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的理想主义者——以倪焕之形象及其教育改革实践为中心

在这样稳定的“小时代”，一个多少对自己行动能力、意义性持有怀疑，又挣扎于困守自我与超越小我双重矛盾状态中的人谈论“倪焕之”，不合时宜似乎又恰逢其时。因此，我将携带着对自我构成反思的意图进入文本、对象，将倪焕之视为同我一样活生生、立体的人，在熟悉、理解他，在审视他与周遭环境互动的过程中认识、反观自我。这也是文学阅读之于我的特别的向度。

返回文本，我们应当首先“描述”这个历史中的人及其个性特征。小说告诉我们，这个经由晚清新式教育与革命涌动历史共塑的倪焕之，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着“新鲜强烈力量”的青年。他总是将自己放置在时代潮流的前方，他的眼光不断追寻着时代起伏的脉动，他因而大大地跨越了自我：他的信念就是做事，而且要做对“多数人有益处的事”。他性格中有明朗的乐观，这使他相信着革命的变革力量，相信着自我思想与行动力的效应。这些躁动的热情、雄大的志向、昂然的自信筑构成倪焕之气质的核心要素，这一气质与五四青年的贲张、激越、不可一世相连，使你在郭沫若、张闻天（《旅途》）、郁达夫（《茑萝行》）、王统照（《一叶》）的作品中找到他的同行者。这也使他与同一历史时空中徘徊于信仰失落、怀疑、虚无困境的欧美青年显示出差异性。因此，倪焕之，是近代中国转型历史进程中由时代凝结的理想主义者。

于是，我们看到了倪焕之围绕着“理想主义”这一生命中轴线层层展开的人生。在宏观的层面上，倪焕之渴望着进入时代暴风眼的中心，把握这一中心酝酿着的理想未来中国的可能性。当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浪潮不断向前推进，这种终极指向的理想使倪焕之几乎是作品中唯一一个与之保持同步的人物，他因而将树伯、金佩璋、蒋冰如一点点甩在身后。在微观的层面上，理想主义打在倪焕之生命的各个环节。作为小学教员，他为职业投射“有益他人”的价值理念；作为新式教育改革者，他为教育注入“人的重塑”这一宏大命题；作为家庭成员，他构建“幸福家庭”之想象。但这个始终怀揣着理想主义的倪焕之，现实却每一次都来猛烈敲击他。于是，他消沉了、倦怠了、幻灭了，在终极理想的摔毁中，他奔向死亡。可以说，倪焕之的悲剧是理想主义在与现实触碰、摩擦的过程中生发的。

这里，我不禁想要深入探讨倪焕之与现实摩擦的过程。如果我们还考虑到《倪焕之》（1928）是叶圣陶以小知识分子为题材序列作品（比如，《校长》（1923）、《城中》（1925）、《搭班子》（1926）、《一包东西》（1926）、《抗争》（1926））的集合，凝聚着叶圣陶对教育界持续性观察的经验，那么，倪焕之在教育上开展的实践，将是我们考察理想主义与现实摩擦而悲剧化的最好片段。

倪焕之与现实的第一次轻轻摩擦是在他中学毕业，这使倪焕之放弃了进入军界、政界的祈愿，由此成为“有点价值”的小学教员。不过，历时三年的小学教员生涯并不如意，在倪焕之原有关于教育的美好想象被一点点敲碎之后，他被周遭的现实迅速吞没，没能在其中开展出有效的抵抗方式。幸而，同事在现实困境中安稳身心的状态感染了他，推动他重返昔日理想笼罩下的激情。倪焕之与现实的第二次摩擦在吴淞江边的小镇。这一次，在怀着相同教育改革理念校长蒋冰如的支持下，倪焕之得以在更大的场域中展开全方位的教育实践。然而，这一次深度介入，在现实阻力、革命浪潮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下，再次趋向失败。首先是，小镇的外界现实形构成重重阻挠力量。在学校农场开垦过程中，倪焕之遭遇到因坟墓安置问题而来的激烈的反对舆论，地方乡绅蒋老虎关于地权的纠纷……这些足以使倪焕之在最终妥协中感到“含羞受辱”。其次是，当外界的阻力被层层剥离，一切按照既定的秩序顺利进行时，现实平淡、倦怠与理想之差距又使敏感的倪焕之退却了。这里，显示着理想主义者的脆弱性。那个被倪焕之赋予了灵魂作用冷酷、坚硬的乐山，正是倪焕之对自身柔弱气质的自觉抵抗与补充。

我们应当聚焦于这构成阻挠势力的“层层险恶的现实”，因着这外界同时又反射着理想主义者自身的弱点。首先是，他们躁动的理想主义使他们永远对现实估计不足，以至于理想总建筑在非现实的基础上。小说在倪焕之到来之时就告诉我们，小镇有两个共存的公共空间——茶馆与学校，每个空间都有坐落于它之上的舆论中心——蒋老虎和蒋冰如，它们形成互相勾连又牵制的关系。这种纠葛又缠绕的关系使得学校工作的展开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必然地处在经由这些力量错综交织而成的结构中。但深味这一小镇结构的蒋冰如在将他的新式教育理念付诸实践时，却有意无意地回避掉了茶馆（他厌恶并害怕与蒋士镳对峙），因而他仅仅把这一理念传递给在校的老师，另一个公共空间于是缺席了。何况，这一理念也没有在教师中间达成共识效应。由此，就使得蒋冰如的教育改革方案缺乏村庄各方支柱性力量，它事实上转化成为俩人孤立的意识，漂浮于村庄之上。于是，我们看到的只是两个人的孤军奋战，这已注定了教育改革开展前的轩然大波。而当地权问题确乎到来时，蒋冰如还沉浸在方案得到全部教师理解、认同的虚幻中，我们不免要惊叹蒋冰如对现实的这一重隔膜了。这是同时作为孤独者的理想主义者，有着与现实的层层隔膜。

其次，这里也隐隐折射着理想主义者对自我与现实关系的理解。将现实按照着他预设的模样加以改造，是蒋冰如、倪焕之新式教育理念的先在前提，由此也就使得这些理想主义者在实践展开过程中，显示出将新式教育作为一个独立体，从村庄复杂权力关系、结构中脱离出来的倾向。我们看到的上述蒋冰如对现实的隔膜，经由隔膜产生的孤立，部分地来自于这个预设前提。这些理想主义者以自我为核心、孤立的实践，没能撬动历史的困境。因此，这个最终被大革命阻断的教育事业，其失败性早已彰显在初端，尽管作者对此并没有明确言及。而与现实的这重隔膜、相对自我的方式要待到马克思主义者在不断深入农村的过程中，才被一点点突破，由此在与现实互动的状态中、在村庄原有结构中开展出有效的翻转方式。

那么，经由倪焕之形象，我们看到以理想主义为核心的倪焕之精神；而经由对倪焕之教育改革失败的分析，我们看到理想主义者自身携带的弱点以及由此而来的困局。这意味着，理想主义者将在现实境遇中历经更为漫长的自我克服、自我超越。正是这些因素的汇流，我将倪焕之称之为“被困的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