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小说发展早期，人们曾经对网络小说借助互联网的多媒体技术探索新的文学表达形式抱有极大的期待。所谓“互文性”、“超文本”等概念的提出，是国内学者试图借用西方的学术概念，以引导国内网络小说在互联网这一新的空间里进行某种先锋意味的形式革新。但显而易见，这种尝试不过是八九十年代国内先锋文学传统的一种延续。如果说先锋文学某种程度带有对市场的排斥，那么上述概念的提出同样有着拒绝网络小说消费市场的意味。对于消费性文学的无视，在早期一度让网络小说备受冷落和挤压，网络码字工、粗制滥造、缺乏写作积累、人文精神淡漠等等盖棺定论的字眼都被用于形容网络小说的整个创作群体（当然由于创作门槛的降低导致部分文字作品良莠不齐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网络小说却在这种艰难的生长环境里顽强地生长为根深叶茂的大树。如前所述，如果说研究网络小说必须要紧紧地围绕网络小说的现实来切入的话，那么中国网络小说在本土最为重要的现实就是类型化小说的发展。随着2015年网络小说IP元年的到来更加加剧了网络小说的类型化倾向。正如夏烈指出：“网络小说目前的主流就是市场化文学，不研究、不了解、不尊重市场规律和游戏规则而谈对网络小说的研究、治理，都不免隔靴搔痒、不在点上。”[]这确实是对网络小说类型化趋势的一种十分准确的现实判断。但是，在这一现实判断基础上，我们还不得不从历史和生产机制层面进行追问，中国大陆为何最终没有发展出西方网络小说的那种超文本形态，而最终是网络长篇小说创作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前所述，网络小说生产机制的生成离不开生产、传播、消费、评价四个环节的组织构成。当然，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生产、传播和消费。在生产层面，是以职业作家身份出现的作者，他们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写小说以谋生，可以称为文学生产空间的产业工人；在传播层面，需要相应的媒介技术支撑，以高效的传播流通手段，有效降低小说从作者到读者之间的流通成本；在消费层面，则必需有大量具有识字能力和付费能力并且愿意付费阅读的读者群。不过，对于市场化运作的网络小说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以读者为核心的消费终端，因此，本文将从消费、传播和生产三个方面对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进行概述。
第一，被压抑的庞大消费市场的复活。
网络小说是通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就已经具有了初步成熟的文化工业的出现，通俗文化非常流行。“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伴随着现代化崛起的，是现代文化产业，特别是新闻出版、电影和娱乐业。其中像鸳鸯蝴蝶派小说、海派京剧、各种地方戏与曲艺、文艺副刊与小报画报、连环画、广告画、月份牌、年画以及电影院、游乐场、歌舞厅、酒吧等都以其都市风格、社会化生产、大众消费等真正具有产业性，而艺术创作同样不可避免进入这一现代化的产业运作。”[]作为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鲁迅，在他的母亲那里也败给了鸳鸯湖碟派的张恨水。即便如此，这并不说明通俗文化占据着主流地位。恰恰相反，在民国时期，真正占据主流位置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带着启蒙主义色彩的精英文学。实际上，消费性的通俗文化一直以来都备受贬低和排挤，一方面是二十世纪占据主流的革命文化对世俗文化的某种拒绝，另一方面则是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启蒙思潮对于消遣性的日常生活的娱乐价值的排斥。
由于复杂的时代、政治、历史等多方面因素，通俗文化一直被精英文化所压制而无法抬头。在民国时期，拍摄任何神怪、武侠片都是被禁止的。而香港由于特定时期受到英国殖民统治，反而能够保存城市化、世俗化当中的通俗文化，武打片有成龙，武侠小说有金庸、黄易。香港通俗文化曾经在改革开放早期深刻地影响了大陆的流行文化观念，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量涌入的通俗文学作品依然被视之为黄书、坏书的代名词。直到8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环境依然带有五四时期十分浓厚的精英启蒙观念。