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我的太阳。”（Petra）
在到小村之前，桑葚已经在德国生活了十几年。这十几年的生活磨砺，让她终于学会了摈弃虚头八脑的名声，比如职业、称谓和公司名气。
如果她一直呆在国内，那么她会变得很在乎这些光环。这样似乎在同学面前、朋友面前、包括亲友和邻居面前也都挺得起身和扬得起头来。
可是在德国，谁会在乎和讲究这些呢？
首先大家都极其注重保护隐私，即便是成了朋友和邻居，也不会打听对方在哪里上班和工资多少。
又即便是很笼统地知道了对方大约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比如律师、医生、职员、工程师，彼此之间也都平等相待。在一起时，该吃吃，该喝喝。谈论起时事来也照样各抒己见，津津乐道。
工作或不工作，在德国人眼里，都无伤人际关系。
各自对各自的生活负责，只要能活得快乐就行。
谁不知道一个有着两个孩子的家庭，钱是永远不嫌多的。所以在小村里有一份工作，对她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卖面包是件愉快的事。
桑葚很快便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比她以前做过的任何工作都更为放松和舒服。
也许是和粮食打交道的缘故，当一个人沉浸在一种民以食为天的环境里，被面包以及面包里的各种坚果和种子的香味环绕着，心情自然而然便悠扬起来。
每天眼里都是和吃有关的各种不同形状和颜色的东西，看得她心旷神怡。
她平生头一次可以穿拖鞋上班。
按照德国的法律，面包店里穿的鞋子，必须和在外面大街上穿的鞋子分开。也就是必须穿一双室内的鞋子。
桑葚没经验，头一天去上班，带的是一双鼓头鼓脑的系带鞋，这双鞋在买的时候，就大了一号。放在家里没怎么穿，九成新。在店里穿上后，倒也是舒服，因为大一号嘛，脚趾头在鞋里感觉很自由，只是走起路来时，有点踢踢踏踏和跌跌冲冲。
同事Barbara芭芭拉看见后问：“你的鞋怎么回事？”
桑葚不好意思地说：“这鞋大了一号。有点不跟脚。”
Barbara芭芭拉就走到后面的休息室去，从鞋柜里拿出一双拖鞋，说：“这双鞋子没人穿了。你看是不是你的号？”
桑葚一看，是一双白色的拖鞋。镂空的鞋面上有四个有机玻璃扣做的小花。
这鞋是儿童穿的吧？她笑着翻过底来，一瞧，还果真是自己的号码。
于是就不客气地换上。第一天上班，别人就给你送个好意，不接受不是给脸不要脸吗？
还别说，穿拖鞋自是比穿任何鞋子都更舒服。同时，她也发现，别的员工穿的也都是拖鞋。
穿拖鞋上班，首先脚很舒服。这让她深感高兴。其次就是感觉像在家里一样。
在店里工作，难免会走来走去，拖鞋让她一点也不感到脚累。
这让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面包店里有两个领班，中年的Anja安佳平和，老年的Britta布丽塔严厉。
在做事的方式方法上，Anja安佳随和。一般不会对员工多加干涉。Britta布丽塔可就严格多了，严格到放在桌面上的纸袋是开口朝外摆放还是朝内摆放都要按照她的意思不得有丝毫改动。
在桑葚看来，这不过是个顺手还是不顺手的问题。纸口袋是用来装东西的，自然是开口朝着员工自己，拿起来更为方便。这样左手只需将口袋稍稍提起，右手便可以将东西往口袋里送了。
如果换作是开口朝外的话，还必须先将口袋给竖起来，右手才能够从上往下地往口袋里装东西。
为此，第一次和Britta布丽塔搭班时，桑葚将一叠口袋的开口在桌面上放成朝自己，Britta布丽塔看见后也不言语，伸出双手就将口袋的开口又改成朝顾客。
也许只是个习惯问题吧，就像收银台里的钱票，有的习惯正面朝里放，有的习惯背面朝里放，更有的是收进来时乍样就乍样地正正反反地胡放。
在钱票如何放法这一点上，桑葚和Britta布丽塔是一致的。她们都喜欢将钱票往同样一个方向放。
至于这口袋问题，桑葚一看Britta布丽塔不声不响的强硬式纠正动作，就明白了，她不允许有人破坏她的规矩。
于是也就不再更改回去。不顺手就不顺手吧。
好在Britta布丽塔年纪大了，她是属于退休后再出来继续工作的那类人。每周只来做三次，这三次里也不是次次都能够和桑葚的班搭在一起。所以只要她不在，桑葚愿怎么放就怎么放。
