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对信仰之指引——读柔石二月小议

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不变的是两个主题：战争与爱情。两大主题极为强烈的对立本质——大恨与大爱——背后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最原始、最单纯的力量。

初看之下，就连革命青年柔石最出色的作品《二月》也不过如此；一个三方纠葛的爱情故事，剧情的波折、浪漫的情调在任何一本爱情小说前都将黯然失色。然而《二月》却不是俗气的男女之情的体现，也不应与任何一部体现这种情感的作品相比较，因为《二月》所讲的并不是爱情。

故事的开端是萧涧秋，一个漂泊不定、浪迹天涯的青年应老友之邀来到乡村的芙蓉镇任教。在那里他先后邂逅芙蓉镇的三位女性：昔日同学的遗孀文嫂，文嫂之女采莲以及老友之妹陶岚。面对落后封建的社会背景，三位女性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对策：恪守传统的文嫂忍辱负重，最终不堪舆论而自缢而死；悖逆传统的陶岚大胆抗拒权威，却只得哀叹自己唯一知己的懦弱；而采莲作为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则过早承担了社会的冷漠与不公，被乡人辱骂“有一个野伯”。

读《二月》的人都爱揣测，萧涧秋所爱的究竟是文嫂还是陶岚。然而萧涧秋对于文嫂，除了同情以外可谓无他——文嫂的亡夫是萧的同学，在萧涧秋尚未找到人生方向时就为革命献身。文嫂独自带着一儿一女，生活之艰辛为萧涧秋的人道主义思想所不忍，他才决定向自己难兄难弟的寡妇收于自己的照顾之下。而陶岚作为芙蓉镇的孔雀，本是高高在上的——乡绅钱正兴试图娶她为妻，无数青年渴望得到她的芳心，但她却只对萧一人倾心。假如说陶岚对萧涧秋是真正动了爱慕之情，那萧涧秋对于陶岚的感情更多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对于她是知己之间的惺惺相惜与手足般的情谊，因为他曾说陶岚具有“少年人般的理性与勇气，更像是他的一位弟弟”；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一情感感到窒息与复杂，因“她用爱网将我困在其中”。惟有采莲是个例外——多年的城市漂泊使萧涧秋对都市生活早有所厌倦，惟有见到孩子们才会绽放笑颜——孩子，“人类纯洁而天真的花”，正是萧涧秋人道主义的根本体现，也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信仰，使得他对文嫂一家伸出援手。

早在初到芙蓉镇时，萧涧秋便与诸位教员讨论过信仰问题。“信仰是有的，可是不能说出来，所以我还是个没有主义的人。”萧早年便是一个没有家庭、也没有归宿的人，在漂泊在城市之间的时候，他不过是诸多城市的一个旁观者，革命时代中的一个过客。在时代的纷争中，他也极力地想为革命作出贡献，但多年的漂泊只是带来了前途的迷茫。于是他决意应老友陶慕侃之邀，到乡村的芙蓉镇教书，并“在此住个二三年”。然而在二月将过未过之时，他便轻装离开芙蓉镇，到上海去了。芙蓉镇终究不是他的归宿；乡人们愚昧的舆论炮轰，文嫂与那遗孤的死，情敌钱正兴的威逼利诱，终于使他决意离开，到上海，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实现他的抱负。

但即便是在名誉受到极大威胁，知己陶岚与自己关系日益僵化的时期，他仍然不忘自己信仰之中最让他欢愉的部分：孩子。他在离开之前留给陶慕侃的心中如是说：“我决愿此生将她（采莲）带在我身边。”这不可否认是他走出迷茫的一个象征；也是从那时起，采莲，这人类纯洁而天真的花给萧涧秋理性至上的思想中带去了超越知识分子式的同情的力量，如迷雾中的一座灯塔指引出萧涧秋前行的方向。短短一个二月就失去了三位亲人的采莲，从此也和萧涧秋一样成了无家庭的人了。为避免自身悲剧在采莲身上重演，萧决意为中国——一个前途未卜、国际上孤立无援的中国作出贡献。

这不可否认是爱的力量，尽管萧涧秋对文嫂也好，陶岚也罢的感情是爱又不是爱，但他对于采莲的爱，竟霎那间令人联想到同是乱世中冉阿让对于珂赛特的怜爱。这样不同寻常的联系大概正如鲁迅在《小引》中所说，“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