然性的出色表现。
石志坚：我们就从你为什么有机会使用照相机说起吧。（提示对方坐姿不要太严谨）
何昌明：（挪动一下身子，微笑）这要从我的劳役岗位谈起，那年2月份，我从手工劳动的岗位调入监狱报小组。经过一个阶段的强化学习和培训，半年后，队长就让我负责报纸的第一版。
第一版，一般都是新闻版，要求作者有捕捉信息的能力，而且写作速度要快。我就不管大会议小活动，只要事先得到信息，都乐于跑动采写。当时条件没有这么好，只是坐在底下做笔记，带照相机参加新闻采编，也只是近几年的事，完全是一次机会或者说是一次偶然。
石志坚：偶然到什么程度？说出来听听。（善意的笑笑）
何昌明：2003年春天，正是“非典”肆虐的时候，上海有一家媒体来监狱拍一部大墙内犯人防非典的专题片，这时，教育科的谢队长正拿了一架照相机拍活动现场，拍了几张发觉卡住了，他见我在一旁采写，就叫我帮忙。
说老实话，数码相机我没有碰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入监时，数码相机在市场上还没见过），但我过去玩弄过傻瓜机，就凭着操作傻瓜机的经验，加上懂几个英文字母的优势，七弄八弄照相机居然被我弄好了。
谢队长用赞扬的口气讲：“你有点小聪明。”正巧，这时有人叫谢队长到办公室接电话，他刚想走又觉得手中拿着照相机不方便，就看看我。在他犹豫之间，我就讲：“谢队长，我帮你保管一下吧。”一开始，我手上拿着照相机并没想到去拍照，可是专题片拍摄的排演开始后，谢队长还是没有回来，我很着急，恐怕错过这难得的场景，拿照相机的手都捏出了汗。这时，不远处有个队长朝我喊道：“还呆着干什么？你不拍，这样的场面不就一闪而过了？”我被队长一提醒，立刻从迟钝中反应过来，忙打开相机，挑选角度，抓拍了几张。
当时场面很感人，监狱长、队长们和犯人手拉着手，在大墙内同唱一首歌《守望相助，共拒非典》。其实当时很需要这种鼓舞人心的场景，因为“非典”期间，社会与监狱隔离，监区与监区也被封闭，缺少信息传递，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这时能留下照片资料是十分难得的。
石志坚：是不是你这次具有偶然性的出色表现，很快被破例容许在大墙内使用照相机？
何昌明：（点头又像在摇头）这有一个过程，毕竟犯人在大墙内拿照相机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需要监狱领导打破传统观念或有新的认识。没想到，事后我拍的几张照片被监狱长看到了，就问这些是谁拍的？队长回答，是个监狱报的犯人拍的。
当时我在不远的地方，隐约听到他们在讲这件事，我怕监狱长会批评谢队长，这么随意地把照相机交给凡人，没想到监狱长一字不提犯人为什么能自作主张拍照片，反而赞扬这些照片拍得很好。随后对教育科的队长说，今后可以尝试一下，大墙内的教育活动让犯人自己去拍，可能感情更真实，场面更感人。我在旁边听着，心情真是激动透了。事后我也听到教育科的队长讲，他们原先也有这种请犯人自拍新闻照的想法，就是一直想找个契机，来说服监狱长。
石志坚：没想到，监狱长与队长一拍即合，一下子就把复杂的事情迎刃而解了。
何昌明：是的，我原本以为犯人在监狱内想使用照相机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两个月后，监狱报就很快配上了一架数码相机，我因为有过一次出色的表现，可能加上我又是负责新闻版报道的记者和编辑，教育科和监狱报的主管翟队长就把照相机交给我使用，凡是今后监狱内需要宣传报道的活动，都有我来拍照。
原来我是搞文字的，现在又加上一个拍照的任务，不免辛苦了一些，要求高了一些，但我很乐意，毕竟我是一名囚犯，能在大墙内各类活动中，上上下下跑动，被人羡慕，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荣耀。
石志坚：我事先听报纸主管翟队长说，你是至今调到监狱报来的犯人中，进入角色和写作水平提高最快的一个。
何昌明：（调整了一下身子，用手摸了摸光头）我也有一段思想转变的过程，是同学的一封信，无意之中增添了我写作的热情。
石志坚：从何说起呢？
何昌明：调入监狱报前，我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感到在重刑犯监区内整天参加一些机械的手工劳动，觉得单调和枯燥，长久下去，心也会变得麻木。于是想换一个环境，也没有想好换个什么环境。可是到了监狱报，环境比原来宽松了许多，也有不少事情可做，但我也只是把办报视作为自己的一份劳役，当作新的地方来重新消磨改造时光。
