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好史学，对我国古史学家传记也特别关注，早在1985年夏我在上海古籍书店就买入一套三册本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全书分别介绍和评介了从春秋战国至近现代已故著名史学家80多人的生平事迹和史学论著，读来犹如饮甘泉，甜蜜解渴，却又不过瘾，因为书中对每位史学大家的介绍仅仅数千字，读来感觉太简洁，不全面，有点遗憾，所以当获知《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将要出版，就翘首以盼。
斗转星移，光阴似箭。1996年的十月金秋，我在福州路上海书店意外的见到了期盼已久的这套评传中的二种：安作璋著《班固评传——一代良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仓修良等著《章学诚评传——独树一帜的史学评论家》（同上）。卷前有史学家戴逸撰写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总序》和《史学家系列》主编李侃撰写的《序》。李侃，1922年生，辽宁本溪人。著名史学家、古籍专家，全国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中华书局原总编辑，香港中华书局原董事长，在史学上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其在《序》中说：“我们选择了8位有代表性的史学家入传，用以反映悠久的史学传统及其在各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成就。这8位史学家是：司马迁（西汉）、班固（东汉）、刘知几（唐）、杜佑（唐）、司马光（北宋）、郑樵（南宋）、章学诚（清）、梁启超（近代）。这8位史学家是包括从西汉到近代的史学家的代表，他们的著述和思想反映了中国历史典籍的多种体裁，反映了中国史学在各个领域包括历史记述、历史思想、史学理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史学变革与创新的辉煌成就。”应当说这几位史学家个个都是古代和近代杰出史学家。当时书架上只有二种，不见其他六种，好在传记都是独立成章，又单本定价出售的，所以笔者就买回家，以解阅读之渴。
《班固评传》作者安作璋，1927年生，山东曹县人。著名史学家，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秦汉史、齐鲁文化史、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是我国秦汉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被誉为秦汉史大家。由他来撰写班固传是较佳人选。全书有《诗礼传家话渊源》《洛阳花下读书郎》《走马兰台著＜汉书＞》《侍从顾问十三年》《勒石燕然振汉声》《智及之而身不免》《酒酣谁与品＜汉书＞——史学篇》《酒酣谁与品＜汉书＞——文学篇》《酒酣谁与品＜汉书＞——思想篇》等10章。作者以严谨的笔调叙述了班固为我国史学体系的创立及古代史学、文学和思想史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贡献。
班固，字孟坚，32年生，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自永平元年(58年)开始，在其父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历时二十五年，实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心愿。全书记述从汉高祖开始，到孝平王莽被杀，十二代帝王，230年间的事迹，包括《春秋》考纪、表、志、传，共100篇，后人析为120卷。安作璋在评传中指出：“《汉书》在中国史学上的著要贡献和影响，还在于它的十志。﹍﹍《汉书》十志取法《史记》八书，但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对汉代的记载更为详备，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此外，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也是从班固《汉书》开始的，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班固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对后世沿革地理学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此外，《汉书》还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 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是研究汉代地理的珍贵材料。西晋文学家傅玄曰：“观孟坚《汉书》，实命世之奇作”；南宋将领罗璧说：“班固西汉书，典雅详整，无愧马迁，后世有作，莫能及矣，固其良史之才乎。”
《章学诚评传》作者仓修良等。仓修良，1933年生，江苏泗阳人。长期担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浙江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等职，我国著名历史学、文献学、地方志学者。全书有《时代、故里、童年》《坎坷仕途》《茫茫学海》《贫病交加，终老山林》《做人与治学》《成一家之言的＜文史通义＞（上）》《成一家之言的＜文史通义＞（中）》《成一家之言的＜文史通义＞（下）》《章学诚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等9章，叙述了清代史学家、思想家，我国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堂堂正正做人、做学问的坎坷人生。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生，浙江绍兴人。幼时多病，资质鲁钝，早年屡试不第，迟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方中进士，时年已41岁。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他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曾先后主修《和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并用毕生精力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论著，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倡导六经皆史、“经世致用”之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仓修良在书中以较大篇幅对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作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和叙述，认为身处逆境中章学诚以不屈不扰精神撰写出成一家之言的经典名著《文史通义》。《通义》不仅涉及史学、文学、方志学等学说，还彰显了独树一帜的史学思想：倡导史学必须“经世致用”的思想。我国古代史学家，大多很注意史学的社会效益，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如唐代人杜佑撰《通典》、宋元间人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亦无不反映“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是清代集浙东史学之大成者，又是专门从事史学评论工作，所以他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则更加显著，这固然与总结继承先辈优良传统有关，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他所处的乾嘉时代，考据之风笼罩着整个学术界，大家全身心埋头于古文献的整理考订和辨伪，闭口不言现实。世人皆醉，他独醒。章学诚大声疾呼，学术研究必须“经世致用”。他说：“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旗帜鲜明的亮出文章为现实服务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和思想主张。认为史学研究上倡导“经世致用”尤为必要 ，史学内容丰富，记人记事，记载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兴旺，国家分合，生民休戚，政治得失，人物善恶，无所不载。自古以来，所有史学著作，无不涉及这些内容。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记载和评论，达到为社会服务目的，后人治国论证，从中得到借鉴，撰美以彰善，记丑以诫恶。像这样一门具有血肉声色的学问，如果空谈理论，或专门考证，就无法起到有益于社会的训诫作用。章学诚的这些论述，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史学应当为社会服务才有价值，史学是为社会精神服务的重要工具。因此章学诚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是极具历史的、现实的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