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989年
一
时间准确，有华东师范大学文凭为证，汉语言文学系夜校生。
进华师，一个大白门楼，一条林荫大道，分割一块大草坪，草坪紧挨着一条宽河，很多人说如何如何美丽水灵，我不，即使有感觉，也是窝火：开学没两天，我在学校书店买书，以为此地君子国，自行车不用锁，出了门，书在胳肢窝下，车在何处天涯？每天几十公里路叫我如何往返，再买，得好好盘算盘算。
有杂役指点，不用急，每年暑假期间，都会从这宽河里打捞出一摞摞的无主自行车，届时，你随便拿；我就等，等到夏天，真的等到了自己的车。都是学生扔进去的，平日里他们“顺”着骑，毕业了往河里一推，溅个水花，听个声响。
如今的学生，估计不会再寻这低水平极简单的乐子了吧。
过桥，广场上幢个大钟，一直是上午5点，不知什么意思，可能警示莫懈怠，但日日闻鸡起舞谁吃得消，同班同学写了篇东西《华师有钟信不得》，拿稿费买香烟，撒一圈谢捧场。
右边，文史楼建筑群高大却褪色失修，中文系办公室是栋一层小楼，地板嘎吱作响，门锁位置是个小窟窿，桌椅摇晃，书柜撑满，室内很是昏暗。可能这场景适宜做文史之类的学问，或者说什么样的学问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氛围烘托，窗明几净反而憋不出好文章。
华师后门有条小路，路名忘了，路边的国营小酒肆味道不错，有同班同学，相貌极像非洲某国首脑蒙博托，去啜了两顿，咀嚼之余顿悟：翻银行的薄存折比翻华师的厚书本更直接吃香喝辣，便就地摆摊卖西瓜。
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更有人说，年过三十不学艺。
三十以后选择读书的确是一笔投机的大买卖，赢亏赚蚀之间就隔了一纸文凭，好不容易在写字间里混了张桌子，岂能再打回原形干力气活，于是就读了。至于为什么考华师，为什么读中文，谁知道呢，纯属误打误撞。
成年人读书，读的是急功近利；未成年人读书，读的是天真懵懂。所以，大学五年捉字抠句，真还极少仔细端详过哪位先生的模样，努力想使劲想，也没想起几位，只记得大都消瘦。
曾去华师宿舍拜访一位先生，大概是探探考题的口风：筒子楼，一条长走廊，两边房门挨房门，依次置着煤气罐，蜂窝煤炉；推开门，十平方，火油味熏人，只见锅碗油酱不见书笔纸墨，他打赤膊正在火油炉上下面条，瘦得锁骨肋骨脊椎骨，骨骨支棱，像个卫生教具，可能他家属在外地，也可能未婚，不敢问；他客气地让座倒茶，茶叶没找到却听见走廊有喊，原来是送煤气罐的，又慌慌去应付。
忙完，他继续搅和面条，和我们不聊考题聊学问，依旧一套一套的。多少年后，他教授的学问已忘干净，老式大甩裆短裤加筋骨干瘪的形象记得清清楚楚。
从小学到大学还没见过一位胖子老师，确实，脂肪大肚顶着讲台如何授课，油肥短指捏着粉笔如何板书。
说实在的，中文课程多炒冷饭，基本无趣，但细节有趣：
有先生看出座下学生道行颇深，干脆让某学生上讲台，自己在旁边喝茶辅助。有先生好用“抬杠”式讲课，先说语法不可违，又说凡事都有例外，请学生寻“例外”，寻到了，他回道，孤证不立，请再举一例说明，如此三番，加强记忆。
有先生拿鲁迅小说《阿金》中的阿金与现如今医院的看护工加以比较，秉性传承光大，收入让人咂舌，请个菲佣都比她便宜。有先生说，再驽钝的人一辈子只从事一件事，到老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哪怕卑微到收藏牙签鉴别厕纸。有先生说电脑是为西语西文准备的，谁能把汉语中文输入电脑，敲出文章，谁就能拿诺奖，全怪仓颉老同志考虑不周。
有先生说男女恋爱看吃饭，能在对方碗里捣筷子挖勺子就知道进度如何，比听一百句甜言蜜语都强。有先生说“著书立说皆为稻粱谋”，与走卒贩夫类同，没什么高尚低贱之分。有先生说非洲有丛林部落人说话是往里倒抽气，振动声带，现场演示，像牙疼哼哼音。
有先生说关汉卿的铜豌豆与如今西北人骂野话的“毬”词义相仿，属勾栏瓦舍的“荤”语。有先生说水至清无鱼，嵇康的“七不堪”、“二不可”，书呆子一根筋，可敬而不可学，做官有那么多好处，为什么不做呢，一个人连官都不想做、不会做，还能做什么呢。
