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1967年夏的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我和邻居小李又一起进入坐落于东安路上的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的篮球场上打球，打完球夜幕已降临了。当我们回家走过一幢教学楼时，发现该楼二楼的一个教室灯还亮着，出于好奇！我就对小李说：“这二楼的教室灯为啥还亮着？咱们上楼去瞧瞧！”“好的！”然后我们就一起爬上了二楼。当推开一扇教室门，让我们惊讶地发现教室内狼藉不堪，地上遍地散落着被践踏过的零乱书刊杂志，甚至还有斑斑血迹，仿佛这里刚刚爆发过一场冲突和角斗。见到散落满地书刊杂志，笔者犹如饥汉见面包，就情不自禁地动手翻动起来，期望发现有我喜欢的书。弯着腰寻寻觅觅，可是寻找了一阵子，呈现我眼前的大多为医学书籍和医学杂志；不爱看书的小李在一旁也不耐烦地催我快走吧！当我也快要无奈放弃寻觅时，突然眼前一亮，一本名叫《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跳入了眼帘。我眼疾手快地迅速捡起，掸去灰尘，小心翼翼地藏入口袋里，脸露笑容的对小李说：“有收获，回家吧！”
《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是一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3月初版的出版物。这次我无意间“窃”得的这本已是1964年2月北京第6次印刷本。封面的下端钤有一枚印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第一医学院委员会”字样的圆型章，知晓这书原是第一医学院团委的藏书。书的作者为吴天石、马莹伯俩人合著。吴天石（1910—1966），原名毓麟，笔名史坚。江苏南通人。１９３２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１９４３年加入中国gcd。曾任江海公学校长、华中公学副校长、华中大学第二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苏师范学院院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马莹伯，曾任《求是》杂志副总编辑，总之他们俩都是文人、学者。全书共6部分：《我国古代学者的勤学苦读》《我国古代学者的读书方法》《虚心向老师学习》《重视朋友之间的相互学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国古代学者的“笃行”精神》。卷后有作者1961年9月28日撰写的一篇《后记》，说：“这是我们的读书笔记，是我们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陆续写下来的。……我们所以把这一笔记印出来，用意是想使青年朋友们知道我国古代学者是怎样学习的，以便批判地继承他们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这一笔记，从1957年写起，今年才算完成。”可知这本书是作者于1957年至1961年9月四年期间撰写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全书篇幅虽不长，仅68页，内容却精彩纷呈，其高度概括了古代学者勤学苦读的学习精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习方法和重自我修养、从善如流的学习品行。这是一本集读书治学、做人立德、学以致用的精篇佳作，也是励志类的读物。使我这颗青少年的心，犹如顿时受到滋润、阳光和启发，读得如痴似醉，尤其书中对古人读书治学精神的叙述，特别精彩，很受教益。让我认识到凡有成就的人，不仅要学习刻苦，虚心老实，还要善于独立思考，不耻下问，身体力行。还懂得为师者之所以受人尊敬，不在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而在于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并善于在传授学业、解答迷惑的同时提升弟子破解难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达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的效果，使学生超过老师，与时俱进，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可以说，这种治学精神和理念，在我当年青少年的心灵中播下了难以忘却的种子，也让我受益一辈子。
对书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我特别欣赏和认可。当然这里的“万卷”和“万里”乃是言其多，并非具体的实际数字。对当代学者“读万卷书”已不难，因为如今中国出版业非常发达；“行万里路”也不难，中国现今的航空和铁路、公路的交通业也极为发达，古人梦想“千里江陵一日还”已不是梦了。但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学者的“读万卷书”不是简单的读书，而是要达到不仅要知今，而且要知古；不仅要知己，而且要知彼；不仅要了解一家之说，而且还要博采百家之长；不仅要专攻一门学问，而且要旁及其他学问……这些都是为了达到丰富知识的目的。古代学者强调“行万里路”，强调游历，是因为我国地大物博，不仅有美丽的名山大川、辽阔海域，而且还有着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和丰富多彩的民情风俗。随处都可以丰富人们的知识，开拓人们的视野。正因为如此，我国古代学者非常重视游历，他们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一同列为学习的重要课程相提并论，是极具有视野和科学性的。我也深信不疑凡是有成就的中外学者和科学家，差不多都有或长或短的游历过程。所以多年来，我以古代学人为榜样，努力读书藏书行走不止，虽达不到先贤的境界和成就，但充实和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也使我找到了人生的乐趣。
读读《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颇受教益，但这也成了我人生仅有的一次不光彩“窃”书记忆。由此让我联想起鲁迅先生曾在《呐喊·孔乙己》篇中这样一段描述：“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看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从此，“孔乙己”成了“窃书”者的代名词。尽管“窃书”者被称为“雅贼”，毕竟还是属于鸡鸣狗盗辈的不光彩之事，为君子所不屑。然而处于“文革”那种无知毁书的悲哀时代，巧遇这样的“窃”书经历，我认为这不仅不是无耻的“窃”书行径，而是一种书缘，也是该书最好的保存和归宿，犹如“宝剑赠英雄”一样，理当如此！在那黑白颠倒，腥风血雨的“文革”特殊年代，因无书可读，偶然顺手牵羊为之也不可谓“窃书”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