邵燕君指出：“对于纯文学作家来说，虽然写作可以赚大钱的畅销书越来越成为一个难以抵制的诱惑，但胆敢跨越雅俗鸿沟的作家也受到极为严厉的道德审判。而宣誓抵制市场者（如《收货》杂志、张承志）被很多人视为纯文学阵地的坚守者、精神圣徒，获得较高的道德评价。”[]精英文化的话语霸权对于通俗文化的拒绝和排斥，使得通俗文化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某种感官娱乐的浅薄之物，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这种文化观念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我国出版业在体制上的巨大弊病。那个时候要出书是非常困难的，审查非常之严厉，盗版非常之猖獗。当时出版一些奇幻作品会被认为是文化垃圾，观念拗不过来。在网络小说早期，尽管也出了如安妮宝贝、李寻欢、今何在等网络小说作者，他们的作品尽管嫁接了通俗小说的写作，但还是偏向于传统文学创作的范畴。早期作品在网络上并没有直接的盈利模式，那是最鱼龙混杂、野蛮生长的时代。1998年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在台湾成功大学BBS上发布后被转载到大陆各大高校BBS，引发一轮将自己作品上传到网络的热潮。那一时期的作品都是在网络获得点击率成名之后，走线下实体出版之路。但是，这个时期的网络小说实际上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网络类型小说。早期的网络小说都是通过自发写作让网上读者免费阅读博取关注从而寻求出版之路。可以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由于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我国的消费性的文化需求实际上一直处在一种被抑制的状态，而这也给网络类型小说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如今发展成熟的网络类型小说从一开始创作就已经和消费紧紧地绑定在一起，即便是早期的网络写手，他们也无法想象读者在通俗小说阅读上庞大的市场娱乐需求。网络类型小说是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尽管接续了通俗小说的血脉，但又跟通俗小说有着根本区别，网络类型小说是以大批量生产为重要特征的大众文化工业下的消费性商品。精英文化对通俗文化的压制，并不意味着通俗文化市场的消失。就网络类型小说而言，人们对于它的精神需求，就如同人们每天需要吃饭睡觉一样平常。网络小说创作必须是建立在一个市场供给的情况下——这个市场现在需要什么，以及这个市场即将需要什么，前者是对这个市场的评估，现在火什么就写什么，后者是对什么作品会火的一个预判，接下来哪个可能会大火，然后根据这个预判进行写作，引领潮流。因此，网络小说所取得的成绩是通过读者和市场一步步推动的。
第二，网络媒介技术的变革。
网络技术的兴起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城市是人口和资源高度集中的地区，也因此成为高度的娱乐化和消费性区域，网络写手创作主要依靠的还是城市里的消费群体，这就不难解释目前网络小说主要是以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一二线城市最为发达。如果说在城市化过程中，以往那种以宗族血缘为根基的乡土观念被瓦解了，一切国家、民族、区域的界限也随着全球化而逐渐被打破，那么互联网的兴起则同样对应了这样的时代症候，互联网建构起来的几乎是一个完全消解了任何与现实联系的虚拟交往空间。在这个强烈的去地域性和去中心化的空间里，在印刷时代建构起来的作家的权威身份很难再保持以往的那种神圣性，文化壁垒逐渐消除，封闭式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逐渐被人们质疑、消解和抛弃。
当然，更为重要的地方在于，文学从印刷媒介时代到数字媒介时代的转变极大地缩短了小说的发表周期，也因此大大地降低了小说从作者到读者之间流动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不管是在口传文学时代还是在印刷文学时代，文字都是稀缺品。甚至在纸质印刷时代来临之前，不管是将文字印刻在甲骨、羊皮纸、竹简还是帛书等载体上，都是一件既昂贵又不方便的事情。由于书写载体的稀缺性以及书籍流传的缓慢，导致了知识话语一直处在一种被上层阶级垄断的状态。麦克卢汉曾在《理解媒介》一书中引述过这么一句话：“印刷术固然使一些垃圾得以流通，但是它同时又传播了圣经，宣传了先知和哲人的思想。”在印刷术出现之前，西方人是被宗教信仰所统治的，所有关于上帝的思想阐释的话语权都集中在僧侣阶层之中，但正是印刷术的出现使得人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上帝。可以说，西方宗教的式微与媒介的变革密不可分。但是麦克卢汉同时指出：“任何技术都不能给我们自身的价值增加什么是和非的东西。”[]换言之，媒介变革是一个巨大的时代趋势，我们无法对过去与现在孰是孰非进行任何简单的价值评判。