有先生讲易经八卦，阴阳五行，中央裸虫，生辰八字。上面清谈，下面笃粥，热闹得很，算夫妻算相好算同事算同学，算官场斗法算社会人物，相生相克，相克相生，对号入座，似乎灵验；先生厚道，不教解药不授破功大法，所以，克不死又生不旺。
角角落落地搜刮，边回忆边暗笑：零零碎碎的题外话记住，正正经经的教科书还给先生了。
二
中文系里很有些大人物。
主编《大学语文》，总印数二千万多册的徐中玉大先生开学的第一天在梯形教室里给我们讲话，不用讲稿，响亮而风趣，说得全场气氛活跃，他的形象至今不忘。
耳边曾刮过一句，中文系有位镇校之宝，施蛰存大先生，何等人物，不知道，莫说拜见，人家谈论，自己插嘴的份都挨不上。回家翻书，得知老先生曾与鲁迅等先驱大家文字交往频繁，一部活着的的现代文学史。
还有钱融谷、徐杰等大先生等等。
我辈仰望万仞山巅的大先生们，不敢言语，说多了露马脚。
当然，具体授课的先生们，善良、敬业和高水准也是一致公认的。
第一次考试，考马先生的文学理论，我记错时间了，吓出一身冷汗：算补考及格，算弃考零分，不知如何处置。先生不坐班，一周后才见面，他只是淡淡地说，就明天吧，办公室里考。二天，他拿出考卷，让我在他办公桌上答卷，撂下句，考完自己压在玻璃下，便走开了。一桌子的辅导资料，我规规矩矩闭卷考，成绩出来，很给面子。
很后来才知道马先生是个人物呢，十五六岁就《海瑞罢官》一事在《文汇报》上挑战姚文元。
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李先生，消瘦高个，是位文学评论家，年纪没比我长多少，纯文化人，只给指点不给指指点点，他家住杨树浦，后又搬到中原，见我来回跑，就把指导地点约在我家附近的华师函授教学点里，每次去他都沏茶削水果；论文批个高分，我却没任何表示，哪怕一瓣橘子一粒葡萄，于今想来自己甚是没礼貌，欠教养。
论资格，他现在一定是教授了，可我在华师中文系教授名单上没见他，不知何故。
教甲骨文的孙先生是位胶东人，相貌堂堂，与我父母同乡，“吃”读“起”、“肉”读“优”，听他说话甚是亲切；最绝的是他一手甲骨文板书流畅而古拙，恍如远古时代就楔在华师玻璃黑板上。课余，我故意引他说胶东土话，他爽朗地笑，问我是否愿意考他的研究生，我这才知道孙先生是位教授。考孙先生的研究生，几斤几两自己知道，梦吧，怵得我上课低头，见他绕道。
临近考试，众人害怕，他说，没事的，不感兴趣的话，本课程了解一下就行了。
教英语的先生有两位，第一位姓什么忘了，校方聘的解放军外语学院教师，去过朝鲜战场，与先烈毛岸英一起工作过，讲课全程英语，一堂课下来我是聋子看戏，只见口嘴不歇，不知道为啥不歇。
夜大学生外语基础不一，既有驻外办事处译员，也有英语字母背不全的英文盲，学校煞费苦心开设ABC三个班，适应不同学生。我在A班呆一周，降到B班，又被撵到C班。A班B班由那位外聘教师授课，C班是本校的朱先生授课。
朱先生个子不高，圆脸，教书认真，见C班的学生懈怠，打不起精神，便正色说了两个如果：一如果，外语不及格是不授学位的，说破天没用；二如果，现在不考，两年后本科生就得统考英语4级，更难。因此各位是没有退路的。
从此，大家都把学英语当头等大事，死记硬背，把活生生的语言列成死板板的公式去学。适逢流行四喇叭卡式磁带录音机，一同学竟把体积如半扇大猪头的录音机搁上讲台，嘶嘶地录，朱先生一惊又耸肩无奈；他提个暖瓶，端个杯子，胖大海漂浮，张大嘴巴演示口型，一个单词一种句式反反复复，直到嘶哑。
一个时雨时晴的下午，我蹬车背单词，上中山北路桥，被石头绊倒，正巧朱先生经过，搀起我；他见我没披雨披，浑身滴答，手上还捏着单词卡片，很是感慨。
第四学期，人心惴惴的英语大考终于来临，译一篇文章，教学大纲规定可以中翻英也可以英翻中，他选择了英翻中，而且是一篇短短的小说，容易多了，诌也能诌中，实在是放大家一马，硬生生把一批人拽上岸。
三
就读期间，有两位先生印象很深：中国作协副主席陆文夫和年轻班主任周先生。
一、中文系经常请作家开讲座，如老作家陆文夫先生，当时，他的小说《美食家》正畅销，教室里挤满了人，文科的夜校生日校生函授生都来了。
只见陆先生黑瘦，黑框眼镜，黑呢大衣，进门就掏黑提包，人家以为他掏讲义，却掏出包烟来，讲台一掷，自己燃自己的，闷上一口，很享受地压入肚子，边品边说，要抽，各位请自便，就不一一恭敬了。那时还没有禁烟令，大家都笑了。
