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四部”，即按我国传统分类法，将所有的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丛刊”即今天通常所说的丛书。从1920年起，到抗战爆发为止，《四部丛刊》共出版了初编、续编、三编，共502种，分装成3100多册。当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四部丛刊》，据记载是鉴于“自咸（丰）同（治）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上海涵芬楼留意收藏，多蓄善本，同人怂恿景印，以资津逮。间有未备，复各出公私所储，恣其持揽，得于风流阒寂之会，成此四部丛刊之刻。提挈宏纲，网罗巨帙，诚可云学海之巨观，书林之创举矣。”也就是说，自清咸丰、同治以来，吏治腐败，外敌入侵，社会矛盾加剧，贫富两级分化，日益严重，太平天国爆发就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集中释放。社会的激烈动荡不仅使社会经济走向崩溃边缘，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同时，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出版业也呈衰颓之势，尤其是太平天国与清军的江南交战处，书刊和雕版私营业及私家藏书遭毁灭性的厄运。拜上帝会的太平军对儒家经典，更是采取严厉禁毁方针。据当时人记述曰：“余生不幸，虽未坑儒，业已焚书，所见者洪逆之乱，所至之地，尚遇书籍，不投之于圂厕，即置之于水火。遂使东南藏书之家，荡然无存。幸叛逆不久诛灭，故西北所藏之书，犹有存者。” 又据记载，常熟“当粤寇之难，邑中藏书，大半毁失”。由于江苏、浙江、安徽一带所受兵燹最重，导致“刻书印行不多，而遭乱板毁”（王欣夫语），书籍文物荡然无存，多少经典善本，烟飞灰烬，实在是一场文化浩劫，传世之书籍更趋稀少。辛亥革命后，新老军阀战乱不停，社会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可供普通读书人选读的古籍更少了。为此，商务印书馆抓住时机，凭借上海涵芬楼丰富藏书，顺应社会需求，推出了这套“学海之巨观”的“四部丛刊”。丛刊所选是“家喻户诵，如布帛菽粟，民不可一日缺者”，这说法在今天看不免有点过分，但它大量收入了古籍中的必读书、必备书，确实是事实。我国由于文化遗产丰富，同一种书，传本很多。张元济主张在抓普及的前提下，丛刊尽可能选用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本子。如脍炙人口的吴梅村诗，丛刊所收便是较为少见的《梅村家藏稿》，比一般通行本名贵和可靠得多。丛刊还收入了一批非常有用的工具书，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宋刻《太平御览》等书。丛刊还发掘了一些从未面世的稿本。如清代查继佐的《罪惟录》保存有大量明朝史料，由于作者立场是反清的，所以一直没有刻本。其中也许特别有兴趣的是对徐光启的评价。在所有当时的徐光启传记中，《罪惟录》中的《徐光启传》是最翔实而公正的一篇。
一、
1974年冬，我从福州路上的上海古籍书店断断续续购入了多种《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下简称“丛刊缩本”）。如《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3册本）、《栾城集》（4册本）、《宛陵先生集》（3册本）、《梅溪王先生文集》（3册本）、《后汉纪》（2册本）、《丹渊集》（2册本）、《范文正公集》（2册本）及《于湖居士文集》、《黄御史公集、甲乙集》、《孔丛子、新语、新书》等影印本。“丛刊缩本”开本规格皆为22．8×15．2厘米，在编辑上采用个人文集数册或数人合集一册的形式，每册约200页。封面底色调为银灰色，书名竖排印于左侧由雷纹圈连接成的长方形框内，显得简洁素雅、端庄严谨。“丛刊缩本”称得上是价廉物美的丛刊本，其当年不仅“价廉”，最吸引我的是“物美”，因为“丛刊缩本”所选底本皆是当年编辑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本子”。如《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年选用了“常熟瞿氏藏宋绍兴本”为底本。
瞿氏是清代江南著名藏书世家, 与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钱塘丁氏八千卷楼、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合称为清代后期四大著名藏书楼。其藏书始于瞿绍基(1772—1836)，江苏常熟人。以贡生选授县学教谕，旋即隐居昭文县罟里村，致力于藏书。值得称道的是瞿绍基祖孙几代，遵循祖训，隐居乡间以访书、藏书和读书为乐。经过一代又一代竭力搜集和收藏，藏书多达10万余卷，又多宋、元善本。因此当年商务印书馆欲编《四部丛刊》时，瞿氏藏书就毫无争议的成为选择善本的主要来源之一。“丛刊缩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版框规格：18．8厘米×12厘米；每页24行，每行（上下）40字。全集80卷：赋1卷，诗14卷，文65卷。司马光散文，记叙周详，词句简练、通达。他自称“颇慕古文”，“而不能刻意致力”。因不刻意致力，颇有自然质朴之感。如书中司马光的名篇《谏院题名记》：“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全文204字，精练明洁，富有感情。首段为议，次段为记。议的特点周详无遗，记的特点是简洁利落。议和记两部分截然分开，看似游离，实则紧密相关，都是为了说明同一个主旨，即身为谏官之人，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训俭示康》教导儿子司马康厉行俭约，言简意赅地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二、