有的时候她也会想，为什么比Britta布丽塔年轻的员工们就不那么固执呢？为什么人们总是说人老了会越老越固执呢？
看看她自己的生活状态，再看看比如Anja安佳和Barbara芭芭拉的生活状态，Anja安佳和自己都还在生育的旺盛期里。荷尔蒙充沛，**正常，心胸似乎也就容易宽广，虽说月经即将来潮前的那几天，人会容易烦躁，但也不至于为了一个口袋的朝向而和同事斤斤计较吧。
而Britta布丽塔已过了更年期，虽然更年期后还是会有**的，但是体内所分泌的荷尔蒙少了，似乎女性失去了一部分内在的东西后，便不想再失去任何外在的东西了，哪怕一点点权力上的东西也都不愿意放弃。即便是这权力小得就像一个口袋在桌面上朝哪里摆那样。
事情按照谁的意志做，谁就是其中有威望和有权力的那个。这是显而易见的逻辑。所以桑葚立刻可以明白并体谅Britta布丽塔的那种寸步不让的做法。
只是作为一个小小面包店的员工，说到底又有什么权力可计较和争执的呢？像这种纸口袋的朝向问题，说出去不要让人笑掉大牙哦！
再说两个人在一起工作，短则三四个小时，长则七八个小时便分开了。争执的意义何在？桑葚在肚子里常常闷笑。
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啊，不要说一个小小的面包店，只要是与人共事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权力之间的比较和争执。
Britta布丽塔的严厉，让她自己犹如一尊雕像般，变得刻板和不通人情。可是桑葚知道，这绝不是她的真实本相。
越是内心强大的人，往往就越有宽容心。他们不怕失去什么或者少点什么，因为他们的精神是富有的，内心是丰满的。
说得难听点，桑葚自以为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内心强大的人。至少是在Britta布丽塔面前。
所以，只要她在，桑葚就让着她。因为她根本不把这些当回事，彼此间就立刻有了好感。一有好感，Britta布丽塔对桑葚也就很快少了戒备。
有一天早晨，桑葚和她一同做早班。当她们开始整理货物时，她竟然当着桑葚的面拿起一个Laugencroissant碱液羊角面包咬了一口说：
“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桑葚处事不惊，规规矩矩而又很得体地说：“我现在不饿。”言下之意是模糊不清的。既有拒绝的意思，又有等会饿了也许会要的希望。不至于让忍不住偷吃的Britta布丽塔下不来台。
“每天早晨，我只要吃一个Laugencroissant碱液羊角面包就够了。” Britta布丽塔边吃边解释。
桑葚吃惊于她的这种双重标准。
因为她还记得自己在第一次和她搭班休息时对着货架自言自语道：“我今天吃什么呢？”的时候，Britta布丽塔那副大惊失色，好像自己大逆不道的模样。
而现在她却这样当着桑葚的面，大模大样地吃。还问桑葚要不要吃。显然她已经把桑葚当成自己人了。桑葚一边为自己被她接纳而感到欣慰，就像条狗，当它把你认作是朋友后，它就不再对你虎视眈眈地叫了。另一边又感叹着这种双重标准。咳，让人说什么好？
毕竟左不过就是个一欧元不到的事，即便是闹得让老板知道了，他又能怎样呢？
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会用双重标准去衡量自己和别人？
Britta布丽塔的吃或者不吃，对桑葚来说无关痛痒。
因为即便她不吃，在货里也总会有一两个被压扁的或者断损的、破了相的东西无法再卖。这些东西的命运如果不是由员工吃了，就是扔垃圾桶。
但有趣的地方也在这里，在老板的眼里，即便是扔垃圾桶，也不能让员工给吃了。扔垃圾桶只算是浪费，员工给吃了就算是偷。
这种逻辑在德国的食品行业里算是潜规则。
有一次傍晚，桑葚独自一人做到关门。她在离关门前十五分钟的时候，把从大清早6点半就做出来的夹肉或者夹奶酪的夹心面包都拿出来扔入了垃圾桶后，开始给冷气柜做清洁工作。
按理说，在这最后的15分钟里是不会有人再来买这种冷冰冰，硬邦邦的东西的。
一早凌晨烘焙出来的生脆的小面包被冷气吹了一天后已变得僵硬不好吃了。
然而，那天老板Lukas卢卡斯偏偏在跑步后，推门走了进来。也许是他跑得肚子饿了，一眼就发现冷气柜里的夹心面包空空如也。
