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在五十年代，上海曾是红红火火的年代，除了全国有影响的剧团外，最红火的莫过于街头巷尾的唱戏人了。尤其是被称为“下只角”的蓬户区，唱戏文、演戏文的如雨后春笋，到处盎然蓬勃生机。有的一把胡琴自拉自唱；有的一把二胡一套锣鼓，几件半旧不新的戏服，划地为台地演出一出出的折子戏；还有的唱出了名气就拉了一批人搭起了大帐篷，帐内有单陋的舞台灯光，台下有上百个座位，帐内有卖香烟、花生、瓜子、糖果之类，帐外有专人售票，这类演戏人称得上戏班子了。他们不仅角式较全，戏服饰不差，乐器比较齐全。红火的剧种有越剧、淮剧、黄梅戏、扬剧、沪剧等。演的大多数是扬善惩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装戏，偶尔也有演现代戏的。因为上海是移民城市，到上海来的人最喜爱莫过于家乡之音了。
戏剧的红火最主要是看戏人的红火。那时戏迷上到七十多岁老人，下到十几岁孩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只要演员幕后一声叫板便获得满堂彩。琴声一起有的看戏人便情不自禁地哼了起来，分不清谁是唱戏还是看戏。“演戏人是疯子，看戏人是痴子。”台上人栩栩如生演陈世美，台下人抹着眼泪骂陈世美。我受母亲的影响，自幼就是小小的戏迷，尤其是对家乡戏淮剧情有独钟。在家境好时还堂堂正正跟母亲到公平戏院看周筱芳的《红楼梦》中的“宝玉哭灵”，《杨家将》中“河塘搬兵”、“告御状”。有机会的话到中国大戏院看筱文艳、扬占魁演的《秦香莲》、《白蛇传》，看马秀英、徐桂芳《探寒窑》。夜深回家还能吃上油面筋塞肉细粉汤，快活像神仙。当然，看的最多的还是露天戏，为了能看戏，我翻过竹篱笆钻进帐篷内过过戏瘾，然而，少不了被捉训斥一顿驱逐出来。最有趣的是和几个顽童在弄堂里戴上纸糊的“乌纱帽”，插上鸡毛扮演戏中人物，挥刀舞枪，摆弄着戏架子，逼真风趣。
儿时的戏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戏几乎成了几十年的挚爱。到了三七岁，一个连小学未上一天的我，竟突发异想，提起笔写起剧本来了，可以说什么都学，什么都写。《萼梅》原写的昆曲本子，整整花了三年才初定其稿，后因在发表时编辑不了解昆曲而改为古装戏。我在散文集《情风》中说“十年磨一剑”，这把剑就是磨在戏上。剧本写作和其它文学样式相比，恐怕最难写的要算剧本了。写戏不但要求立意新、人物新、矛盾冲突新、刻画人物与细节新，最主要人物语言是立体式的，演员一开口就给戏中人物有着鲜明的个性，它不像小说，作者可以跳到读者面前，有鼻子有眼睛地绘声绘色渲染一通。创作剧本过程是个艰难的过程，它的艰难之处不仅仅在剧本写作上，一部剧本要讲“起”、“承”、“转”、“合”，大型剧本起码两万多字。这样“庞然大物”在一般刊物难以刊登的，更何况搬上舞台，少不了几十万投资。
“衣带渐宽终不悔”，这是二十多年来我对戏的追求真实写照，当然，在剧本创作中少不了良师益友的指导和帮助。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剧本》杂志社编委拍松龄老师对我非常关注，每有习作她都亲自点评，说：“《萼梅》立意新，戏剧矛盾风趣、唱词优美、有大家风范，如能上演是当前少有的剧作之一”。在她支持下剧作《失子泪》（剧概）在《剧本》推出。《热土》杂志刘玉田主编他虽仙逝，然而忘不了对他景仰之情，我的不少剧本在他主办的《热土》、《金银花》上发表，九场话剧《光武中兴》竟占杂志一半版面，还荣获市文联优秀作品奖。他为了把《萼梅》搬上舞台到处奔波。
《上海戏剧》翁永康老师，他是著名戏剧评论家，曾多次担任全国戏剧评委，感谢他对《剧作选》作序，这次《剧作选》出版得到他的支持。《艺术》副主编李惠康老师和编辑乐怡老师，上海淮剧团王健民老师、陈忠国团长都对我的戏剧创作倾注了心血，上海文学艺术院、上海市总工会文艺创作中心、上海市运输工会文联、上海市沪东汽车运输公司是我文学创作、戏剧创作的沃土，没有这片沃土我不会在写作上走到今天。我之所以有所进取与宋厚生、吴明、程刚、徐国利、王福康、沈林野、夏咸富、曹宝根等领导支持分不开的，在拙作出版之际特表衷心感谢！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相信，广大读是我良师益友，在广大读者斧正下，使我的“戏”步入新的境界！
史 荣 东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