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学者杨义说：“现代小说是以清末民初的近代文学、尤其是以戊戌政变以后的近代小说为其先导的。认真清理清末民初小说思潮和创作的线索，即可认识到，以‘五四’小说为开端的现代小说，是我国近现代历史的必然产物。”（见《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章》）杨义在这里不仅指出了现代文学是“近现代历史的必然产物”，还点明“五四”新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开端。这也就是说：新文学与现代文学是孪生兄弟。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时，其书名有的题为“中国新文学史”，如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冯光廉、刘增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杨义主笔、中井政喜等合著的《中国新文学图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金钦俊等编著《中华新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11第1版），许道明《中国新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唐文一等著的《消逝的风景——新文学版本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也有的就题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现代小说史”等，如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唐文一等编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图典》（四川人民文学史2001年10月第1版），于润琦《插图本百年中国文学史》（四川人民文学史2002年6月第1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等。
上述这些文学史，其书名虽然不同，然而其论述和所聊的时代背景和内容，基本是大同小异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侧重小说，如《中国现代小说史》等，有的注重小说、散文、诗歌的综合性，如《中华新文学史》《百年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等；有的突现现代文学的发展性，如《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等；有的则突现现代作家个性特点，如《消逝的风景——新文学版本录》；有的又以图说为主，突现单个“中国书刊装帧史和绘画史的知识”，如《中国新文学图志》《20世纪中国文学图典》等，为我们多视角、多则面、多层次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丰富多彩的画卷，也梳理出中国现代文学为社会进步和人类自由民主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说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9月正式出版）就是这方面颇具影响力著作，我藏有该书岳麓书社1986年5月第1版的“旧籍新刊”本。值得关注的是作者钱基博在该书的《绪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名作出了说明和解释，他说：“然不题‘民国’而曰‘现代’，何也？曰：维我民国，肇造日浅，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皆早崭然露头角于清之末年；甚者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之正朔；宁可以民国概之？而别张一军，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然则生今之世，言文学而必限于民国，斯亦廑矣。”鉴于当年有些作者或读者以“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之正朔”，故冠以“现代”比“民国”更易被大家所接受和认可。同时，钱氏在该书中也明确亮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应当是始于“清之末年”和民国初年的“白话文学”。可以说钱氏“清末民初”说，颇有影响力，后来的学者在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也基本上沿袭他的时代划分法。当然现代文学与新文学也是不能简单地划等号的，是有区别的，因为“新文学家所关注的不再是上流社会的生活情趣，而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平凡的社会人生”。（《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导论》）其实新文学的意义又何至仅仅反映“普通人的平凡的社会人生”，许道明说：新文学“那就是‘活的文学’与‘人的文学’。如果说‘活的文学’是指通过白话文的提倡，使中国文学从文字工具到世界观都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与鲜活的方式，那么‘人的文学’内涵则要复杂得多”。（《中国新文学史·前言》）“人的文学”，当年其核心思想是讴歌和凸现人的自由和思想解放的人本主义价值观，肯定人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的关键作用。
上述论及的10余种文学史，是我从80年代中期起陆续从沪上新华书店、旧书店、特价书店内购入和淘得的，虽然跨度长达20余年之久，然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购书主题，却始终贯穿其中，使我获益匪浅。近年来，为了写作的需要，我对自己的藏书作了一次归类和整理，想不到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读物，竟然如此之多，足见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酷爱之深。当然这些读物我不可能本本细嚼慢咽，但其中有几种读后印象深刻！如《插图本百年中国文学史》，该书打破了文学史由时代划分的学科界限，把文学史视为一个整体，以全新的视角，采用图文并茂手段，展现了从1827年创办《申报》始，至20世纪80年代的百余年气势磅礴的文学演变历程，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文学史佳作。伴随着我国学术自由空气的崛起，文学史的观念也是呈现五彩缤纷的形态和变化，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自序》中说：“近年来五种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新见：严家炎先生的‘生态’说；范伯群先生的‘双翼’论；陈思和的‘先锋与常态’；杨义的‘重绘文学地图’；和我在《文艺争鸣》提出的消解‘主流型’文学史、倡导‘合力型’文学史的粗浅认识。”通过学术自由争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创造良好的氛围，也为社会发展营造了科学发展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