“那些夹心面包都卖完了？”他皱起眉头问。
桑葚实话实说：“没有。但是都被我扔了。”
为了证明自己没说错，她小跑着把垃圾桶端过来，指着刚扔进去的夹心面包给老板看。
Lukas卢卡斯往垃圾桶里瞄了一眼，马上松口气说：“OK！OK！”桑葚却还不放心，她将手伸入垃圾桶将里面的夹心小面包拿出来，掰开了说：
“看看！这香肠的颜色都变紫了。这奶酪，也已经都变硬了。不能再卖了。”
桑葚说的是事实。
不过Lukas卢卡斯关心的却不是这些。他关心的是这些夹心面包有没有被桑葚给私自打包了。
所以，见东西都在，心就放了下来。又连连念了两句：“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就转身走了。
桑葚看着他的背影，琢磨着他的话，才有点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不由得在肚里冷笑。
她笑这个德国老板也真是的，他不知道我桑葚是个中国人吗？中国人晚上是吃热饭，而不是吃冷面包的。
面包这东西，早晨吃一顿可以，中午和晚上若要再吃的话，对中国人来说可就是等于一天都没有吃饭，胃里要直冒酸水了。
“咳，这个老板也太没眼力见了。”她在心里叹了口气。
晚上回到家，桑葚把这段经历学说给丈夫 Sebastian塞巴斯提昂听，他听了立即对妻子说：
“下次你要再见到老板，你就对他说：du sollst dem Ochsen, der da drischt, nicht das Maul verbinden。意思是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这段话在《圣经》里堂而皇之地写着呢，你可以叫他去查。”
桑葚将信将疑地把这句话抄下来放到网上一查，果然。在《圣经》申明记的第二十五章第4节里写着。
不过，她觉得不好这样对老板说的。因为牛毕竟是不拿工资的。而员工们的酬劳，老板已经用工资的形式给了。所以额外的再白吃老板的东西自然就属于不可以的。想吃的话应该自己花钱买。从这点上说，老板做得也没错。
桑葚一方面佩服Sebastian塞巴斯提昂张口就来的圣经知识，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和牛还是不一样的。
那天晚上，左思右想让她的脑子昏昏欲睡，便决定让此事不了了之。
事实上，即便是她有道理，又哪里真的敢这样对老板说呢？
请问是自己想要这份工作呀，还是老板想要你这个员工呀？
这份工作对自己来说，是小村里的独一份。可是对老板来说，员工是满大街都可以找到的。才不稀罕她这一个呢。
桑葚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对这点事她还是很有自知自明的。自到德国后，无论做什么她都是只要得到，就死趴在那儿不动。不是说逆来顺受，而是能够坚忍不拔地不管环境怎样，都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坚守阵地。所以她的工作换来换去都是因为公司破产不得已而更换。
工作只是用来供给吃住行的。这一点她已经完全看透了。所以在哪里或做什么还有啥区别吗？
此话要再说白点，那就是，桑葚没把工作看成是件天大的事。
在她心里，重心永远都是家、孩子和自己。
至于同事啊、老板啊，她早就看穿了不过是工作内的几个小时和他们有点关系而已。别说下班后不会有任何来往，一旦退休后更是谁也不认识谁的。
所以何必和那些人较真呢？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同事如何，老板又如何，她都丝毫不往心里去。
即便是有了什么事，又会是什么大事呢？这种工作的最大好处就是不必用脑子。不必为了升职啥的拼脑力拼性命。上班时高高兴兴做，下班后一出门就可以一股脑儿全忘记。
所以很快，大家对她这个没心没肺，木知木觉的人都打开话匣子，变得什么话都愿意对她说。因为同事们发现她很安全，只会进不会出。不会搬弄是非不说，还会引导他们继续往深下里谈。
不料，她这样听着听着，竟然还听出一件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