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再次，就是如何掌握从非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问题。
“一九二八年说”和“一九三0年说”主要以郭沫若在这之前的文艺论文中存在的错误为根据。他们所指出的错误是唯心论和机械论。的确，郭沫若片面地，不加分析地否定浪漫主义，对革命与文学的关系也有简单化的理解，这些要说是机械论也可以。不过唯心论的批评却是不能成立的（下文对此将有所说明）。即使退一步说，假定唯心论的批评是正确的，那么这些错误加起来，能够证明郭沫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以对哲学最高问题的回答来区分唯物与唯心两个阵营。这启示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是根据他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回答，根据他对基本实践问题的回答。就郭沫若来说，我们只能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否接受，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是否正确，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原则是否坚持，而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上认识有缺陷、错误，是不能作为标准的。因此，用郭沫若在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一些不具有根本性质的错误，例如否定浪漫主义，来证明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是不妥当的。
不带根本性质的错误不能作为划分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那么，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是否就可以作为划分的标准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可以犯错误的，甚至可以犯严重错误的，可以在局部问题上离开马克思主义。列宁正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认为倍倍尔犯了一些机会主义的错误，但他对敌人的幸灾乐祸严正地警告说：“鹰有时可能比鸡飞得低，但是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⑾列宁仍然肯定倍倍尔是鹰，尽管他有时飞得比鸡还要低。这就是说：倍倍尔就其一生，就其全部活动和贡献来看，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局部上，在某些问题上，犯过机会主义的错误。明确这一点是重要的，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根据郭沫若理论认识中少数带有根本性错误就否认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是不妥当的。要知道，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际的过程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重大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把这种错误作为划分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依据，那结果只会带来混乱。
总之，作为划分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只能是：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回答，对基本实践问题的回答，而且应该从总体上看，而不能从个别方面看。对于回答中的缺陷、错误，则应看性质如何，数量多少。列宁认为辩证法的要素之一是“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⑿正是如此，判断认识的正确性，在于是否把握事物的总体、本质，至于个别的实例，某个枝节的问题，却是允许不正确的。——如果在这个标准问题上大家能取得一致的意见，那么对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的分期也就容易取得统一的认识。
根据对“标准”这样的理解，我们更确认在一九二四年四月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以后，至一九二六年三月南下之前这期间内，郭沫若实现了他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对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对人民群众和阶级斗争的作用等等，都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彻底地与他的泛神论思想决裂了。⒀
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的回答是大体正确的。其中对于革命对象的认识特别突出、鲜明：
帝国主义实在是今日中国之大敌，我们要自救，则非打倒它不可。如果打倒
帝国主义是犯了赤化之嫌，不如说救国运动是赤化运动，我们决不能因为赤化之
嫌就连国也不救了吧！⒁
“五卅”以前的中国内乱，实在不是中国自乱。是各帝国主义者之争，英美
助直系，日本助奉天，所谓中国军阀，适成了帝国主义者的傀儡。⒂
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看清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的勾结，帝国主义是军阀的后台、主子，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傀儡、走狗。这就把当时的中国革命的对象完全认清了。
这个认识是郭沫若政治观的一大发展。在这以前，他虽具有强烈的反帝思想，但那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武装侵略，或者反对他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对我国的蚕食鲸吞，并没有把帝国主义当成我国革命的对象。当时郭沫若还没有这个认识。这一点郭沫若在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曾作了自我解剖，他说一九二二年底写的《哀时古调》，“诗里面骂了政客、军阀、官僚、党人、教育家，却没有提到在这些傀儡之后牵着线子的人物。”⒃“没有提到”帝国主义，这不是疏忽，不是遗漏，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还没有认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的关系，没有认请帝国主义和军阀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把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都作为革命对象，和我们党的革命纲领是完全吻合的，表明了郭沫若在中国革命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上，已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同样，对文艺基本问题的回答，也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孤鸿——致成信吾的一封信》、《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等文表明了这一点。