石志坚：其实，刚开始你并没有对采写抱有很大兴趣，可能对监狱内办改造小报的性质还不够了解。
何昌明：真是像您说的那样。刚到监狱报时，翟队长就对我第一篇稿子提出不少批评和意见，还逐字逐句地给我分析。当时我就想，队长有必要这样斤斤计较吗？这张报纸又不是面向社会的大报，是监狱内的小报，是给犯人看的，何必这么认真？只要语句通顺，没有明显的错别字就可以了，谁看报纸一个字一个字数的。我当时在监内拿到报纸也只是大概看个内容，随后就丢到一边了。因此对翟队长的“小题大做”有些反感。后来通过一件事情让我对写文章有了重新认识。
石志坚：是什么事呢？
何昌明：有一次，狱内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大讨论，我起先写了一篇稿子，罗例了犯人改造中的种种浪费行为和现象，洋洋洒洒一大篇。稿子送到翟队长手中，他看了标题只问了我一句话：“你写这篇稿子用意是什么？”我被翟队长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给问闷了，这是我花了不少时间，动用了各监区通讯员一起汇总成的文章，可到了翟队长处却被一下子“枪毙”了。翟队长又给了我一句话：“我们大墙内反对铺张浪费，不仅要有事例，关键要找到犯人浪费的特殊原因，再讲道理。”我眼巴巴地看着翟队长，心想，新闻写作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但正是通过写这篇稿子，让我打开了新闻写作的一扇窗，懂得了写好一篇稿子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寻找突破口，要有想法。
石志坚：你对监狱内写稿和办报就此有了新的认识？
何昌明：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天，我的中学同学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每次同学之间聚会都会谈论一件事，那就是我。谈的最多的不是我吃官司，而是谈我的文笔比过去长进了许多。有一个同学，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留校做教师，他拿了我的信在课堂上读给他的学生听，他问学生们现在还有谁能写成这样的信？写人、写事、写观点，还讲究修饰文采。看了同学信中的褒奖，我真有点脸红和惭愧。
石志坚：看来一次生活环境的变化和人生经历的磨砺，对人、甚至人性，都会起到意想不到地转变。可是，人有时十分幼稚和可悲，为什么非要采取这种失去自由的方式来获得收益呢？
何昌明：（皱起双眉，神色有点严谨）我有时也会静下心来思考这类问题，何必呢，一定要把自己碰撞得头破血流，才从中得出教训。现在我感到生活中的许多事，需要你去重新适应，去重新思考。
那年春天，监狱召开的听证会使我对教育改造又产生了新的认识，也促使我比较真心实意地去参与监狱每一次教育中的创新活动。当时教育科的李科长对我讲：“你是写新闻的，经常和许多犯人亲密接触，也一定会听到许多犯人私下的议论，是不是可以收集一下，我们准备搞个听证会，听听犯人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当时，我有些疑虑，反过来又觉得很新鲜。从常规讲，犯人当面的话，队长一般不愿意听，往往犯人背后的话，队长会当件事情来重视，当作一种现象来抓。可是，这次监狱讲要换一种思路和方法，广开犯人的讲话渠道，对我触动很大。我以往对事关自己改造切身利益的事想得很少，有种“听天由命”的念头，但是现在监狱居然要听我们犯人的心里话，而且，要摆在听证会上郑重其事的听，我倒还是第一次遇到。
石志坚：监狱内的新鲜事都让你碰到了。（抿嘴微笑）
何昌明：听证会那天，分管监狱长、刑务处各科的科长都坐在前排，特意选了一个嗓音好的队长做主持人，各监区的犯人代表坐在下边，作为旁听人。
听证会开始了，原来确定的犯人一个个上台发表提案，坐在前排的各方面领导针对涉及所属部门的事情一一作了答复，暂时无法解答的，也给了一个回复的明确时间。