他口音略带苏北腔：华师这个地方，这个季节，是来过的，当时是作为强壮劳力来送树苗，缩在货车上啃了两只烧饼，冻了一宿；现在没出劳力，却住暖和如澡堂子的招待所里，好吃好睡，油光光的嘴一抹，啥事没得。大家又笑了。
讲座没主旨，闲聊一下午，他说得跳跃散发，我们听得轻松开心，到时间，陆先生看看腕表，收起盒烟，走得干脆利落。
他说的话，当时滋味不浓，二天，品咂品咂，又感到陆先生说得很在理呢。
譬如有人问《美食家》的主题。他回道，没得，自己看，硬要找一个，就是民以食为天。这样提问是要逼出人命的；你说《西游记》《水浒》《红楼梦》主题是啥，谁能讲清楚，即使讲了，谁又服谁，争来争去还不如再写一部小说呢。
譬如，文学创作不像工业品设计，写作成败是偶然，得奖与否也是偶然，再高的高手也不能咬牙发狠，立志铁保写一部能得某某国际奖的小说，再大的大师也有败笔，也有废作，因为常用汉字也就那么几个，标点符号更少，故事编来编去，俗套难免。
譬如，现代写作不能光顾写得痛快，长度要有节制，要有时间观念。人是社会人，奔财赚钱第一位，傻子才会耗在你说的故事上，正常读者的时间忍耐至多从苏州乘火车到上海，
譬如，单凭写小说是不能养家糊口的，不应该有专写小说的作家，作家应该是杂家、学问家，写小说是副业，捎带着的，解乏的。
后来，我除了读家电说明书之类，其他一律视为闲书，不死抠，翻哪算哪，说扔就扔，是否与此次讲座此有关。不好说。
二、班主任周先生，阳光朝气，年轻，也可能长相后生，打听年龄犯忌，只知道我们是他第一次带的班。班主任事务繁琐具体，小到点人头、排学号、买饭票、发校徽，大到传递资料、安排课程、联系老师、选择考场，他都做得很仔细。
周先生还教授写作，不带讲义。中文系的先生就牛在这里，没见过哪位带讲义授课，专业知识熟如自家掌纹，斜横竖道，攥着拳头也明白。写作课是学习中文的重头戏，整个年级各个学期大小课轮番上，他每节课都布置回家作业，写一篇短文，题目自便，字数不限；同时还月月当场，紧掐45分钟写一篇2000字的命题小说。
如此训练，很华师。
问题是，每次，一个年级，一百多号学生就有一百多篇味淡如蜡的习作，莫说批阅，想想就反胃。可周先生每篇必圈点必判分，范文必讲评，温言细语，不见愠色。
有些人带着自己的情绪写，文字多有逆向流露，不怎么怎么的，不那个那个的；周先生课余时还得去和他们聊聊，说上些什么，每逢这时，大家知趣地回避。记得有一位同学长得端正，镜片后眼神阴沉，不言语；周先生每次都示意旁人走开，把他交上去的习作还给他，正常是不还的，搭着他肩膀头说好一阵子话，走好一程路，甚是关切。
这人一直到学业结束还好端端的，后来听说他从新造的理科楼顶上跳下来，像菜摊上的鱼，挣扎地跃出，跌落马路牙子，重重地拍打几下，又软软地拍打几下，走了。早已卸去班主任一职的周先生闻讯赶去致哀，不管怎么说，是他带的学生啊。
几年前，酒喝得正酣，听朋友说他孩子欲参加一个知名的高考语文辅导班，在某剧院里上千人大课，一座难求而且被黄牛炒出天价，授课的是华师中文系周先生团队；我借酒劲，拍胸脯说能帮得上忙，酒醒想起，牛是吹出去了，先生不认咋办；二天，我被朋友押着，硬着头皮打电话，查114得华师电话，转接中文系，暗自巴望周先生不在，就有理由辜负那番酒话了；谁知电话那头竟是他本人，而且还能记得我，说，莫客气，给你朋友孩子留座位呢。
查手机得知，周教授，本市高考中心阅卷组组长，其他职衔一大堆，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吹此类牛皮了。
四
最后一场考试成绩出来，全班同学就等着拿毕业证书了，成教部让我们几个班委去帮忙代办，本想手续繁复，场面壮严，谁知穿过一条灰旧走廊，推开一扇灰漆窄门，开门人走了，成摞成捆的空页红证书憋屈地搁在架上躺在地上，随便翻随便拿，也没个交接手续，自己点数，自己捧走，自己交到教务处，盖袁校长的仿亲笔印章。
几天后，待所有毕业流程走完，依旧蹬车上中山北路桥，又想起那条走廊、那扇窄门、那堆文凭，象征啥，木怔怔；不解的是，那天自行车载着我，径直打曾经的中小学门口弯过，咋回事，谁知道呢。
粗算来，从小到大有三个五年在读书，前两个五年书本没记住啥，却记住老师先生的模样，后一个五年，老师先生的模样没记住，书本呢，三四十门课，似曾相识，又似曾不相识，也没记住，读与不读没明显长进，都化作一个大过程中的某一小段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