文学是社会上的一种产物，它的生存不能违背社会的基本而生存，它的发展也
不能违反社会的进化而发展。⒄
我在这儿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一句话：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
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⒅
那么一个人虽已从事于文艺的活动，又何尝不可以从事于思想上的探讨呢？假
使他思想上的信条和文艺上的表现尤能表里一致时，那吗他这一个人的思想我们
可以说不至于蹈虚，而他这一个人的文艺是有他整个的人格作为背境的。这样的
文艺是我们所理想的文艺，怎么能够说从事于文艺的人便不应该感染社会思想（按：
“社会思想”乃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用语）呢？⒆
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应该到兵间去，民
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⒇
肯定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要为革命斗争服务，肯定了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必要性，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些观点，都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重大原则问题的解决，表明了郭沫若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
我们说这期间郭沫若无论是哲学观、政治观、文艺观都实现了根本的转变，并不是说他在这些方面不存在缺点。我们看到了这些缺点，并且认为有些缺点相当严重，例如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支持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话；又曾在一篇文章里把孔夫子的大同世界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牵扯到一起。但我们认为这样的错误观点不多，不足于改变他在基本问题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总体面貌，不足于妨碍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四）
关于“前期”的终点，虽然各家说法不一，但是都是明确的，即指郭沫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一段时间。而“前期”的起点却向来不明确。钱杏邨在《诗人郭沫若》里，对郭沫若生活、思想的发展作了分期，但却没有明确指出这个思想发展过程的起点。解放以来的文章，对此也仍然是含糊的。大多数人都从《女神》谈起，好像是以《女神》为“前期”的起点，但又没有明确地这么说。有少数同志谈论问题总是追溯到郭沫若的少年时代，但又没有明确地把这作为“前期”的起点看待。确定“前期”的起点是必要的，只有明确起点，对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的阐述才能更真实、更充分、更完整。
郭沫若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在叙述一九0五年进入小学读书，因成绩优异而遭到嫉妒，至发生“撕榜风潮”，终于被从第一名降到第三名时，曾说：
这件事对于我一生是第一个转扭点，我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我恨之深
深，我内心的判逆性便被培植了。(21)
“第一个转扭点”，这提法是值得注意的，在同一篇文章里，郭沫若还提到他一九一三年底出国赴日本留学是他一生的“第二个转扭点”。可见，他认为自己生活、思想的发展，是以少年时代为起点的。郭沫若还在一九二八年拟过一篇《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22)把自己前期创作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其中，第一时期叫“诗的修养时代”，就是他在家乡求学的时代即他的少年时代。这就更加可以证明，郭沫若认为自己生活、思想、创作的发展，都是以少年时代为起点的。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对郭沫若这样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要全面的叙述他的思想发展是要进行多方面的工作，是要分别研究他的哲学观、政治观、文艺观的发展，而所有这些方面，在少年时代或者初露端倪，或者表现显明。他泛神论的哲学观，由于喜欢庄子，早就潜伏下有力的因素；他积极浪漫主义的文艺观，由于和屈原、李白，和司空图的《诗品》、袁枚的《随园诗话》的接触已开始萌芽；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浪潮中，他确立坚定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有着鲜明的信赖人民群众的政治态度，这是他以后政治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要想考察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所表现出的深刻思想、杰出才能和巨大贡献，就不能不从他的少年时代开始，可以明确地说，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的起点就是他的少年时代。
（五）
上面谈的四个问题，都是属于如何具体分析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的过程，如何划分这过程的具体阶段。此外，对于各阶段郭沫若思想的分析也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缺陷，这就是对郭沫若所提出的概念、命题，都按着习惯的、流行的见解去评判，而没有分析其本身特有的内含，并根据这个内含去评判。这就违背了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这一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上文提到“一九二八年说”及“一九三0年说”都认为郭沫若在这之前的文艺思想有唯心论的错误，根据是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提出了“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而终于感情的”这个命题。按习惯的、流行的见解，这个命题的确是强调人们的主观感情，否认社会生活是文学的源泉。但是，郭沫若提出这个命题却赋予它特定的内容，而完全不同于流行的见解。
