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先后去过浙江海宁两次，虽然海宁观潮闻名天下，但我去海宁不是为观潮去的，而是冲着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故居而去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阅览室中就读到过王国维《观堂集林》《人间词话》等代表作，对其学问推崇不已，并萌发要读遍他的著作。据悉1983年9月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了一套《王国维遗书》，这对我是一条期盼已久的好消息，然而一打听书价不菲，全套定价60元，这在80年代初可不是个小数目，比我月薪还高。同时，当年又刚刚花去39．5元购入了中华书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大开面精装本（全二册），顿感钱囊羞涩，手头又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零花钱去买这套书。我这个人又不喜欢向人借钱，当时心里又急又烦，无奈之下，忍痛割爱，将我早年买进的“图书集成”线装本《字学典》、清刻袖珍本《诗经》两套书，变卖给了沪上福州路上海古籍书店的收购处，终于凑足了钱在上海书店换回了这套梦寐以求的《王国维遗书》。当时心中有种说不尽的喜悦和满足感，然尔时过境迁，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是亏了不少。可当年谁会想到如今的清版线装书会涨幅如此之大。人生总是有得有失。何况这近40年来我翻阅过多次“遗书”获益匪浅，增长了不少古史、古文化等方面的知识。
我买入的《王国维遗书》是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9月版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全套16册精装本。全书包括了当时所能找到的王国维的全部学术著作。几十年来，尽管关于王国维的新资料时有发现，而对此书仅能起补遗作用，王国维一生学术精华基本已收录在这套书内。对于文献、考古、边疆史地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来说，《王国维遗书》是无法绕过的学术高峰；对于从事近代以来学术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来说，《王国维遗书》是难得的第一手学术资料。全书主要包括三部分內容：一是插图部分，收录了“王静安先生遗像”“跋段懋堂手迹遗墨”“重辑仓颉篇遗墨”“钟鼎题跋遗墨”等4种；二是《序》，有陈寅恪1934年6月3日撰写的序，宋春舫1935年春撰写的序文，王哲安1936年1月撰写的序文；三是《遗书》，这里收录的所谓全部遗书，是包含当年编者所能找到的王国维遗作和著作，有《观堂集林》24卷、《观堂别集》4卷、《庚辛之间读书记》1卷、《苕华词》1卷、《静庵文集》1卷、《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1卷、《两周金石文韵读》1卷、《观堂古今文考释》5卷、《史籀篇疏证》1卷、《校松江本急就篇》1卷、《重辑仓颉篇》2卷、《唐写本唐韵校记》2卷佚文1卷、《殷礼徵文》1卷、《联绵字谱》3卷、《补高邮王氏说文谐声谱》1卷、《释币》2卷、《简牍检署考》1卷、《魏石经残石考》1卷附录1卷、《宋代今文著录表》1卷、《国朝金文著录表》6卷、《汉魏博士提名考》2卷、《清真先生遗事》1卷、《耶律文正公年谱》1卷、《五代两宋监本考》3卷、《两浙古刊本考》2卷、《古本竹书纪年辑校》1卷、《今本竹书纪年疏证》2卷、《古行记四种校录》1卷、《蒙鞑备录笺证》1卷、《黑鞑事略笺证》1卷、《圣武亲征录校注》1卷、《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1卷、《乾隆浙江通志考异残稿》4卷、《观堂译稿》2卷《人间词话》2卷、《宋元戏曲考》1卷、《唐宋大曲考》1卷、《戏曲考源》1卷、《古剧角色考》1卷、《优语录》1卷、《新编录鬼簿校注》2卷、《录曲余谈》1卷、《曲录》6卷，共43种104卷，其中最能代表王氏学术成就的当数《观堂集林》。
王国维后半生的主要著作都收于1923年他自选的《观堂集林》这本书中，学者赵万里说：“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宏旨者，悉淘去不存”。印行《观堂集林》的蒋汝藻说，此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读《观堂集林》，我们可以发现王氏在研究古史方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殷墟卜辞，二是两周金文，三是战国文字，四是西域汉简，五是汉魏石经，六是敦煌文书，七是铜器定名，八是三代地理，九是殷周礼制，十是古文源流，十一是字书韵书，十二是版本校勘，十三是西北史地。这些研究，是一种介于宋、清金石学与外来考古学之间的东西。王国维“二重史证”其实不是来自西方考古学，而是来自宋代“考古学”，它是铭刻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史学研究，但他的研究还是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考古学。他的研究多属陈寅恪所说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但晚年致力西北史地，则属陈氏所说“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还有他早年的文学研究，也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都是“足以转移一时之风光，而示来者以轨则”的东西（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王国维一生勤奋好学，自1898年22岁进入上海《时务报》馆充任书记校对，他利用公余，常去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氏资助下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并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携3种生平著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后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5年，他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等，颇受惊恐，自沉于颐和园中昆明湖鱼藻轩。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休，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呜呼，一代学者，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51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都认为不值得。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