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3年至1975年在全国掀起了“儒法斗争”的研究热潮，也先后出版了大量有关儒法斗争史的古籍和读物，我把它称作“儒法斗争”读物年。被蒙骗和愚弄的我，也热情卷入其中，并津津乐道的阅读、购买和获赠了多种此类读物，如杨荣国《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上海第1版、《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人民出版社1974年1月第1版、《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4年1月第1版、《批林批孔文章选编》解放日报编辑部1974年2月编印、《商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第1版、《柳河东集》（上下两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第1版、《盐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6月第1版、《论秦始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6月第1版、《韩非子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6月第1版、《藏书》中华书局1974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法家著作选读》中华书局1974年7月第1版、《读点法家著作》文汇报编辑部1974年7月编印、《学习参考资料第三辑》上海市五七干校1974年7月编印、《论法家和儒法斗争》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10月北京第4次印刷、《曹操集》中华书局1974年11月北京第4次印刷、《〈论语〉批注》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版、《初潭集》中华书局1974年12月第1版，《历代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史料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第1版、项罗《曹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第1版、《四书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第1版、《郭嘉传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第1版、《论儒法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唐代杰出法家柳宗元》广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冯天瑜《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楚辞通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曹思峰《儒法斗争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第1版、《晁错及其著作》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版、《荀况》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第1版、冯友兰《论孔丘》人民出版社1975年9月第1版、《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第1版、《先秦法家军事著作选注》浙江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第1版、顾维勤《从考古资料中看商周奴隶社会的阶级压迫》中华书局1975年12月第1版等数十种之多，让我一度沉浸于“儒法斗争”染缸中，如痴如醉，还撰写和发表了一些错误文章，实在糊涂！
在当年连篇累牍反映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的文章和读物中，我发现中山大学杨荣国教授是急先锋，他在《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一文中，上纲上线的说：“凡是要开历史倒车的人，总是千方百计的把孔子这一幽灵抬出来。”妄图借此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目的。在杨荣国嘴里孔子成了反动阶级的“圣人”和人民的罪人，并将学术研究与政治斗争挂钩，在当年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也误导和伤害了许多人。应当说杨荣国本人也是被“四人帮”所愚弄和利用，在当时被蒙骗、愚弄和写错误的文章又何止杨氏一人，教授和学者大有人在，如收录于《论法家和儒法斗争》书中，由冯友兰撰写的《柳宗元与唐代的儒法斗争》，周一良《王船山是怎样评价秦始皇的》，杨宽《韩非“法治”理论的进步作用》；收录于《论儒法斗争》书中，由王运熙、顾易生、李庆甲撰写的《试论屈愿思想中的尊法反儒倾向》，金冲及《〈天演论〉和中国近代反孔思潮》；收录于《历史人物集》书中，刘修明撰写的《孔丘传》，余秋雨《胡适传》等，这些文章或多或少的将学术与政治斗争挂钩，断章取义，捕风捉影，颠倒是非，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当然这笔账应当算在“四人帮”头上，但个人也要有忏悔和反思承认错误的勇气。在当年被愚弄和利用又何止教授和学者，还有我们这些年轻幼稚的知识青年和工人。当年在“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的口号蛊惑下，许多青年工人政治热情高涨，跃跃欲试，积极撰稿发表，如《论法家和儒法斗争》一书，收录了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五厂工人理论小组《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上海拖拉机附件厂工人曹晓波（曹正文）、上海染化三厂工人李海生撰写的《曹操是杰出的法家》文章；《法家著作选读》一书，收录了上海毛巾五厂翁长松等撰写的《围绕变法问题的一场大论战》文章；《学习参考资料第三辑》收录了上海工具厂胡申生、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王国荣、上港六区茅伯科等撰写的“历代农民起义军反孔斗争”的系列文章。上述出之青年工人撰写的这些文章，基本上也是以儒法斗争错误理论为基调，从古籍或报刊上寻章摘句，略加分析，迎合时髦观点就拿出去发表了。如今读来，不仅浮浅，而且荒谬，深感愧疚，应当忏悔和反思，吸取教训，避免重犯！
1974年至1975年虽然“儒法斗争”出版物泛滥成灾，但与前几年相比出版物无论从品种和数量上看要丰富些了。如上述提到的《柳河东集》《诸葛亮集》《曹操集》等，皆是古代名家的经典文集，此外，还有外国史学精品著作出版，如（美国）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三联书店1974年3月第1版。其次，上海人民出版社自1974年12月推出“青年自学丛书”第一种《社会发展史》后，相继又有《中国近代史》《写作漫谈》《世界史话》等出版问世。再其次，还出版了一些科技史、政治经济等著作，如我先后购入和获赠的有（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第1版、徐禾等《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鲁友章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北京第1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0月“出版通讯”第10期及马克思的经典名著《资本论》（全套3卷5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北京第1版等。
1975年8月14日 毛泽东在同芦荻教师谈话中讲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红旗》杂志1975年第九期发表了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又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作为“样板”。《人民日报》当即在8月31日予以转载。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中把芦荻记述的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作为“最高指示”用黑体字印出来，公之于众。有了《红旗》评论，有了《人民日报》社论，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短短几天，就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高潮”。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当年上海的新闻媒体和出版社也紧跟其后，发表《水浒》评论和批判文章，我存有《文汇报》编辑部于1975年9月内部出版的《近年来有关〈水浒〉问题讨论摘编》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第十一、二期合刊“出版通讯”：《〈水浒〉评论资料》两种资料集，尤其是后一种长达736页，资料极其琐碎和庞杂，凝聚了编辑人员的大量精力，也足以可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年用心之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