“丛刊缩本”《孔丛子》《新语》《新书》三种合集本，其中的《孔丛子》是以“杭州叶氏藏明翻宋本”，即明翻刻宋嘉祐三年（1058）本为底本。“叶氏”即晚清民国著名藏书家叶景葵，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其先祖已有藏书，有书楼为“紫藤花馆”毁于战火；祖父亦喜藏书，重建有“补藤花馆”。岳父朱祖琪，有“兰笑楼”编有《兰笑楼藏书目录》40册，朱祖琪去世后，部分藏书被叶景葵收藏。尤其是晚年叶景葵立意搜罗文献，收藏图书2800余部，3万余册，成为近现代藏书家中的翘楚。《孔丛子》版框规格：18．8厘米×12．3厘米；每页16行，每行（上下）34字。全集7卷，23篇：卷一，《嘉言第一》《论书第二》《记义第三》：卷二，《刑论第四》《记问第五》《杂训第六》《居卫第七》；卷三，《巡守第八》《公仪第九》《抗志第十》《小尔雅第十一》；卷四，《公孙龙第十二》《儒服第十三》《对魏王第十四》；卷五，《陈士义第十五》《论势第十六》、《执节第十七》；卷六，《诘墨第十八》《独治第十九》、《问军礼第二十》《答问第二十一》；卷七，《连丛子上第二十二》《连丛子上第二十三》。后附《孔丛子释文》。《孔丛子》旧题为“陈胜博士孔鲋撰”，自宋以来学者多以其为“伪书”。但近年出土的文献已使学界对《隋志》所言认为基本不误，《孔丛子》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虽然其最后成书较晚，但其所记内容渊源于汉代，西汉初期已有其原型。《孔丛子》卷四《公孙龙》篇以下，记子高、子顺、子鱼言行，文气稍显“软弱”；而卷一至卷三记孔子、子思言行，则决无“软弱”之嫌。很可能前三卷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后三卷则为汉代孔氏学者所记。在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中，学界认为有多篇出自“子思之儒”，或即认为是已佚《子思子》中的内容。⑥因现传文献中记子思言行最详的是《孔丛子》（宋代汪晫辑《子思子全书》一卷，除《中庸》外，余皆采自《孔丛子》），而楚简《鲁穆公问子思》等篇又与《孔丛子》记子思言行在风格上相同，故《孔丛子》有关部分作为先秦时期“子思之儒”的可信史料已受到学界的重视。《新语》今存最早版本为明明弘治十五年（1502）刻本，“丛刊缩本”即以“明弘治刊本”为底本的缩影印。版框规格：18．8厘米×12．3厘米;每页20行，每行（上下）34字。全集2卷，12篇：卷上，《道基第一》《术事第二》《辅政第三》《无为第四》《辨惑第五》《慎微第六》；卷下，《资质第七》《至德第八》《怀虑第九》《本行第十》《明诫第十一》《思务第十二》。《新语》是西汉时期陆贾（约前240—前170）的著名政论散文集。陆贾为汉高祖刘邦的谋士，开国功臣，曾官至大中大夫。《新语》兼综儒道。认为“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世之盛衰与天无关，朝代更替“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有所取之也”。故而在总结秦亡汉兴基础上，向西汉王朝提出“握道而治”的无为原则。指出圣人之治去“极武”，施仁义，“以仁义为巢”，“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强调人主必须无为。为西汉前期的统治思想奠立了一个基本模式。《新书》又称《贾子》，是汉代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的政论文集。今存10卷58篇，其中《问孝》《礼容语上》两篇有目无文，实为56篇。“丛刊缩本”《新书》，以“明正德长沙刊本”为底本的缩影印本。版框规格：18．8厘米×12．3厘米;每页16行，每行（上下）36字。全集10卷，56篇。集中反映贾谊的政治经济思想，开篇即为著名的《过秦论》，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一系列政治主张；《宗首》《藩强》《权重》等阐述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大政》《修政》等提出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贾谊的政论散文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体现汉初知识分子在汉帝国大一统创始期之积极进取，力图建功伟业的豪情壮志，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三、
