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翻阅丁酉（2017）年的购书日记时，共计有16天的购书记录，其中也有不少书友的赠书。如3月20日姚全兴先生赠送的签名本《永远的牵手》（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3月29日老同事刘海宁的自印本《无事斋笔谭》，4月14日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顾音海赠送的《鲁迅小说散文初刊集》（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上海鲁迅研究》2016年冬季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3月第1版），4月19日上海书店出版社资深编辑完颜绍元签名本《王正廷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学友张帆签名本《穿越珠峰》文汇出版社2017年3月第1版，4月20日《上海作家》主编杨斌华签名本《文学：理解与还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4月27日老友朱渊澄签名本《创意旅游与游记写作》（文汇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5月6日俞树栋和赵斌的《景行十年画展》集（上海牡丹画院2017年5月主办）、5月7日甘肃张掖市图书馆寄赠黄岳年主编《甘州书声——<张掖阅读＞文章荟萃》（国家图书馆2016年8月第1版）、8月4日张伟国先生签名本《稀珍老上海股票鉴藏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8月14日潘君祥撰稿《林丙义口述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11月24日虹桥宾馆第22届职工读书活动寄送的（美）乔舒亚 贝克尔著《极简》（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等，此外还从书店、旧书摊购得金根先编著《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家传略》、代绣等著《有笔如椽——柯灵纪事》、李六如著《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葡萄牙）裘昔司著《晚清上海史》、丰子恺《缘缘堂随笔集》、拓晓堂《槐市书话》等。
上述书中有故事、有印象的是《林丙义口述历史》《永远的牵手》《极简》等三种。林丙义先生是我20世纪80年代在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读本科时的系主任；《永远的牵手》的作者姚全兴先生是我的上海历史研究所的同事，我是1974年进所的，他是1978年进所的，虽然那时我已离开了历史所，但毕竟曾在同一单位先后工作过，后又于2016年我和他联手出任《历代书斋记选》一书的主编之一。我负责前半部(古代近代部分)的注释、点评，姚全兴则负责后半部分（当代部分）的修订、点评，所以我也就引以为同事了。我现将林丙义和姚全兴放在一起叙述不仅仅是他俩都是我熟悉的史学研究者，更是鉴于他俩都是当年敢于叫板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无私无畏，敢于讲真话，有志于献身史学研究的有为青年。1965年11月10日，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中，《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然而当时普通知识分子都不知道此文有如此复杂的政治背景，只当是一场学术争鸣和讨论。他俩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认为这仅仅是一场学术上的大讨论，所以当看了姚文元文章后，凭自己的直观，总觉得文章写得太“左”，太武断，本着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萌发了撰文与姚文元商榷的冲动。林丙义撰写的《海瑞与〈海瑞罢官〉》一文，于1965年12月3日在《文汇报》以通栏的版面发表了。据林丙义说，当年他虽然不了解姚文元文章的背景，但思想顾虑是一直有的。所在文章中也对吴晗做了批判，但文章主要是针对姚文元提出商榷的。林丙义的观点：一、不同意姚文元把海瑞说得一无是处，认为海瑞“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实行了一些减轻对人民剥削的措施，并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事情”；二、不同意姚文元把封建社会清官、贪官，好官、坏官不加区别地对待；三、认为《海瑞罢官》中“退田”“平冤狱”与现实中的“单干风”“翻案风”，“两者性质不同，历史条件也不同，很难比拟”；四、不同意姚文元对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秀品质全盘否定的态度，主张把握好继承和扬弃的辩证关系。林丙义的文章一发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1965年12月15日和1966年3月22日，姚文元先后以“劲松”“伍丁”的笔名发表《欢迎“破门而出”》《为谁化装？》的文章，开始对林丙义点名批判，指责他为“失去生产资料的剥削者”打掩护，为他们化妆和美化。林丙义可谓初生之犊不畏虎，对来自报刊上的批判和压力，也毫不妥协的作出反应，并写成《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一文回击，送交文汇报社，结果文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然而此事未了，却惹上了“文祸”！他被扣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遭受批判，关入牛棚，一度剥夺自由，只好“夹紧尾巴做人”，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到平反和自由。