我们只能说，网络媒介的变革打破了印刷文明形成的知识话语的垄断，这是一种时代必然。如果说印刷文明创造了某种思维习惯上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同一性、连续性和序列性代表着理性、秩序、权威），那么电力时代中的网络媒介则打破了这种理性主义。邵燕君指出，印刷时代的作品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在印刷文明时代产生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带着神性创造的含义，作品必然具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解读路径和方式，是一个等待读者去探索和发现其中真理的封闭世界。但后结构主义却提出了“文本”的概念，如果一部作品是一个文本，那么这个文本是无限开放的，不同的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和创造出个人独特的文本理解。“网络小说是超文本，它由‘节点-链接’的‘网络’构成，链接的目的地可以通往内部，也可以通向外部另一个超文本。网络技术使超文本具有了无限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确实，网络时代的文本作品最为重要的特点便在于它的非连续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市场化运作中，即便是网络的多媒体链接也成为了一种通过点击进入另一部作品的推荐链接，因此也呈现出浓厚的商业性质。
从甲骨到竹简到纸张再到电子媒介的变化，人们对于文字的敬畏感逐渐降低。历史上，人们在甲骨上刻字是需要一个神圣仪式的，但等到书写载体变成竹简的时候，就不需要神圣仪式了，只是保留了对文字的一个敬畏。等到了纸出现之后，人们对文字的敬畏感尽管依然存在（比如老一辈的人在几十年前对文字是很有敬畏心的，文字不能随便带到厕所里面去，也不能坐在文字上面），但已有所降低。到了电脑时代，文字的载体已经完全虚拟化，这种工具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对文字的敬畏心不复存在，这是一种物化了的自由，是摆脱了所有道德的，摆脱了所有附加在文字上的精神束缚和信仰束缚的自由。
与传统媒介强调传播的有序性和等级性相比，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整体上呈现出某种个人化社会交往与信息传播的形态。正如有学者指出：“一个基本事实是，人们显然更愿意阅读、倾听或者观看大众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因为瞬息万变的信息不仅提供了距受众最近、受众最关心，也最可信的事实，而且它更容易满足人们对于闲聊生活的几乎是本能的热衷。”[]反观八九十年代中国传统文学生产体制，我们会发现这一套严格遵循着印刷文学里专业化的出版系统，高雅而清高，稳定但封闭，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大众的积极进入和参与。“保持印刷文化时代最后骑士姿态的精英文学，除了特殊事件（如莫言得诺奖）的刺激可能影响到较大范围的读者群外，生存边界和影响范围越来越狭小。目前全国作为精英文学或纯文学阵地的印刷文学期刊共有八九百家，但能勉强生存的还不到10%，90%以上的文学期刊陷入生存危机或者经营困境。纯文学作品的图书出版也早已陷入举步维艰的状况。”[]
但网络小说则不同，传播媒介的变革不仅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赋予了他们一种全新的、即时的、没有门槛的创作和交流模式，更为重要之处在于，这种交流拒绝任何的中心、权威和等级。网络空间是一个全新的生产和传播空间，这个空间充分保障了某种生机勃勃的众生喧哗和话语狂欢。正是在这点上，网络小说的生产机制才显示出对传统文学生产机制的颠覆魔力以及潜在威力。
第三，职业网络写手的出现。
