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我65周岁那年起，鉴于自己的藏书已多达2万册，家里大厅内排列的10个顶天立地大书橱也容纳不下，家中几乎成了书巢，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起。为此，我就放慢了买书的脚步，凡写作上必需的参考书除外，可有可无的书一律不买。当然对书友所赠送的书是来者不拒，因为书友所送的书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浓浓的书友情谊。所以2016年当我回顾总结全年藏书时，也就写成了《购书不多收获却满满》这篇文章。
当敲响2018年晚钟、当我翻阅我的藏书日记时，发现我这年除买入的周月亮《王阳明传》、莫志斌《周谷城传》、李保明《蔡东藩传》、王铁仙等主编《瞿秋白传》、陈漱渝《鲁迅传》等5种传记外，书友所赠送的书也不少。其有的谢宝耿的《史家是怎样炼成的》（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赵磊《心理效应与思想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苏智良等主编《城市空间与中共建党》（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7月第1版）、刘修明《儒生与国运》（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2次印刷本）、金峰《读书是福》（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等5种却本本有特点和故事的书，现我慢慢地叙述如下：
编审谢宝耿是我的学友，他曾于1975年在上海历史研究所学习过，后他成了著名史学家杨宽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杂志社任编辑，他在《史家是怎样炼成的》前言说：“我在《学术月刊》杂志社工作了进三十年，令我欣慰的是，在编辑业务往来中，与一批优秀学者——目前崭露头角的史学界中坚，建立起真挚的友谊，合作也很愉快，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学术月刊》自1999年开辟‘中青年专家网页’，至2005年本人退休这六年，其中有关历史学专家的访谈由我主持，至今已见刊学者近20人。”其中有我熟悉的熊月之、葛剑雄、苏智良、李伟国、张云等多位史学家，而且作者文笔严谨，又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叙述，勾画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如在访谈熊月之研究员时，凸显他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上海史的研究成果，如在上海史研究上编撰了既往“上海史所没有涉及”的问题，诸如上海人认同的问题、租界问题、上海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上海文化与江南文化关系等，极具开创性。在访谈葛剑雄教授时，彰显他在中国移民史、人口及“统一与分裂”等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而且充满着辩证唯物思想的光芒，如在涉及统一与分裂的辩证关系时，葛说道：“昔日天下的历史完全证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经济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中的一个显明的标志是政治制度。在访谈苏智良教授时，凸显他在会党帮会史、毒品史、慰安妇等研究问题上的成果，并指出苏智良不仅勤奋耕耘于帮会史和毒品史的研究，还于1993年37周岁那年开始致力于“慰安妇”的研究，这多年里他遍阅了相关日伪档案、日军老兵回忆、战时报刊等资料；还为了采集证人证言、搜集资料，他从东瀛到上海，从白山黑水到黄土高原，从冰封北国到炎炎海南，几乎跑遍大半个中国；为了推进“慰安妇”问题的深入研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滔天罪行。他不顾个人辛劳，先后策划和组织了多次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慰安妇”问题研讨会。因此，他被人们称誉为“慰安妇研究第一人”。这本书美中不足的是，书中只是记录这群史学家的前半生的研究成果，因此建议他将这些史学家跟踪续写下去。
赵磊的这本《心理效应与思想工作》，也是富有新意的。赵磊是我的老朋友，他长期致力于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个与时俱进，善于接受新思想、新学说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党的宣传部长。所以做政治思想工作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强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他步入晚年后联系心理学的学习和思想工作的研究相结合，撰写成这部上下2册50余万的力著。作者对136个心理效应及相关内容作了较为深入而系统梳理与研究，对每个心理效应，根据收集的资料尽可能的上溯源头，通过相关的经典实验和事例说明其本源，归纳其概念和表现形式，同时对产生原因、利害得失作出分析。例如在《微笑效应》篇中叙述与分析道：人时微笑唯一载体。在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灿烂的微笑更能提升一个人的个人魅力的了。其具有表明心境良好、充满自信、真诚友善、敬业乐群的姿态和形象，如在服务岗位上，微笑更可以创造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让服务对象产生倍感温暖和愉悦，引得支持和配合。这样微笑的管理，能让员工感受到来自上层的尊重、信任和关怀，营造出更加和谐融洽的氛围，拉近管理者与员工的距离，员工们增强了忠诚度，更加乐于为企业服务。画龙点睛地展示了微笑在人际交往中的特殊作用和思想工作中的作用，也可见这本书在思想研究中的指导效应和魅力无穷。所以在我眼里这本书也是上海职工思想工作研究领域的一项创举。
苏智良等主编的这本《城市空间与中共建党》，从多层面、多视角地探索了中国gcd在上海诞生的历史原因。苏智良作为一位高校的近现代史的教授，传播和弘扬红色革命史是自己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他身处上海，上海是中国gcd的诞生地，中国红色革命之源和圣地，从小又受到红色革命思想的熏陶，享有得天独厚的红色思想基因，所以他将研究的重点就放在上海红色革命史的研究上。例如他围绕为什么中国gcd诞生在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这个热门话题。苏智良却以史学家的眼光和视野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城市，为中国gcd的创建提供了其他城市、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近代城市，上海为gcd的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则为gcd的创建奠定阶级基础；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便利条件；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上海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与活动中心。而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青年》编辑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则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了基本成员，上海发起组实际担当组建中共的‘临时中央’。总之，中国gcd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而gcd的成立及其初期的有声有色的运动，也构成了上海近代史的华彩乐章。”苏的这番话，凸显了上海具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特点，也就画龙点睛地点出了中国gcd所以诞生在上海的主要因素。
