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郭沫若在1948年写的几篇文章中，反复申述一个颇具片面性的见解。《尾巴主义发凡》一文这样写道：
我今天要大声地喊出：不要怕做尾巴！这，在我认为，对于目前的知识分子不
失为一种对症的良药。……心安理得地做一条人民大众的尾巴或这尾巴上的光荣的
尾。⑴
要知识分子“做一条人民大众的尾巴或这尾巴上的光荣的尾”，郭沫若的本意固然是强调知识分子应放下架子去为人民服务，“尾巴主义”也颇有言辞夸张、话说到顶的“郭氏风格”，但文中的叙述，却颇有片面性，这自然引起人们的批评。郭沫若本应就此对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作全面的说明，并进一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作用的观点。但他在答辩中却更强化自己的片面认识：
对于封建思想的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教条、八股的束缚，固然应该发挥
“独立自主”，但如对于人民解放运动，革命程序的必然，科学真理的规范，也要
发挥“独立自主”性，那就刚刚流而为“独裁专制”了。……
……便是对于为人民大众的服务须无我，对于反人民的一切须有我。如是过程
相反，无我易成为狗尾狼尾，而有我则造成为巨奸大憝。
“投机”也要看是投什么的机，如对人民至上的思想而“唯唯诺诺”，毫无保
留地不闹独立性，我保证人民大众决不会把他看得“比一个死硬派更讨厌”。⑵
这些话是更走极端了。但郭沫若在以后的文章中，还继续申述：
现今是“工农兵学商”的时代，“学”已经降到第四位了，论道理还该降到第
五位，“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⑶
大部分的文化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而却头昂天外，目空一切，唇摇上下， 舌鼓雌黄，实在是值得受人菲薄和奚落的。今天作为一个真实的文化人是应该彻底
觉悟的时候了。……今天能够充当一个劳动者，能够有资格和能力配充当一个劳动
者实在是很大的光荣了。⑷
如此反复申述、极力坚持知识分子要做人民大众的尾巴的“尾巴主义”见解，表明这绝不是言词夸张、话说到顶的“郭氏风格”的一时表现，而是郭沫若确实存在的一个颇具片面性的认识。
1948年，正是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在中国现代历史这个伟大转折的时刻，郭沫若**的意识到知识分子、文化人如何跟上时代转变这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文化人应努力摆正自己与人民大众的位置，克服高高在上、自命不凡的缺点，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样的见解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却把这个意思强调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大加贬抑：在人民大众面前，知识分子只能做“尾巴”，只能“无我”、“唯唯诺诺”，要承认“唯有读书低”，要以“配当”一个劳动者为“很大的光荣”，而完全不能有“独立自主”的要求，否则便流于“专制独裁”、“巨奸大憝”。观点如此偏颇，真是匪夷所思了。真理，那怕是向同一个方向跨出一小步，也会变成谬误。郭沫若这个“尾巴主义”的观点，就是这样的一个由真理变成的谬误。
郭沫若的“尾巴主义”观点的错误，首先表现在一些概念运用的随意性：把“人民大众”限定为“体力劳动者”；把“知识分子”、“文化人”等同起来，又把它们从“人民大众”中分离出去。我们暂且不管这些，仅就他把知识分子（包括文化人）当“尾巴”，贬低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足于说明他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历史发展的过程，其决定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个人本身力量的发展，恩格斯说：“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⑸ **总书记在号召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讲话中指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的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⑹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历史发展水平的标志，重视人的发展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之一。郭沫若的“尾巴主义”的见解认为知识分子只能作为“尾巴”而起作用，而不能独立自主的发展，显然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还非常具体的说明个人与大众、与社会的关系，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道：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
