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是文献学中的核心学科，也是读书治学必备知识。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十七史商榷·卷一》）这是他一生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值得学习借鉴！记得我在20世80年代中期购入的第一本目录学著作为陈秉才、王锦贵合著的《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陈秉才、王锦贵，皆为北京大学教授，长期致力文献目录学授课和教学工作。尤其王锦贵，长期坚持教学第一线，在北京大学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不同层次学生，讲授古典文献目录课程。《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也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目录学教材之一，颇具个性特色。全书包括：中国史籍发展简史、中国史部目录的产生与发展、史部类目源流、中国史籍分类趋势、中国古代史籍体裁源流、近代史新体裁史籍举要等10章。突现了史籍目录学要旨，具有“阅读史籍、从事史学研究门径之学”的特点。
中国目录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循流溯源，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国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当时官府藏书的基础上,编成了著名的《别录》和《七略》全面反映了先秦到西汉的文化和学术概貌。刘向、刘歆总结继承了前人目录工作经验，创立了一套编目方法。刘向首创的介绍一书作者、图书内容主旨和评论其得失的叙录体提要，为后人揭示文献的内容特征提供了范例。刘歆在《七略》中创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书目分类体系，为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北宋苏象先在《苏魏公谭训》中最早提出“目录之学”一词。实际上，唐宋时期目录学研究已颇具规模。魏徵等在《隋书·经籍志》的总序中总结了唐代以前的目录工作，对目录的起源、体例、书目分类体系、目录的社会职能等作了探讨。
中国自汉以来，有目录之书、有目录之学，而研究目录学的专著，则以南宋史学家郑樵撰写的《通志·校雠略》为发端。他所提出的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等目录学观点，为中国目录学理论研究作出了贡献。他的目录学思想在其所著《通志》中的《艺文略》《图谱略》《金石略》中得到了体现。清代是中国目录学的总结时期，乾隆以后，目录学理论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目录学成为学者读书治学入门的“显学”。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真是乱读。”章学诚在“六经皆史”“道不离器”的史学、哲学思想指导下,以“宗刘”“补郑”“正俗”为著述宗旨，撰写了目录学理论专著《校雠通义》，他强调目录的作用，不仅在部次甲乙，取便稽检，而其主要是大力提倡“互著”“别裁”两种方法，形成了中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他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观点，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理论体系，沿袭至清末和民国时期。
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和目录学研究系统化，中国目录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理解目录学，形成多种派别。有人认为目录学是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学，如杜定友提出目录学是“簿记之学”。有些人认为目录学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如余嘉锡、汪国垣等。有人则提倡目录学应注重版本的考订、鉴别以及版本目录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如张元济、赵万里等。有些学者则主张将校雠学包括目录学，并认为目录、版本、校勘三者是校雠学的组成部分，如张舜徽等。还有的学者主张中西兼容，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创新径来发展中国目录学,如容肇祖、姚名达等。新中国建立后,目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者们在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目录学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吸取了外国目录学的优秀成果，不断丰富着目录学的内容，目录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开展了以目录学研究对象为中心的关于目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1983年8月在沈阳召开了全国目录学专题学术研讨会，围绕着书目工作怎样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和国内外目录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展开讨论，这些讨论对开展目录学研究起着促进作用。此外还出版了一系列目录学论著，如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合编的《目录学概论》(1982),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1981),罗孟祯《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1983)，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1984)等，目录学被愈来愈多的学者所关注和重视。
我购入的第二本目录学专著，就是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12月北京第1版）。王重民，我国目录版本学家、敦煌学家、图书馆学家。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1939年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古籍。1947年归国，任北平图书馆参考组的主任，同时受聘于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专科教授、主任。1956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1957年被划为“大右派”，成为历史学界著名的五大右派之一。《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全书包括：“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生、发展和系统目录的建成”，“古代中古前期我国图书目录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古代中古后期我国图书目录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等，共计3章19节和《〈永乐大典〉的编纂及其价值》《论〈四库全书总目〉》《章学诚的目录学》等论文6篇及《附录：王重民著作目录》。书末有文献学家顾廷龙1984年3月撰写的《跋》：“君（王重民）学贯中西，尤邃于目录版本之业，早岁曾在北京图书馆从事编纂之役，潜研群籍，辑著多种。暨乃远涉重洋，历访法、英、德、意、美诸国，遍读中国善本，敦煌遗书，见闻甚广。平日尤勤于笔，翻帘所及，辄为提要。其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之功，名山传布，久为学术界所赞扬。”《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作为王重民的遗作，不仅反映了王氏目录学深厚造诣，也展现了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目录学的学术水平。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后，我又先后购入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等。高路明，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致力于古籍目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全书共计有“古籍目录分类的沿革与中国古代学术的演变”“汉代的目录编制及其学术成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目录编制及其学术成就”“宋代的目录编制及其学术成就”“明代的藏书与编目及《明史·艺文志》的纂修”“《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等7章20节。主要阐述了古籍编制与古代学术的关系，其结论：“一部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法演变的历史，也正是一部以儒家的学术观念来衡量、类分典籍的历史。” 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是一部20世纪30年代出版过的重印本。汪辟疆，1912年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1927年起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任教授。其间曾任监察院委员、国史馆纂修。其长期致力于专目录学、经学、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全书由“目录与目录学”“唐以前之目录”“论唐宋元明四朝之目录”“七略四部之开合异同”“丛书之源流类别及其编索引法”“汉魏六朝目录考略”等6篇论文及附录：“读书举要”“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工具书之类别及其解题”等组成。其论文特点可归纳为四点：重点突出、议论透辟、考证精审、材料详瞻。目录学在30年代被高中以上的学校列为必修课，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也成为当年校园首选的教材。
伴随岁月的流逝，我对目录学的情趣却不减。2012年我从上海书城购入王锦贵《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中华书局2012年1月第1版），此书与既往目录学著作相比有所突破，如全书14章中出现了“大藏经与佛藏提要目录”“道藏之广纳百川”等章节，颇具新意。然而王氏撰写此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有所创新，而是“希望通过重建这样的‘作为基础学术史的古典目录学’，可以摆脱现代学科体制的局限，恢复中国传统学术固有的自然分野，为原本完整统一而现在支离破碎的废墟上重建的‘国学’奠定一个真实的基础。”但愿他的努力有收获。2013年我又从上海书城购入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修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5月第1版）。该书为1989年版的修订本。全书共计有“绪论”“官修目录与史志目录的创始——西汉”“私家目录与佛典目录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官修目录与史志目录的发展——隋唐五代”“私家目录的勃兴和目录学研究的开展——宋元”“古典目录学的昌盛——明清”“古典目录学的相关学科”等8章35节。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展现了来新夏所持“中国封建社会的目录工作，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技术性的图书登录工作，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着眼”，并有所继承和发展创新的学术观点。为此他在第8章“结束语”中专门提出“撰写新的古籍目录”学的设想，抒发了一个老学者“壮心不移”治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