我的提案是关于会见中的一些事情。听周围的同犯讲，他们的家属中有不少都是年老体弱的病人，为了来探望他们，往往要转换好几辆公交车，接着还要花上不少时间排队等候会见。但是，老人们的身体状况不容许他们消耗更多的精力，常常到了会见时，刚讲上几句话就累得讲不动了。
监狱长把我反映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当场就对狱政科的队长讲，是否可以在会见中开设一个“绿色通道”，就像火车站的绿色通道那样，旅客随到随走。我们也可以制定一个相应的规定，为在规定的日子里来监狱会见的年老体弱的犯人家属提供方便，随到随会见。
这个规定很快就得到了落实，而且效果真得很好。第二个月的会见日，好多家属就享受到了优先权。监狱还考虑到会见中有些家属会带小孩，尤其是外地来的家属，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儿童休息室，里面有睡床、木马和玩具等，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管理。
后来，电视台来采访我，我很爽快地讲，吃官司吃了十几年了，我是第一次参加政府召开的听证会，公开为犯人争取利益。
石志坚：听许多犯人在调侃，说你是走不出大墙的新闻记者。我听了也不无感慨。虽然你是个犯人，但也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况且，你是个大墙内的新闻记者，是不是也有为犯人维护权益的责任感？
何昌明：（摸摸光头，傻笑）谈不上什么责任感，可能是借助监狱报的便利，或是性格使然，我总想把自己想到的、看到的真实地讲出来。有不少犯人嘲讽我、“告诫”我：“这是惩罚犯人的监狱，你不要忘了身份意识。”我常常一笑了之。
有一次，监狱长和几个负责管理教育的领导，组织犯人听取对《计分考核奖惩罪犯实施办法》修改意见。这件事，涉及到所有犯人的改造利益，在修改前犯人私下议论纷纷，可真到了要让大家提意见的时候，他们却都不发声了，可能是怕自己提的意见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胆子一大，心想，你不讲、他不讲，谁讲？也就豁出去了。
我向队长提出计分考核中的某些条款不够公正，考核一个犯人的改造表现，不应该过多强调他做了多少，而应该侧重考核他做错了多少。讲出这些话，我也觉得失言，心脏跳得很快。因为我讲的这些话，引发了不少犯人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这时，我更怕会场由于我的一些话而被搞砸，背上一个不满改造现状的黑锅。
没等我过多后悔，监狱长发声了，他说我讲得很好，这些意见给他们不少启示，尤其是制订一项考核措施，一定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一定要换位思考。随后，他对坐在一边的管理科科长讲，计分考核还应该实事求是地再进行修改，要调动更多的犯人积极投入改造。
听了监狱长的一番话，我坐在底下真想哭。我作为一名正在改造的对象，监狱长却没有因为我的身份而轻视、压制我所提出的意见和想法。相反监狱长还肯定我的做法。所以我，不仅是感动得流泪，更是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
采访手记：
监狱生活给每位服刑人员都带来不少特别的体验，毕竟，这是人生旅途中不应该有的驿站。但何昌明却说：他值得。只是时间太漫长了一些，教训太惨痛了一点。否则，他不会这么快斩断贪婪的欲望，不会再有重新选择生活的机会。
我不难理解他这些难言之痛的话语，也十分认同他对事物利弊好恶的判断。就像有位外国哲人所说：“人的经历有过刻骨铭心地折腾，以后会给你有适度、清醒地选择。”
由于何昌明选择了跌倒再爬起，他重新开始生活。在改造的这些年中，连续几年被服刑人员推选为“受读者喜欢的记者”，他也多次受到司法减刑奖励。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人跌倒了，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跌倒了缺乏勇气爬起。而一旦爬起了，不仅能重新塑造你的人生，而且还能创造新的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