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书房“书友斋”里，除藏有我喜爱的清版线装本外，另一种我较为看重的是民国版的《丛书集成初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是现代著名出版家王云五于1935年至1937年主持出版的一套丛书。王云五（1888—1979），名鸿桢，号云五，又号岫庐。祖籍广东香山人，生于上海。少年时受过5年私塾教育，其父将他送到五金店当学徒。后经刻苦自学，17岁进入同文馆学英语，并兼任助教。1906年起，先后在上海同文馆、中国公学等校教授英文。1907年春，任振群学社社长。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1912年，他先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事。1917年起，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并创办公民书局，开始出版商生涯。1921年经胡适推荐，34岁的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后任总经理。王云五出任后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方针，组织编译了一批介绍中外古籍名著的丛书，颇受社会重视。1930年春，他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积极推行科学管理法，开创商务印书馆日出新书一种的新局面，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书籍，《丛书集成初编》是他继《万有文库》之后，推出的一套颇具影响力的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其编入的古代典籍又以文史类为主，很合我的读书趣味和嗜好，所以我在1974年短短的365天中竟然买下了《丛书集成初编》75种，194册，可谓是我生平中，一年内购入的同一出版社、同一装帧、同一开本书中，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是最多的。又据商务印书馆原书目凡例介绍：“初编丛书百部之选择标准，以实用与罕见为主；前者为适应要需，后者为流传孤本、”收了很多著名的丛书，还有不少不易找到的笔记杂说。这百部丛书，以刊本朝代分，宋代三种，元代—种，明代二十五种，清代七十一种；以丛书性质分，普通丛书八十种，专科丛书十二种，地方丛书八种。我如今拥有丛书初编百种中的75种，约占总品种的四分之三；这些书又已伴随我长达40余年之久，这对爱书人的我而言，这实在是一笔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因此我把1974年称作我的“丛书集成初编”年。
记的1974年春，趁着风和日丽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再次来到了上海古籍书店淘书，与往日一样店堂里冷冷清清，那天我除浏览和扫描了书架上的旧版线装本外，摆放在店堂西角上的那种已泛黄的小开本（17．5厘米×11．6厘米）《丛书集成初编》却也引起了我的关注。随手翻阅了数册，发现这类书都是文史读物，而且分拆出售，价格很便宜，每本约1角。我就选购了一套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二月出版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全集5册，书价共计6角。这也是我购买的第一种《丛书集成初编》本。为什么会选购这套书？我知道《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之一。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也是儒家五经之一。《尚书今古文注疏》的注疏者是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他于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皆通其义，被袁枚称为“天下奇才”。他编撰整理的这部《尚书今古文注疏》，可以说是清代《尚书》研究的经学名著。该书买回家后我读得很认真，尤其对其书中旁征博引，严谨注疏和考释的学识，颇为钦佩，从此也让我爱上读这类书的嗜好，还懂得了“注疏”是一门学问，并养成了我读书也关注注疏的习惯。
从此，凡去上海福州路古籍书店，总会选上几种书带回家，在此期间的一年中，我先后购得75种书，194册书，如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版的《研经室集》12册（书价1．2元）；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二月版的《唐会要》16册（书价2元）、《西汉会要》16册（书价1．5元）、《汉书辨疑》5册（书价0．5元）、《南涧甲乙稿》6册（书价0．6元）、《六一题跋》2册（书价0．6元）等，共计28种，82册；民国二十六年（1937）六月版的《十七史商榷》12册（书价1．5元）、《明史纪事本末》10册（书价2．4元）、《诗传名物集览》4册（书价0．3元）、《汉学师承记》2册（书价1．5元）、《史见》1册（书价0．05元）、《责备余览》1册（书价0．3元）、《震泽长语》1册（书价0．1元）、《韵石斋笔谈》和《天壤阁杂记》合为1册（书价0．1元）等，共计36种，81册；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版的《逸周书》4册（书价0．