刘修明的这本58万字的《儒生与国运》更是一本别具一格的历史读物。刘修明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就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期致力中国古代史研究，是个极具才华的史学研究员，不仅娴熟古史，而且思维敏捷，长于写作，文笔流畅，成名较早。1968年秋，他从广播上聆听了毛泽东有关批判孔子的精神，他就迅速的撰写成《孔家店的幽灵与现实的阶级斗争》，不仅被《解放日报》刊登，还被《红旗》杂志紧接着全文转载，影响广大，因此他于1969年初被正式借到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至1978年才返回历史所从事研究工作。著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汉光武帝刘秀》《从崩溃到中兴—两汉的历史转折》《中国古代的饮茶与茶馆》《儒生与国运》和主编《话说中国（20卷）》《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等十余种。但在刘修明本人眼里，这本《儒生与国运》是他化功夫最大，也是他最满意的垫枕之作。全书围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我国历史长河发展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的话题作了深入的探索和分析，书中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成长发展史，还尝试着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本质。他在序中说：“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之悠长曲折以及他们的东方特色，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实使人追溯历史，对尘封史籍的翻检又会反馈现实，引发历史与现实的共振和反思。中国有句老话叫‘斯文一脉’，相当准确地表述了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内在联系。我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现实，归结于当代知识分子……”可见，刘修明撰写这本书，不仅是一项学术研究，更是一项富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工作。那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究竟是个怎样的特殊群体？刘修明说：“他们从开始形成的那天起，就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依附体。作为一个思想意识阶层的特点和秉性，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探索和认识，又会形成不脱离时代条件的相对独立的思想意识，造成他们与统治阶层既统一又矛盾的特殊关系。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总体上是与时俱进的，但这个阶层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分化。”所以，古代知识分子既是统治阶级的依附体，也是一个与时俱进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不断做出积极探索，并伴随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分化的活跃阶层。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两重性，也导致其在政治、思想，甚至品行上出现泾渭分明的两个层次：一个是心系天下，忧国忧民，以孔子、董仲舒、杜甫、王安石、王阳明、黄宗羲、吴敬梓等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另一个则是贪婪卑劣，祸国殃民，以李斯、公孙弘、秦桧、徐阶、董其昌等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在书中刘修明以科学辩证的思维和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将一个个儒生的学术思想和人品行为，或喜或怒地展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读来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也可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从中汲取思想养料或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读书是福》是我小友金峰，继《草堂书影》三集之后的又一本书话随笔集。在我所认识的沪上爱书家和藏书家的圈子里，金峰却是最年轻的一位。他1972出生于上海，所以我爱称他为小弟。中专文化，现供职于上海奉贤区排水运行管理中心。与文学艺术和书原本是不沾边的，由于从小嗜好阅读，书成了他成长的至爱伴侣，因一封信与巴金先生结下不解之缘，在得到巴老1995年赠送的一本《随想录》签名本之后，他对收藏名家签名本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在新老朋友的介绍、牵线和努力奔波下，以爱书爱友的真诚之心博得众多文化老人认可。正如贾植芳在《草堂书影——名家签名本集粹》的序中所说：“金峰是我的青年书友，也是我的学友。﹍﹍他洁身自好，勤俭持家，出淤泥而不染，能自觉地排除一切流行的不良嗜好，并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向老一辈文艺界人士学习、求教。得到许多文艺界人士的赞许与认可。”据我所知有幸得到了章克标、杜宣、王元化、贾植芳、草婴、黄裳等数百老一辈文化人的支持和认可。历经20余年矢志不渝、日积月累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随想草堂”已收藏了2千多册名家签名本。2018年9月16日他赠我的这册《读书是福》布面精装本，共计只印了108本，刊有编号，我的这册编号为51号。卷前刊有文洁若2018年4月7日撰写的《序》和作者2018年3月1日撰写的《谈谈签名本》《书缘——我收藏的签名本》。这本书共收录了贺绿汀、巴金、周有光、汤小丹、俆中玉、何满子、贺友直、史树青、姜德明、流沙河等81位名家的签名本，其中有史学家、文学家、小说家、书话家、音乐家、大画家、著名演员等，可见小金认识名家之多喝交际之广，也成了展现沪上藏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