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3年岁末进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习，在史学家方诗铭、汤志钧等前辈的传授影响下，我逐渐对史学读物产生浓郁的兴趣，并努力通读了“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通过阅读加深了对“前四史”史料价值的认知，认识到要成为一个真正合格史学工作者，首先必须购入一套《史记》，便于放在身边随时可翻阅和查阅，随后逐步购入全套二十四史。1975年秋中华书局版《史记》是抢手货，在沪上新华书店寻寻觅觅我始终没得手，后在方诗铭老师的帮助下，让我将钱汇至他所熟悉的中华书局编辑手中，不久，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门市部为我邮寄了一套《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3月北京第7次印刷本，全10册，定价10.10元），使我终于拥有了第一部《史记》，这也是我生平邮购的第一种书。
《史记》是我国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天才巨著，是一部中国古代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全书共130篇，1265万字。其中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个部分。记叙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末年3000余年的史事。我购藏的这部《史记》版本是中华书局1975年3月北京第7次印刷本，初版于1959年9月。竖排本。全书10册，130卷，卷前有中华书局编辑部1959年7月撰写的《出版说明》，并指出：“这个本子由顾颉刚先生等分段标点”，可知这是一部由现当代著名史学顾颉刚领衔参与标点整理的古籍经典。卷后附有裴骃《史记集解序》、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张守节《史记正义序》、张守节《史记正义》及《点校后记》。《点校后记》长达23页，对《史记》的版本作了解说和分析，并指出：“我们不用比较古的如黄善夫本，也不用比较通行的如武英殿本，而用清朝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简称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分段标点，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由此可见，中华书局本是以金陵局本为底本的新标点整理本，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完善、最具权威性、流行最广的版本。说到购买此本也颇费周折，因为当年在上海的书店很难购得此书，为此我四处打听消息和托人，方诗铭先生知道我欲买此书，就主动热情地写信嘱托他在中华书局熟悉的编辑替我购得了这套书，并邮寄于我，那已是1975年的夏季了，也终于圆了我的心愿！
对《史记》我特别感兴趣，也颇有缘分，因为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古代纪传体通史的奠基之作，文字生动活泼，记载科学严谨，而且也是从事史学史还是文学史研究者首选的必读书。我说对《史记》“特别感兴趣，也颇有缘分”，不仅是因为读过和收藏了《史记》，而是我还在大量阅读前人有关《史记》资料的基础上，对《史记》作过一番研究和考证。《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我曾于上世纪80年代末撰写过一篇专门考证《史记》书名的论文，名曰：《浅说“史记”书名》，发表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上，后收录在我的《书友斋笔谈》（上海社会科学院2002年3月第1版）一书中。这篇《浅说“史记”书名》，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论证和确立了《太史公书》演绎成《史记》之名的过程，并提出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变为《史记》之名，其发生的时间约在汉桓帝时代。我的主要依据是发现了《汉东海庙碑》的碑文，此碑文曰：“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洪适：《隶释·卷2》）再查《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于是立石东海上┅┉以为秦东门”。碑文所谓“事在《史记》”，当指此事。东汉庙碑为桓帝永寿元年（155年）立，此碑文是目前所见司马迁《史记》之书名的最早记载。因此，我认为司马迁《太史公书》书名演绎为《史记》之名，当始于东汉桓帝年间，不会有误。
《史记》问世之后，刊印的版本甚多，现存的版本主要有如下数种：北宋景祐监本仁寿本，南宋黄善夫刻本，南宋杭州刊本，明嘉靖、万历间南北监刻本，明正德十三年宁府重校刊本，明崇祯至清顺治毛氏汲古阁刻本，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本等。我虽早已藏有中华书局本《史记》，但出于嗜古、嗜旧，爱藏善本、古本的意识和观念，1992年2月又从友人处购入《史记》乙卯本（1914）。这是一部由都门书局依据清同治年间版本重校重印的版本，由吴挚甫先生点勘，书名题签出之光绪进士张伯英（1869—1934）之手。全书共计10册，开本为25厘米×14.8厘米，长方形版式。卷前有林纾写的《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落款为“甲寅（1913）11月朔日于宣南春觉斋”。林氏称“其（吴挚甫）沈酣于《史记》，识见乃高余万倍矣”。可见吴挚甫当年是个具有史识的学者，经其精心校勘的《史记》乙卯本，其虽不及中华书局本那么完美，但却充满着线装本的古色古香的善本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