同年的12月15日姚全兴撰写的《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也在《光明日报》上刊发了。文章观点鲜明的指出：“我感到作者（姚文元）在文章中所树立的旗帜是鲜明的，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基本是错误的。”姚文元认为写了“清官”的历史剧就是“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这是“随心所欲的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两回事拉在一起，进行机械的类比”。他还指出，姚文元认为剧本写了“退田”、“平冤狱”，也就是要我们学习“退田”、“平冤狱”，“这种毫无原则的引伸，我认为特别需要澄清。如果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来进行文艺评论，那么写李自成起义的戏，就是要我们学习起义吗？”姚全兴在文章总体把握上不是意气用事，而以学术观点批驳姚文元的。例如他认为构成“清官”、“好官”的条件之一，是看“他们在广大劳动人民中的声誉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一个官吏一生的好行为比较多，对当时人民生活有过一定好处，对整个社会生产起过一定促进作用，并且在广大劳动人民中的声誉是比较好的，那么他就是‘清官’‘好官’，否则就是‘贪官’‘坏官’”。所以他认为人民是最有资格的评判者，以人民的眼光和感受来判断是“清官”还是“贪官”，始终是重要的科学和公正的评判依据之一。然而恰恰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姚文元则以主观的臆断和无原则的引伸，“是用形而上学代替了辩证法，以致在鲜明的旗帜下产生了基本上是错误的结论”。当年姚全兴很年轻，在学术上也还稚嫰，但他对“一分为二”辩证法却基本把握住了。然而在那黑白颠倒，腥风血雨的“文革”年代，又有谁来主持公道呢？他的文章发表后，虽然也得到学界一部分学者和老师的认可和称道，却也在无意中“捅了姚文元这红得发紫的马蜂窝”，麻烦和政治上的迫害也接踵而至。他受到造反派的训斥和批判，成为活生生的现行反革命。他在学校再也待不下去了，为此，他就到街道劳动服务站找工作，经过努力，总算沪上有一家化学纤维厂接纳他当打包工。因为有案在身，他既使小心翼翼夹紧尾巴做人也没有太平日子过， “一打三反”时，他又被当作“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异己分子”，残遭批斗。在遭受屈辱和弥漫着有毒气体的化工厂车间里，他当了12年“三班倒”的打包工。他不怕吃苦，惟一怕的是不断被人翻旧账，持续不断遭受批斗和清算，因此他心灵上遭受到沉重的摧残。他对我说，即使到今天他的眼前还会浮现起不堪回首的往。1978年整个中国社会拨乱反正，姚全兴也终于看到了春天的曙光，他的所谓的政治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不久，为了发挥学有所用和专业特长，经有关部门的推荐他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先师从汤志钧先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后随唐振常先生治上海史。后来他对美学情有独钟，又转入哲学所美学研究室工作，就此他如愿以偿，以研究真善美为终身事业了。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美育思想评述》《审美教育的历程》《陶冷月艺术评传》等。
综观林丙义、姚全兴从磨难，经风雨，到成功的人生。让我们既看到了“文革”的恐怖，提醒人们要防备历史悲剧的重演，也让我想起孟子的名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盖其所不能。”大致古今成功者，都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人生经历过程，经受磨练，使其意志更坚强，信念更坚定。林、姚俩位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早年虽饱尝凌辱和磨难，意志却没有磨灭和消沉，而是直面人生，抓住机遇，勤奋好学，刻苦钻研，锲而不舍，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和岗位上做出不俗的成就，成为佼佼者，成为著名教授或研究员。他们明辨是非，敢讲真话的品行和精神，更是值得人们景仰和学习，也是时代倡导的楷模和正能量的典范
还值得一提的，这年的10月初，我又收到虹桥宾馆第22届职工读书活动邀请出任本届评委的通知。虹桥宾馆是锦江国际集团旗下的一家高星级酒店，长期以来致力于企业文化建设和读书活动，以提高员工的思想文化素质。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宾馆的党工团每年都会推荐一本书，在职工中开展读书征文交流活动。我是他们读书活动的特邀老评委，已先后担任过20届的评委。这届选读的是（美）乔舒亚•贝克尔所著的《极简》（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版）。这是一本倡“极简主义生活”的励志佳作。通过作者的亲身实践和体验，提出由于现代人积累了太多不需要的物品，反而使得很多人在盲目的物的积聚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真正的生活目标。提出在多余的物品上投入的过多精力、金钱，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也导致真正需要人们关注的更丰富的人生追求的匮乏。同时，作者也重点提出个人化自主实施极简生活的实用方法。可以看出，作者不仅是在倡导一种生活方式，更是在引导你过上一种更丰富、更有意义、更有满足感的人生。同时，让你认识到，实际上越简单的往往才是最美好、最适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这次征文活动共计收到近50篇职工读书心得文章，后经我的反复阅读、推敲、点评和建议，共评出一等奖一篇、二等奖二篇、三等奖三篇。同时也让我增长了见识，认识到贝克尔是揭示了一种充满创意的方法，为我们的工作日程、个人幸福、人际关系、财务状况，以及兴趣、热情方面增添了更多的意义。所以上述三种书，也是我丁酉年印象深刻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