3元）、《淮南鸿烈解》3册（书价0．6元）、《广阳杂记》3册（书价0．3元）、《玉山逸稿》1册（书价0．15元）等，共计8种，16册；民国二十八年（1939）十二月版的《薛文清公读书录》2册（书价0．15元）等。在此我还要提一下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撰写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这本书不仅有盙、簋、豆、俎、尊、勺等20幅器具图案，还有大量的文字说明，如在“龙勺”图案下端写道：“龙勺重一斤，勾口径阔二寸一分，……酌献盥洗，皆以勺挹之。”翻阅此书却令我犯疑，作为理学家朱熹怎么会对日常器具如此熟悉和关注，还肯下如此工夫作绘画讲述？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书中除收录朱熹文图外，还有屈大均《先圣庙林记》、郎廷极《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毛奇龄《郊社禘祫问》等不易见的作品，然而更让我犯疑的该书封面仿似《丛书集成初编》，却没有版权页，不知为何缘故？当年我是以0．12元买下此书。当年《丛书集成初编》书价平均每册约0．1元，其价格之便宜令今人难以置信，可那是1974年期间我亲手从书店亲手买回家的书，并收藏至今。
这些书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不乏名家经典，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阮元《研经室集》、江藩《汉学师承记》、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都是清代著名学者有影响的代表性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还有那些至今还是难得一见的稀罕读物，如元代人顾阿瑛《玉山逸稿》、明代昆山人方鹏《责备余览》、明代人薛瑄《薛文清公读书录》、清代黄冈人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清代蠡县人李塨《阅史卻视》、清代新宁人陈遇夫《史见》、清代延陵人姜绍书《韵石斋笔谈》、清代上党人冯班《钝吟杂录》等，至今我还没见到有新标点整理本出现，而且这些书中不乏真知灼见的教育良言，如冯班说：“凡教子弟，勿违其天资。若有所长处，当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开其知识也；养之者，所以达其性也。”（《纯吟杂录·卷第一》）主张在教育上要扬长避短，不要“违其天资”，而是要善于发现“所长处”的教育方法，是值得人们汲取和采纳的；书中也不乏精辟的史论，如李塨说：“唐太宗勤劳庶政，其司门式曰，无门籍者有急奏，监司与仗家引对，不得关碍；置立仗马二，须乘者听受言之，防壅蔽如此，贞观之治所以盛也。”（《阅史卻视·卷二》）精准地指出盛唐贞观之治，其关键是唐太宗“勤劳庶政”，广开言路，倾听民意的治国理念。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都知道：君是舟、民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那么作为人民公仆的政府官员更要有“执政为民”的意识，廉洁奉公，广采民意，坚持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书中引起我关注和兴趣的还有关于古书的史料，如姜绍书说：“内府秘阁，所藏书甚寥寥。然宋人诸集，十九皆宋版也。书皆倒折，四周外向。故虽遭虫鼠咬而未损。但文渊阁，制既痺狭，而牖复暗黑。抽阅者，必秉炬以登。内阁辅臣，无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诸君，世所称读中秘书者。曾未得窥东观之藏。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叹也。”（《韵石斋笔谈·卷上》）反映出明代皇家图书馆对珍稀宋版书的冷漠和无知，导致“虫鼠咬”的破坏和“付之一炬”的浩劫，令人发指和惋惜。
《丛书集成初编》因收录了多种不常见的书，为治学的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那些稀有丛书尚未影印之时，不少善本秘笈大都在某些大藏书家手中，秘不示人，爱书人或学者要用却无缘得见。即便是一般读者有好奇之心，想要一睹，也是告借无门。《丛书集成初编》的出现，作为中国早年面向大众的丛书，对于学术研究上所起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吧。《丛书集成初编》原本是面向一些中小型图书馆的，可是后来还是私人藏书买得多。现在不少学者治学时很多还是参考《丛书集成初编》的版本，甚至还用它作为底本进行校勘的，如我的老师、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校订和标点清代钱大昕的史学名著《廿二史考异》本时，就借用了我收藏的《丛书集成初编》本作为底本之一。方诗铭先生的新标点本于2004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问世。遗憾的是方先生已于2000年与世长辞，没能见到凝聚他晚年心血的新书出版，好在他的女儿学者方小芬实现了方老的遗愿，不仅出版了《廿二史考异》，还出版了《方诗铭文集》3卷本（上海社会科学院2010年4月第1版）。方小芬还先后送我钤有“方诗铭”印章的这两套精装本，为我的“书友斋”再添经典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