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从书友那里意外的发现了三本闪耀红色思想光芒旧平装书，而且品相皆在七品以上，作者也都是名人学者或政治家，它们分别是瞿秋白《赤都心史》、杨定华《雪山草地行军记》、黄炎培《延安归来》等，我一见就喜爱上了。为此，经过我的努力皆被我收入囊中，让我很有收获感，也让我也快乐了好长时间，并经常抚摸和阅读，感受gcd人和民主人士的爱党和爱国情怀的感染和熏陶。
《赤都心史》主要描绘了1921年1月25日22岁瞿秋白作为《晨报》记者，经过三个月艰辛旅程终于踏上了苏俄的土地，并在1921年2月16日至1922年3月20日这一年多时间里断断续续的写下了《赤都心史》。这本《赤都心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6月第1版。全书收有《黎明》《“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劳工复活》《莫斯科的赤潮》《赤色十月》《中国人》《彼得之城》《新的现实》等49篇。卷前有瞿秋白1921年11月26日于莫斯科撰写的序和1923年8月4日写的《引言》：“此本为著者在莫斯科一年中的杂记，继续于《饿乡纪程》之后。《饿乡纪程》叙至到莫斯科日为止，此书叙莫斯科生活中之见闻轶事。”当年瞿秋白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对革命成功的苏联进行访问和考察，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和方向。此时中国虽已步入辛亥革命后的第十个年头，然而民国虚有其名，军阀政府当权，哀鸿遍野，知识分子在思考与寻求中国的出路，茫然无所适从，瞿秋白也持有这种心态。当时新兴的潮流是研究共产主义。李大钊创立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瞿秋白参加了这个小组。随后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当时的“赤都”，很明显有寻求思想出路的动机，因为当时列宁领导的革命被视为世界革命的灯塔。不过，从《赤都心史》看来，并不见得到了莫斯科秋白就豁然开朗，看到了出路。在《赤都心史》中，瞿秋白叙述了当时大家的思路仅仅停留和集中在这不确定的程度上：“总解决与零解决，改良与革命，独裁主义与自由主义，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有政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问题上，即大家在选择中国出路上尚未形成统一的方向，更远谈不上具体主张做些什么事。但也就在那时，他似乎从“赤都”看到了新世纪的阳光，禁不住振臂高呼：“阴沉沉，黑魆魆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就此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遍地的红花染着战血，就放出晚霞朝雾似的红光，鲜艳艳的耀着。宇宙最大，也快要被他笼罩遍了。”1921年中国gcd的成立，犹如一声春雷，对秋白便是拨开云雾见了太阳。1922年2月经张太雷、张国焘介绍，他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gcd，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找到了中国走苏维埃发展道路的方向。
秋白也是我党见过列宁为数不多的领导人。他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见到了列宁和简短的交谈，其在《列宁杜洛次基》中记述道：“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所以作为资深中共党员的秋白，其回国后，先后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秋白党性强，组织决策能力也强。1927年“四•一二”事件发生后，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反共的嚣张气焰。在7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他也是积极主张发动“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又被委任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gcd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八七会议是中国gcd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共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的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8年5月中旬，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他在莫斯科郊外主持召开中共六大。8月26日回到上海。秋白的麻烦也接踵而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鲁迅、茅盾来往结下深厚友谊，领导左翼运动。1934年1月7日，奉命离开上海，1934年2月5日，他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红军决定长征后，他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2月24日，他在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被俘，威武不屈，坚持gcd人的信仰，慷慨就义。
《雪山草地行军记》展现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结束了长征。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gcd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14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这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长征的胜利不仅粉碎了蒋介石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使中国gcd有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了稳固的后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初秋淘书活动中，我意外地淘得这本1949年6月版《雪山草地行军记》。全书为《雪山行军的开始》《草地行军的阶段》《雪山栈道的行军》三大部分，比较系统地描写了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翻雪山和过草地的情景。卷前有作者杨定华1936年6月撰写的长达3页的《前言》，有较高的史料、文献价值，也是后人研究红军长征史不可多见的珍贵史料文献。