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觉的联合
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⑺
紧随《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他们在《gcd宣言》中又写道：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
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⑻
这两段话所说的“共同体”、“联合体”都是指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在联合体中即社会中实现，而一切人的发展即社会的发展又是以各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这就是说一切人的发展与各个人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这里不存在谁是“尾巴”，这里只是肯定各个人的自由发展并在发展中的联合。在共产主义社会如此，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当然也是如此。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结果，不存在谁是“尾巴”。至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导者中国gcd，它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它是把“领导”与“服务”统一起来，而且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并没有把知识分子当“尾巴”。——如果有人把劳动大众、知识分子当“尾巴”，那他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郭沫若的“尾巴主义”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也不符合中国gcd的主张。
郭沫若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贬抑，并不只是批评别人，他对“尾巴主义”的提倡，也不只是对他人的要求。“尾巴主义”实际上是郭沫若对自己的告诫，是他对自己的定位。他在《南无·邹李闻陶》一文中，赞扬邹韬奋、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四位先生“替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并反复表示：“我愿意学习邹李闻陶，切实使自己落根在人民的土壤当中。”⑼ 这是真实的自白。郭沫若是以自己能做“人民大众的尾巴”为光荣的，以致这样的认识与日俱增。在1949年7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盟纪念李公朴、闻一多诸先烈大会的消息，其中转述了郭沫若在大会上的讲话时写道：
他要求今后大家要学习先烈们的榜样，把自我看得小一点，再小一点，以便好
好地为人民服务。⑽
这里的“把自我看得小一点，再小一点”，和上文引用的“无我”是一个意思，也是“尾巴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这样的认识与态度在解放后更其加剧了，对他的生活与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不妨先以他的创作作一简略的分析。
《蔡文姬》是郭沫若解放后最成功的作品，这是大家公认的。如果将它与《女神》、《屈原》相比较，就更能清楚其特点。《女神》中的抒情主人公，或化身吞吐宇宙的天狗，或化身要将地球推倒的海涛，或化身毁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凤凰，……简单的说，《女神》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是力量的巨人。《屈原》不同，其第一幕《橘颂》，就是“可以为世楷模”的“仁人志士”的颂歌，这是屈原自己的写照，而最后献给婵娟的。郭沫若说，婵娟是“道义美的形象化”，而且是由于“屈原精神的暗示”才创造出来的。⑾道义美、“为真理斗到尽头”的崇高精神就是屈原的精神品格。夏完淳有一句台词：“挺立两间扶正气，长垂万古作完人。”这可借用来概括屈原的形象，屈原是“道德的完人”。蔡文姬既不是力量的巨人，也不是道德的完人，她是一个拥戴“圣朝”的文人。她因曹操的重金赎回而脱离毡幕风沙的生活，她抛儿别女的痛苦，因曹丞相开创的天下太平局面而抚平，更因后来与儿女团圆而欣慰，她为能继承父亲遗业撰修《续汉书》、并以此作为服务太平局面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而自豪。她为这一切而对曹操深怀感激，于是她对曹操唱出这样的赞歌：
妙龄出塞呵泪湿鞍马/十有二载呵毡幕风沙/巍巍宰辅呵吐哺握发/金璧赎我呵
重睹芳华/抛儿别女呵声咽胡笳/所幸今日呵遐迩一家/春兰秋菊呵竞放奇葩/熏风永