庞大消费市场的存在以及传播媒介的变革，必然会导致网络写手的大量涌现，所谓有需求就会有需求的满足。除了市场和媒介，网络写手的出现更为根本之处在于文学观念的转变，即人们对于小说消费本质的重新确认。网络小说从一开始发展起步就一直遭到舆论的抵制和批评，一方面是纯文学作家对于阅读消费市场的某种拒绝，另一方面更是学术界对于市场的排斥以及对文学话语权的掌控，更为根本之处则是整个社会的文学教育根本无法允许网络小说的发展。这也可以解释，最早的一批网络写手大多是以理工科背景为主，比如早期的痞子蔡、邢育森、俞白眉、宁财神、李寻欢，都不是中文系出身。因为出身中文系的学生在当时的文学教育氛围里注定难以避免那套生硬的文学理论的荼毒（这也是所谓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个说法的由来）。尽管由于网络小说的巨大影响力，目前国内网络小说本科教育正在逐渐增加，但是在当时以及如今正规的高校中文系里，文学教育主要还是受到传统的那种先锋主义、形式主义的纯文学观念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而一开始那批理工科背景的网络写手，完全不需要受到学院派那种正规文学理论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反而能够自由地直接面对大多数普通读者写作。
小说只是日常的一种情感的满足和消遣，并不是什么生活的启蒙和向导。小说是娱乐，不是说教。这种写作意识的转变背后，伴随的是一批如罗森、萧鼎、玄雨、天蚕土豆、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等以写作科幻或玄幻小说谋生的网络写手的崛起。而影响这批代表性写手的，大都是金庸、古龙、黄易等通俗武侠小说的重要代表人物，而并非五四时期以来的鲁迅[]、巴金等带着强烈启蒙主义情怀的精英作家。
陈平原指出：“小说的商品化，使得作家不一定走科举仕进或入幕帮闲这些中国文人千百年来走惯的老路。经济上不依附于达官权贵，思想上更可以离经叛道。卖文为生，说贱也贱，说贵也贵，起码有一点，人格是独立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靠他人恩赐，创作上也就可以不用察言观色，左顾右盼……当然，前提是必须能为读者所接受，因而能直接转化为生活资料。……相对而言，服从读者大众潜在的指挥，总比俯首听命于外在的权威要舒服得多，选择余地也大多的。”[]如果说陈平原所说的晚晴小说商业化是在报纸媒介出现的情况下而获得大力发展的，那么也正是因为数字媒介的到来促使文学作者心态的转变。
在信息瞬息万里的电子时代，时间和空间不复存在，互联网是一个拥有着无限开放性和流动性的虚拟空间，网络小说的创作、发表、阅读和接受，都是在这样一个虚拟的空间里进行。在这个虚拟空间里，真实的社会关系几乎完全被隐藏起来，这里只有作者和读者、读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而连接这种关系的纽带就是网络小说作品本身。对于这个群体，南帆曾有趣地指出：“某些时候，他们被叙述为某些隐身于网络背后的神秘工作者。写手不像纸质文学的作者那般经常抛头露面，让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如此足矣，很少人愿意进一步在文化舞台上充当一个明星，他们常常对文化舞台上声名卓著的纸质文学作家表示不屑。当然，网络小说的写手不会在获奖、国际声望、多少批评家发表评论这些方面与纸质作家争一短长，他们的标准很简单也很实际：哥们， 你去年的进账是多少？”[]在很长时间里，网络作家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码字民工群体，而且还是不折不扣的宅男宅女，这个群体唯一的收入来源便是每天在键盘前不停地码字。唐家三少、天蚕土豆、南派三叔、月关、烽火戏诸侯、我吃西红柿、流潋紫……在网文江湖里，作者几乎都以匿名的方式来发布作品。大部分读者并不在意作者的职业、出身、性别和真实姓名。作者只要能够写出好的作品让读者们消遣就够了。
总而言之，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是随着网络传播媒介的变革来完成的，新媒介的出现暴露了传统文学生产机制的弊端，而网络小说的市场化之路，可以看成是媒介变革下的一次文学观念的巨大转变。樊柯指出：“小说生产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至少需要三个要素：第一，稳定的市场，即拥有相当数量具有付费阅读能力的读者群；第二，以职业作家身份出现的大量作者，这些作者有别于作为兴趣爱好进行创作的作家， 他们必须把写小说作为一种全职工作，投入大量时间，以此为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文学领域内的产业工人； 第三，高效的传播流通手段， 必须能够有效降低小说的流通成本，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小说作品从作者到读者的传播。”[]网络小说生产机制的形成，离不开消费层面的读者市场的形成、传播层面的技术媒介的兴起以及生产层面的网络职业写手的出现，这三方面因素共同成为当前网络小说工厂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