作者在《前言》说：“红军中的主要领导人，不用说都是gcd员，甚至在红军中下级干部中，在一般战士中，gcd员青年团员亦占着很大的数量。”可见，红军是gcd领导的人民军队，具有革命信仰的英雄之师。杨定华本人也是个经历“从江西”到“陕西”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亲身经历者和老红军。所以他笔下对翻雪山和过草地的红军战斗场景写得极为生动和真实感人。例如，在叙述1935年6月红军长征途中翻越阿坝藏族大雪山夹金山时写道：“夹金山上每天下午则大雪纷飞，冷气遮蔽着整个天空”，“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重峦迭嶂，危岩耸突，峭壁如削的险峻山势，却没能阻挡红军前进的脚步。身经百战，身穿破旧单衣的红军，以坚强的革命意志，不畏冰天雪地严寒的威胁，斗天斗地，勇敢攀登翻越，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的天险难关。翻越大雪山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不久红军进入毛儿盖地区，在上有敌机，后有追兵的严峻形势下，又以惊人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不断地击退敌军骑兵的騒扰，并勇敢地闯入了变幻莫测、处处凶险的茫茫大草原，艰难地向前奋进。其道路之艰难和危险，惊天动地，作者在书中也有生动记录和细腻描绘：“走路时必须小心翼翼，注视着有茸密青草的地方，才敢轻轻地踏步前进。万一不留神，踏破了有草根之地皮，则陷入泥中。地面下之泥浆，其深度很难探得到底，且质甚粘，如胶如漆。骡马陷入其中，若任其自然，则绝对爬不起来；人亦如此，一堕其中，个人亦不易挣扎起来，使你两条大腿此起彼落，结果只好求救于人。”好在有战友在旁，还可有互救。最难熬的是每天风吹雨打太阳晒，“走了七、八十里，到达宿营地时，各人只能找一点草叶子垫着屁股，坐在湿透了的草地上。因为白天行军的疲劳，自然而然地会打起瞌睡，那只好两人或三人背靠背地睡着，不管谁一动弹就一起惊醒。有些人由于肉体的疲劳，倒在地上睡着了，衣服全部湿透了，半夜狂风挟着雪花吹来，冷到寒风刺骨醒来”，又饿又冷，冷得直打颤和发抖，但他们并不悲观失望，反而异口同声的说：“同志，你已经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尽了最后一口气。”此情此景，让作者也激动地写道：“在这种困难万状的情况下，红色的战士们还依旧有这种不顾死活的斗争气概，确实难能可贵！”展现了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个个都是钢铁汉的本色。
《雪山草地行军记》最初发表于1936年至1937年期间由中国gcd主办的巴黎《救国时报》上；后他又写了《由甘肃到山西》一文，也在《救国时报》发表。后来，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在巴黎的《全民月刊》《救国时报》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救国时报》编辑部应读者的要求，征得廉臣和杨定华的同意，决定将《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山西》三文合集为《长征记》出版。《救国时报》还对该书作了热情的推荐和高度的评价：“本书虽为笔记体载，然举凡红军西征时沿途之军事形势，以及山川地形，风物人情，民族习惯，红军之组织与策划，红军克服困难之精神与方法，红军作战经过，红军西征之政治意义，读者皆可于本书中见其大概。中国人民抗日红军为我中华民族之伟大力量，早为中外所共认，故本书不独可作为文艺作品读，且实为珍贵之史料与检阅民族力量之宝鉴。”我国党史专家一致认为，廉臣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杨定华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三篇文章，是20世纪30年代最珍贵的长征回忆录，是人们了解、学习和研究红军长征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延安归来》讲述了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中国民主同盟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黄炎培与其他五名参政人员一起飞抵延安访问。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炎培深感当时的延安社会现状似乎与他本人理想社会境界不远了，尤其与毛泽东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后，他对gcd人理想信念和治国理念极为赞赏。所以返回重庆后就督促夫人姚维钧整理他的访延安的笔记，并亲自修订成《延安归来》。全书最醒目和精彩的当数生动记述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津津乐道的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氏和毛泽东对话。
《延安归来》国讯书店1945年7月重庆初版。全书由《延安归来答客问》《延安五日记》《诗》等三个部分组合而成。黄炎培撰写此文是为了回应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想了解红色根据地延安真实情况的期盼。他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用手中笔，真实的展现了当年延安在中国gcd的领导和治理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一派社会新气象。读这本书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延安五日记》中黄炎培和毛泽东的精辟的对话。当访问即毕，毛泽东问他感想如何？黄炎培作了如下对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匆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买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语重心长提出这周期率支配问题，是观今鉴古，综览中外古今无数王朝、世家兴衰得出来的规律，通过访问延安，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如何“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真是大彻大悟很有见地。对毛泽东的回答他听了也是很赞赏的。黄炎培说：“毛泽东的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然而，民主二字要真正地实现，也往往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有的领导人对与自己相抵触的意见往往不肯轻易接受的，甚至听不进耳，官僚主义横行。所以我党要不断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发扬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牢固树立为民服务、为民执政的使命意识，才能跳出和打破“周期率”历史悲剧的重演。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向往革命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当年的延安是个苦地方，向往它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是一群有理想的人，他们多数是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去了延安，延安那时是很有吸引力的。延安的吸引力何止是青年知识分子？对一切爱国的进步民主人士也同样具有吸引力！正如黄炎培在《延安去》的诗篇中所吟：“问成功有望吗？有！有！团结，杀敌，民主，建国，理同，心同。谁都不为谁，为的是可爱的国家，可恨的敌人，和可怜的民众。” 可见，黄炎培一行不顾个人安危，艰辛的来到延安访问，目的是促进国共合作，民主建国。虽然最终没能避免内战，但黄炎培还是将一个真实的、欣欣向荣的红色延安介绍和传播于国统区广大人民的心中，客观上为解放全中国起到思想舆论的先导和宣传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