在一九二五年，郭沫若已经决心借助生理学理论来建立自己独特的科学文艺论了。他对自己独特的体系，曾有过详尽的介绍：
我那时对于文学，已经起了一种野心，很想独自树立一个文艺论的基础，我
的方法是利用我的关于近代医学，尤其是生理学的知识，先从文艺的胎元形态，
原始人或未开化人及儿童之文艺上的表现，追求出文艺的细胞成分，就如生理学
总论是细胞生理学一样。文艺论的总论也当以“文艺细胞”之探讨为对象。
这种细胞成分，在我看来，不外是由于外在生活条件所激起的情绪，与情绪
所必具的波动，即节奏。开始是简单的，继进是复合的，更进则由情绪的领域跨
入观照的领域，由条件之反射成为条件之再现。这，是我所了解的文艺的创作过程。
情绪的波动是有感染性的，作家把由内在或外在的条件所激起的情绪，反射
出来，由其本身的节奏便可以使受者起着同样的反射。……这是我所了解的文艺
的感应过程。
条件是进化着的，无论内在的或外在的，都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而进化。由
这条件所反射出的情绪，因而也是进化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条件，一个时
代有一个时代的感情，因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这是我所了解的文
艺的进化过程。
我是想根据这三种过程以构成文艺总论，再就诗歌、小说、戏剧等以作分论，
以构成所悬想的“文艺的科学”。 (23)
从他自己这个详尽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认为文艺的细胞是情绪；第二，这情绪的产生、发展是由外界条件所决定。
明确了这两点，我们就掌握了揭示“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而终于感情的”这一命题内含的关键。
情绪，是文艺的细胞，也就是文艺的本质。郭沫若在另一个地方明确地说：“文艺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24)郭沫若既把情绪当成文学的本质，又把感情当成文学的本质，那么，情绪是否等于感情呢？可以这样看，在上面关于“文艺的进化过程”的引文里，郭沫若是把“情绪”和“感情”当成同义语使用的。但在更严格的意义上，郭沫若是加以区别的，他说：“感情加上时序的延长便成了情绪。”(25)换句话说，感情持续不断就形成情绪，情绪始于感情。因此文学的本质是情绪，也就可以说成“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的”。
那么，“终于感情”又是什么意思呢？按照郭沫若独特的文艺论的解释，由感情而情绪，不仅引起了“文艺的创作过程”，而且由于感情、情绪的感染而产生了“文艺的感应过程”，更由于感情、情绪的变迁而产生了“文艺的进化过程”，感情贯穿于文艺三个过程的始终，文艺就在这三个过程之中，最终实现了它的社会使命，这就叫做“终于感情”。
可以肯定：“文艺的本质是始于感情而终于感情的”这个命题的内容，就是上面引文中关于“文艺总论”的内容。当然，郭沫若这个理解的科学性如何，是可以讨论的，但唯心论的批评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郭沫若坚持从客观现实条件去说明感情、情绪的产生、发展和变化。
像“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而终于感情的”这种情况——按流行的见解看是唯心论，而其实却是唯物论——并不是绝无仅有的。郭沫若前期从各个方面各种学说吸收自己所需要的营养，融会贯通，从现实的战斗需要出发，提出独特的见解，而这见解却常常借用既存的术语、用语来表达。例如，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文艺论文里充满着“表现”、“创造”、“印象”、“反射”、“天才”、“灵感”之类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所具有的内含却并不都和它们流行的见解相等。——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些概念进行具体分析，从郭沫若的具体运用中、独特解释中指明它特有的确切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正确地理解郭沫若的思想，也才能真实地叙述郭沫若思想的发展。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毛主席指出，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这些是我们必须遵循的。
在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的研究中，当然不只存在这么五个问题，我主要地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这么五个有待于统一认识的问题。当然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可以并存的，并不一定需要统一。但如果学术观点的分歧牵涉到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那就稍有不同了，那是应该而且能够经过讨论逐步达到统一的。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开辟通往真理的道路。
由于水平有限，本文的论述，难免有错误，期待着批评、指教。让我们一起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郭沫若前期的思想发展，研究郭沫若，不断提高郭沫若研究的学术水平。
原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
注释：
①《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
②《孤军》第八、九期合刊。
③④⑤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8，300，289页。
⑦《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第195页。
⑧《到宜兴去》，《沫若文集》第7卷，第363页。
⑨戎笙整理：《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文学知识》1959年第5期。
⑩《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
⑾《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13卷，第151页。
⑿《辩证法的要素》，《列宁选集》第3卷，第607页。
⒀另文详述。
⒁⒂郭沫若：《国际阶级斗争之序幕》，《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8月23日。
⒃《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第139页。
⒄《革命与文学》，《沫若文集》第10卷，第315页。
⒅⒆《文艺家的觉悟》，《沫若文集》第10卷，第305，304页。
⒇《革命与文学》，《沫若文集》第10卷，第323页。
（21）《我的学生时代》，《沫若文集》第7卷，第4页。
（22）《离沪之前》，《沫若文集》第8卷，第281页。
（23）《创造十年续编》，《沫若文集》第7卷，第202，204页。
（24）（25）《文学的本质》，《沫若文集》第10卷，第223，2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