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豌豆

整理编纂完这本小说集，回过头来一想，才发现与我的前一个小说集一样，也大多是些所谓的问题小说或政治小说。这让我有点自惭形秽。因为如今写这种题材的小说吃不开了，有人说它肤浅，有人说它过时，甚至有人还会嗤之以鼻。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受的就是那种教育，成长的就是那种环境，总是以天下为己任，总以为世间皆醉唯我独醒，总要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何况如今已是个政治比较清明时代，不需要再为被扣上“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而担惊受怕了，所以一提起笔满脑子就都是些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吏治问题、分配问题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小说”也就在不太经意中写出来了。也尝试过写点时髦的，可是没那经历，也缺乏丰富的想象力，怎么努力也无法把那些男女主人翁一见面就“整”到床上去；怎么虚构也虚构不出把兵库的枪支弹药弄出来塞进小说中的人物手中，然后虚构一场场格斗枪战；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生下个小孩会长条猪尾巴，地毯会自动飞上天去。呜呼哀哉！

不过我想，写“问题小说”又有什么不好呢？人，作为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必然要面对所有的社会问题，必须要去认知和处理各种社会问题。脱离了社会和这些社会问题，小说中的人物靠什么支撑？文学还有什么可表现的呢？即便是如今许多人所标榜的纯爱情题材、人文主义和人性题材云云，如果脱离了社会背景，那些爱情啊人性啊什么的，又何以存在呢？是荣国府和大观园产生了宝黛爱情的悲欢离合故事，绝对不是宝黛的之间的悲欢离合造就了荣国府和大观园，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再说，作为写小说的作家，无疑也算得是知识分子了。依愚之见，知识分子与其他分子的最根本的区别，确乎是知识分子应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进行自我批判的人。所以，写“问题小说”，用小说来观照和批判社会，无疑是作家们的重要责任。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目的就是要用文学医治社会的痼疾，所以，《呐喊》抑或《彷徨》，都是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剖和批判。他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学”，其实质就是要用文学这一武器，批判现实和唤醒民众，这期间，人文精神也就“立在其中”了。遗憾的是，“文革”乃至“文革”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只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不允许知识分子对社会进行批判，这不仅是对知识分子人权的践踏，也是我们的文学的悲哀。好在这样的历史总算结束了，可我们如今又为何要放弃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传统呢？

当然，关于小说问题，小说该写什么和如何写的问题，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理解和主张，而且还争论得颇为热烈。这是好事。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也有杞人忧天的，认为文学被商品化、庸俗化了，小说被影视文化挤得快无立锥之地了，等等。其实，依愚之见，文学从来就是苍白无力的，又何必如此较真呢？曾几何时，全中国就《艳阳天》、《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几本书，大家不也是活过来了？后来不是还出现过一个文学的春天？所以，“花开花落两由之”，我们每个搞小说的人尤其是写问题小说的人，管它什么主义不主义问题不问题的，只管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写自己想写的，写自己能写好的，不要去赶什么时髦写自己写不了写不好的，或许真还有风光的时候呢。当年因为写人性而落寞孤寂的沈从文先生能想到日后会有如今这样的辉煌么？“文革”时代许许多多被视为糟粕、垃圾并被化为一炬的“四旧”，现在却价值连城了，这又该怎么解释么？

有点“戏说”味道了，就算是我为自己的无能和落伍自嘲吧。开个玩笑。

实话实说，从1994年第一本小说集出版至今，因为工作忙，也因为懒惰和缺乏自信，更因为确实欠缺写小说的天赋，十四年中，只得写些散文随笔（已结集为散文集《反哺集》和《反刍集》）自慰，就零零星星地写了这么几篇小说，才编辑成这本薄薄的《铜豌豆》（其中，中篇《野祭》还是原来收在第一本小说集《南笛北弦》中的。最近宁夏作协为呼应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结集出版《宁夏成立五十周年获奖作品选》，因为考虑到此篇小说在发表时让编辑改得有点可惜，结集时因种种原因又是错处多多，就趁机重改一遍送审，同时更名为《八月十五月亮圆》再次收进了本书），不免有些内疚。不过我想，我还算努力的，我是用人家搓麻将钓鱼泡KTV的时间用来干我喜欢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