“丛刊缩本”《皮子文薮》《甫里先生文集》两种合集本，其中《皮子文薮》是晚唐现实主义诗人皮日休于懿宗咸通七年（866）自编的一部10卷本诗文集《皮子文薮》，皮氏在自序中称文稿“繁如薮泽”，故名。“丛刊缩本”，以“湘潭袁氏所藏明刻本”为底本的缩影印本。版框规格：18．2厘米×12．8厘米;每页18行，每行（上下）38字。全集10卷，126篇散文和诗歌。皮日休（约834—约883），字逸少，自号鹿门子等。襄阳竟陵(今湖北省襄阳县境内)人。出身于平民家庭，从小过着清寒生活，较接近下层人民。年幼时曾在家乡读书，后来到各地游历。唐僖宗咸通八年（867）登进士第，相继任军事判官、著作郎、国子博士、太常博士、翰林学士等职，后出为毗陵副使。其间与好友陆龟蒙交游唱和甚多，后有《松陵集》十卷传世。黄巢起义时避居江南，及乾符末年(约878)黄巢军攻入江浙，皮日休加入农民起义军，后随黄巢攻入长安，任翰林学士长达三年多，可惜不久便死去，终年仅30余岁。他的不少著作反映了晚唐的社会现实，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反映了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如《橡媪叹》：“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伛偻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这首诗是皮日休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一个老农妇因辛勤生产的粮米被官府搜刮盘剥殆尽，只好靠拾橡子聊充饥肠的悲惨遭遇描写，深刻揭露官租之重和官吏之贪，寄予对下层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所以又有学者认为皮日休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是一位善于思考的思想家”。《甫里先生文集》是唐朝陆龟蒙撰写的诗文别集。“丛刊缩本”，以清代“黄荛圃校本”为底本的缩影印本。版框规格：19．7厘米×11厘米;每页16行，每行（上下）28字。全集20卷。陆龟蒙，字鲁望，自号甫里先生。生年不详，约卒于唐中和元年(881)。今江苏苏州人。晚唐文学家、诗人。出身于败落世家，屡试不第，先后做过苏州、湖州刺史的幕僚，后隐居于松江的甫里。工诗文，与皮日休齐名，并称“皮陆”。《甫里先生文集》，收诗文652篇，其中《笠泽丛书》、《松陵集》占481篇，其它文籍中收集得171篇。卷一至卷十三，为古今体诗；卷十四、十五为赋；卷十六至十九为杂著；卷二十为附录。陆龟蒙与皮日休交往甚密，彼此唱和颇多，集中唱和的诗篇占较大比重。陆氏跟随韩愈涩僻险怪的句法，承袭扬雄的词句，有心立异，力求博奥，诗风纤巧冷僻，开晚唐诗中僻涩一体。其写景咏物小诗大致写隐居水乡生活，浅显轻快，富水乡色彩。虽有如《杂讽九首》、《村夜二篇》等忧念民生，愤慨世事的诗作，但由于没有皮日休那样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基础，不可能写出像《橡媪叹》、《哀陇民》那样的佳作。陆龟蒙的散文，尤其是小品文，思想及艺术成就远胜其诗，像《田舍赋》《后蚕赋》《野庙碑》等文均属愤世嫉俗之作，借题发挥，讽刺辛辣，情味隽永，耐人寻味，富有现实意义，确可与皮日休文媲美。后人评其诗文曰：跟随韩愈求僻险，承袭扬雄立异篇。诗风纤巧开冷僻，文章辛辣情味绵。该刊本最值得称道的是出于黄丕烈抄校本为底本。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号荛圃，又号复翁、佞宋主人、宋廛一翁等。今江苏苏州人。清著名藏书家、校勘家。凡经他校刊或写过题跋的古籍,往往被藏书家认同为善本,其亲手校勘过的传抄本,更被藏家视作善本中的极品。可见“丛刊缩本”《甫里先生文集》版本之佳。这也是“丛刊缩本”显贵之亮点，该丛刊书的出版使一些深藏秘室高阁中的名著经典和善本，原先仅有个别藏家才能见到的，如今却成了普通古籍爱好者也可欣赏到的大众书籍，这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这件大好事的最大功臣是张元济。其实张元济（1867－1959）不仅是近现代整理出版古籍最著名的出版家，还是一个跨时代不同凡响出版家。他是光绪二十六年（1892）进士，曾参与戊戌变法，与康有为先后得到光绪皇帝召见。后来，他成为唯一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1898年他在李鸿章推荐下，来到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他率先组织翻译了严复译亚当·斯密《原富》，还有巴尔扎克《英国文明史》、松平康国《美国宪法史》，以及《万国通商史》《欧洲全史》等。此时的商务印书馆，还只是一个由几位印刷工人集资合办的小型手工业印刷工场。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1920—1926年改任监理。1926 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不仅组织大规模的编译所和涵芬楼（后扩建为东方图书馆）藏书，开创了私营出版社设专职专业编辑和图书资料以保证出版物质量；更是聚合了一大批“跨时代的才俊”，如**、郭沫若、黄炎培、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陈望道等。他所参与规划的《最新教科书》获得很大成功，同业相率仿效。同时，张元济还是个版本学家，顾廷龙赞曰：张元济在古籍版本、校勘学上的成就，即使清代何焯、卢文弨、黄丕烈和顾广圻等校勘学名家，亦有所不及。可见张元济在古籍版本上造诣不凡。他从1915年开始筹备，1919—1937年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张元济却选择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以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的一生，谱写了他辉煌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