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史著作，我接触到最早的当数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本，定价0.80元），全书共5章，从我国原始社会说起，至战国时代就结束了，是一本不完整的中国通史。所以，1985年底当我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见到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所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时，眼睛一亮，被深深吸引住了。《剑桥中国史》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12个国家100多位学者分章撰稿的一部中国史巨著。1966年开始编写，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5卷，分成17册，已出版13卷。中文版从1985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1卷。那天我见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也是我国出版的第一种《剑桥中国史》。
美国人费正清的大名我早有所闻。他1907年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其主编的中国史具有系统性和权威性。《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两卷，上卷11章，从《导言：旧秩序》叙述至《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下卷10章，从《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讲到《社会变化的潮流》，即叙述了晚清道光至辛亥革命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史。这套上下厚厚两册平装本，共计1565页，定价8.60元，是一部物美价廉的精品史著。我立即掏钱快乐地将这部书带回了家，又花了两个月的夜读，通读了全书，并被我认为是我已读过的中国史中最佳的一部史学经典。
从此我也开始关注和留意起这套中国史系列丛书的出版动态。工夫不负有心人。1991年初至1994年秋，我又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先后发现了数种红封面和黑体字精装本的《剑桥中国史》。其中有《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中国隋唐史》《剑桥中国明代史》等4种精装本。现在按历史顺序，从《剑桥中国秦汉史》说起。《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定价36元；（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全书16章，叙述了前221至220年的秦汉全史。卷前有《内容介绍》写道：“本书征引文献广泛，并重视文献的辨伪和考订工作。有关思想文化史的内容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左右，对佛教的传人、民间宗教、佛道二教的关系等方面论述更详。”这与我国学者治史重政治，轻文化有所不同，这大致也反映了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观念和文化的差异。卷前还有我国著名史学家李学勤1989年10月撰写的《序》，其中说道：全书“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国内学术界的看法不同，这是必然的。需要说的是，本卷虽有《导论》讨论了一些具有理论性或方法性的问题，但各章节由于执笔者各异，不能有彼此呼应的一贯理论。即使同属论思想文化史的五章，论点也多少有不一之处。这是按本书这种方式组织写作的学术著作常见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的结果却能使我们看到各位作者研究的个性，吟味其独到之处，未始没有它的优点。”寥寥几句，将作者和作品及特点和学术价值，讲述得清清楚楚，具有画龙点睛之妙。
接下来谈《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定价24元；（美）费正清、（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全书10章，叙述了589至906年的隋唐全史。卷前有《中译本前言》，其中写道：“本书是一部结构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例如对隋炀帝的评价，作者不否认炀帝骄奢淫逸，但炀帝在中国帝王中绝不是最坏的，其在促进南北文化再统一方面作出了贡献。唐代的繁荣，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继承和改善了炀帝所开的运河。其学术观点闪耀出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芒，对历史人物以客观公正的评价。隋唐是我国的一个伟大时代，它是继秦汉后中国真正形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度的时期。如果说汉朝形成了汉族。那么隋唐期则统一的中华民族观形成了。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点就是在此时形成了。自唐以后统一则成为中国人与中国正统王朝的必然追求之一。从此统一成了我国人民的社会共识，分裂已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没有统一的思想和行动，任何政权都无法得到正统地位，也就得不到支持。此后，统一成了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最后谈谈《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定价28元；（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张书生等译。全书12章，叙述了1368至1663年约300年的明代全史。明朝是我国汉人主政最后一个封建统一王朝。“明之亡，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这是有多位史学家的说法。但也有认“明之亡，可以亡于经济”，但不是亡于经济不发达，而是亡于经济太发达。明代的士大夫们可以算是幸运的，在经历了蒙古的短暂统治之后，宋代的程朱理学勉力支持到了明代，诞生了王阳明等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同时伴随土地兼并集中，国家陷入了税越收越少，民众负担越来越大的恶性循环中，直到王朝灭亡。明代的商品经济在宋代的基础上发展，尽管有蒙古的毁灭性破坏，但到了十六世纪依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如果此时国家政策改为以经济为武器，那么不仅是北方的蒙古，甚至更遥远的国度也将被明朝这个经济巨兽吞噬。可惜明朝偏偏又是一个以儒学立国的朝代，而儒学传统的教育是教化重于实际、理论重于实践，当时历代明政府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大问题多数是经济问题。儒学教育对于经济、理财专业人员的缺失造成了明帝国十六世纪的困局，民间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而国家却不能从中得到一星半点的好处，依然在农业税收问题上纠缠不休，失去商业税和海关税的后果是严重的，明亡之时国库空虚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而此时的民间尤其是南方却是富商云集的场景，不然也不可能支撑南明政权维持战争状态如此之久。书中的第9章“隆庆和万历时期”，是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所撰写，其对隆庆、万历帝不乏真知灼见，他认为万历时期“不应当作为一个怠惰和不负责任的朝代”，说“万历皇帝聪明而敏锐”，绝不是个昏庸的皇帝。此说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明万历年间是我国城镇和商贸发展较快的年代，也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这与万历皇帝治国理念是有关联的。黄仁宇是有史识的，这一点读下他的名著《万历三十年》就更清楚了。
虽然我早年买了简装本《剑桥中国晚清史》，但当我见到精装本《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3次印刷本时，还是经不住书的诱惑掏钱48元买下这本新版晚清史，使我收藏的这套《剑桥中国史》装帧完整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