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张 今

    我认识孙致礼同志，是10年前在河南省译协成立大会上。当时，他在大学里教授英美文学，业余译些文学作品，已发表译作五六部。后来，他这种业务分工和业余爱好又持续了7年。到了1993年，他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呈报了一项翻译方面的选题，获得批准；与此同时，学院又分工让他主管翻译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从此，他便把主要精力转到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上。他现已发表译作18部，其中半数以上为英美文学名著，发表论文35篇，其中翻译方面的论文约占一半。另外，经过两年的辛勤努力，他又完成了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这部翻译专著。如果做个数字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孙致礼同志发表的译作、论文和专著，总共有400多万字，成绩十分可观。

    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似乎存在这样一个倾向：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很少有研究翻译理论的，而研究翻译理论的人，又往往不太注重翻译实践。这一现象的存在，无论对于提高我国的翻译水平，还是对于加强我国的翻译理论建设，都是一个不利因素。所以，我们认为，为了推进我国翻译事业的顺利发展，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践工作者能抽出部分精力，从理论上对翻译做些总结和探索，以便建立正确的翻译观，更有效地做好实际工作，而理论研究者也应抽出部分精力，动手翻译一些东西，以便对翻译取得足够的感性认识，进而掌握翻译理论的真谛。孙致礼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善于“两条腿走路”的人，他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推出了多种高水平的译作，而且注意钻研翻译理论，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在我国翻译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孙致礼同志的这本《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是我国的第一部断代翻译史，这就无疑带有开拓的意义。1949—1966年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我国的翻译工作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这17年期间，我国翻译界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水平的英语翻译工作者，出版了一批又一批忠实可信、晓畅易懂的英美文学译作，为促进我国人民了解西方文化，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孙致礼同志选择这一历史时期，试图通过对这期间我国英美文学翻译工作的深入研究，“为老一辈翻译工作者歌功颂德，肯定他们的成绩，总结他们的经验，供后来者学习和借鉴”。读完孙致礼同志的这部书稿，笔者欣喜地感到，作者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对中国翻译界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孙致礼同志的这部断代史，概括起来有这样几个特色：

    第一，材料翔实。我国建国后17年间，共出版了460种英美文学译作。对于这460种译作，作者按体裁分类，以发表年份为序，一本本地介绍了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包括再版、重印）情况，资料如此之详尽，只有断代史做得到，简史、通史是难以企及的。另外，作者在分析17年间我国文学翻译工作走过的曲折历程时，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肯定了广大翻译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绩，又指出了种种政治运动给翻译工作造成的影响，从而能使我们正确地认识17年间的翻译工作的得与失。作者总结的17年间的译事经验，对我们今天的翻译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第二，评价公正。17年间，约有300位翻译工作者参加了英美文学的翻译工作，他们在这部断代史中，个个都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作者还在第二编着重评介了26位重要译家。作者对每个译家的评介，包括生平、译作、翻译见解、影响等。值得称道的是，我们从中看到的不是空洞的溢美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而对那些卓有成就、被人们视为楷模的翻译家，作者还从其译作中选择典型片断，做出精细的对比赏析，这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而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各位名家的评价，既充分肯定其成绩，又一分为二地指出其不足。作者这样做，不仅使译界前辈得到了公正的评价，而且使后来者向前辈学习时，不致于陷入盲目。

    第三，有“史”有“论”。在本书第十一章，作者总结了17年间我国英语界的翻译理论建树，其中既有大家熟悉的译论，也有受到忽略的文论，如卞之琳执笔的《十年来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其第二部分全面阐述了作者的翻译观，可是一直没有引起评家的注意，这次孙致礼同志将其列为“17年间翻译领域的一个重要文献”，无疑是一个新的发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综合我国17年间的译事经验，撰写了《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一文（见“代前言”），系统地阐述了文学翻译的“十大关系”。这是对我国传统译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翻译原理的更深入的认识，我们相信，这些论点将有助于澄清翻译领域某些片面的认识。

    孙致礼同志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他刚完成这部断代史，又接上了下一个计划：撰写《翻译辩证论》。顾名思义，这是一部理论专著，我们预视他早日功成愿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