驻呵吹绿天涯！
这首《重赌芳华》是北京人艺排演《蔡文姬》时导演焦菊隐请田汉重写的，虽然经过郭沫若赞同，但《蔡文姬》首次发表时，郭沫若让蔡文姬唱出的是：
天地再造呵日月同光，扫荡兼并呵诛锄豪强。
鸟桓内附呵匈奴隶王，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
万民乐业呵四海安康，渡越周秦呵遐迈四方。
哲人如天呵凤翱龙翔，天下为公呵重见陶唐。
这首诗名为《贺圣朝》。试加比较，《重赌芳华》是蔡文姬结合自己的身世经历来赞美曹操，《贺圣朝》则纯粹是对曹操的赞词。虽说概括蔡文姬的经历有利于完整呈现蔡文姬的形象，《重赌芳华》作为剧作的结尾有一定的意义。但是郭沫若写《蔡文姬》本意是替曹操翻案，剧本写的虽是蔡文姬归汉的故事，但处处都是在歌颂曹操。蔡文姬的归汉以及围绕她的单于、左、右贤王、董祀等人言行的推动力，都是对曹操的敬佩，都是为曹操的文治武功所感召。纯粹是歌颂曹操的《贺圣朝》才是这篇翻案文章的最好的结论，更适合作为剧作的结尾。就蔡文姬的形象而论也是如此。这时的蔡文姬已永离了生活的苦难，没有了痛苦的心情，继承着父亲的遗业，充满身逢“圣朝”的欢乐、幸福与感激。这时的蔡文姬，已不是唱《胡笳十八拍》的充满悲愤的抒情诗人，而是忠诚拥戴“圣朝”的文人，这正是剧作所塑造的蔡文姬的形象，是郭沫若所要表现的、为曹操翻案的蔡文姬的形象！
《女神》——《屈原》——《蔡文姬》，其形象的转变是：力量的巨人——道德的完人——拥戴“圣朝”的文人。那么，造成这转变、形成这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女神》时期，青年郭沫若崇拜“球形发展的天才”，以孔子、歌德为偶像，企盼自己的才能四面八方的发挥出去，以破坏黑暗的中国、创造光明的中国，创造精神蓬勃高扬，创造力量挥斥八方，这才造就《女神》的力量巨人的抒情形象。《屈原》时期，是民族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中国人民进行着对内反对分裂、对外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郭沫若发扬“把人当成人”的传统精神，以道义美相号召，写了六个英雄悲剧，塑造出具有崇高道德的英雄形象，以鼓舞人们去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屈原这一“道德完人”的形象，正植根于特定现实中郭沫若的特定思想。那么，蔡文姬形象的塑造取决于什么呢？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沫若以做人民大众的尾巴为荣，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如人们十分清楚的，“人民”这话语，很快的等同于“党”、“领袖”，为人民服务，等同于听从党、听从领袖的指挥。解放后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普通百姓的家中几乎都挂有“听毛主席话 跟gcd走”的对联。“人民”话语内含的转变，是当时的社会潮流，郭沫若自觉置身于这一潮流中。作家的创作不能离开他的时代，不能不受他思想的指导，郭沫若的活动，他的创作，都实践着对于党，对于毛泽东的忠诚。这就自然而然把蔡文姬塑造成一个拥戴“圣朝”的文人。——我指出《女神》、《屈原》、《蔡文姬》主人公形象的不同特点，并不是对这三个文学形象，或这三个部作品价值高低的评判，而只是指出郭沫若的人生观、道德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郭沫若不同时期的不同的人生观与道德观，决定了作品及其形象的不同面貌。而蔡文姬形象的特点则是郭沫若的做人民大众的尾巴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之后的一个表现。
真理是相对的，郭沫若的“尾巴主义”思想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之下，有它正确的、发挥积极作用的一面。新中国成立之后，郭沫若在国务活动、社会活动（包括为世界和平奔走）、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有不可否认的成就。有人因批评郭沫若的“左倾”错误而全盘否定他的成就是不公正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而苛求前人的。
当然，即使在上述情况下，任何个人，包括知识分子，都不能消解独立自主，都不能放弃自主发展，只有把大众的发展与个人自主的发展辩证统一起来，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可惜的是，郭沫若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尾巴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积极作用，但在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中，坚持尾巴主义必然会迷失正确的方向，迷失自我。事实正是如此，郭沫若将“尾巴主义”绝对化，并因顺应一时的社会潮流而加剧，后来竟至于发展到对党、对毛泽东，陷入盲目崇拜，盲目紧跟（这期间，他虽有些觉醒、有些无奈，但至今尚未发现能证明他摆脱盲目性的有力材料）。终于在党与毛泽东犯了重大错误的时候，依然为之唱赞歌，郭沫若那些歌颂“大跃进”、歌颂“文革”的诗词就这样写出来了。——有人因此而贬低郭沫若的人格，我则认为主要应从他思想的错误去分析。
郭沫若“尾巴主义”的错误及其恶化，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创造精神衰退。从登上诗坛到抗日战争结束，这近三十年的时间内，郭沫若成就非凡，且举其要：1920年代初，贡献出《女神》；1930年代初，贡献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1940年至1945年，贡献出《屈原》、《虎符》、《高离渐》、《孔雀胆》等英雄悲剧，以及《甲申三百年祭》、《青铜器时代》、《十批判书》等学术著作。其中，《女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甲申三百年祭》、《屈原》等则产生重要而广泛的影响。可是，从1946年直至他逝世这三十年间，可以举出的恐怕只有《奴隶制时代》、《蔡文姬》、《武则天》了，而且这些著作都不具有前三十年的上述著作那样在学术史、文学史上的地位。一个伟大的天才，当他放弃了独立自主、陷入“尾巴主义”、“盲目紧跟”，他的创造精神就这样的衰退下去，这是多么令人痛惜的。——或者有人会反驳说，这后三十年，郭沫若的创造精神主要体现在国务活动、社会活动方面呀！这的确是事实，但难以证明郭沫若创造精神依然不减。人们都知道，在前三十年，郭沫若也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北伐、抗日宣传工作，哪一样不用去他大量的精力，况且，前三十年生活与工作条件之艰苦更远超过后三十年，这对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也颇为不利。尽管这样，郭沫若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均成就卓著，非后三十年可比。
客观的、全面的说，郭沫若自1946年直至他逝世这期间，他是把自己的全部才华贡献给了新中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这是不容怀疑的。这期间，有贡献、有成绩，也有错误、有缺陷，其创造精神衰退，甚至晚年带有悲剧色彩。所有这些成败得失，都与他的“尾巴主义”“盲目紧跟”密切相关。“尾巴主义”“盲目紧跟”是郭沫若这时期人生观、道德观的突出特征。这在他建国以后的诗作中表现得尤其鲜明，这些诗作，无一不是对新中国、对中国gcd、对毛泽东的颂歌，正确的，他歌颂，错误的，他也歌颂，成为一个一味唱赞歌的诗人。这是他这时期生活和创作的基本面貌。——有研究者在讨论郭沫若思想创作的“后期”应如何确定，或者我上面的分析，可以作为一种供参考的答案。
若问：郭沫若这位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天才，他的创造精神为什么会衰退，他辉煌的一生怎会带上悲剧的色彩，他的一生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在客观的历史条件之外，就他个人而言，我以为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在与人类前进采取同一方向、与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一起前行时，仍必须坚持独立不倚的品格，要发挥自由创造的精神，以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要以自由创造的成果体现人类的进步。“尾巴主义”的思想与态度，即使有一时的积极作用，最终也必然在历史曲折前进的路程中迷失自己。总之，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个人自主发展与人类历史进步相统一，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为指南！
原载《郭沫若学刊》，201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⑴郭沫若：《尾巴主义发凡》，《迎接新中国》第3页。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出版，1980年。
⑵郭沫若：《关于“尾巴主义”答某先生》，《迎接新中国》第4页。
⑶郭沫若：《开拓新诗歌的路》，《迎接新中国》第26页。
⑷郭沫若：《脑力劳动者对“五一”号召应有之觉悟》，《迎接新中国》第117页。
⑸⑺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68、63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⑹引自《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2013年12月5日《文汇报》。
⑻马克思恩格斯：《gcd宣言》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
⑼⑽均转引自王静：《关于<南无·邹李闻陶>》，《郭沫若学刊》2013年第1期。
⑾郭沫若：《<屈原>与<釐雅王>》，《郭沫若全集·文学编·6》第4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