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孤寂

孤寂得可怜

孤寂得无可救药

苦闷

苦闷得凄冷

苦闷得格格不入

他是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孤冷

超俗

——题记

也许大多数读者浏览《沉沦》后，会觉得索然无趣，可能是由于初读时读来晦涩；也可能是被开头阴郁的基调感染。但我却被这册书深深吸引。

虽然《沉沦》笼罩着灰色的阴影，但其中深切的、阴郁的孤寂却别有特色。它不是无病呻吟的孤寂、也不是世俗功利的孤寂，而是可见的、有形的孤寂，就像是缓慢生长的树、有扎实的根、有绵长的源，小说中来自敏感、自卑、绝望的内心的孤寂，也在行文间缓缓蔓延。

下笔之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沉沦》虽然是小说，但融合了郁达夫许多亲身经历，主人公“我”也与郁达夫本人密不可分。这篇小说的形式令我想到了同时期日本一位文学巨匠——太宰治。据说，郁达夫的《沉沦》也是受当时日本盛行的“私小说”形式的启发。而太宰治最出名的作品，便是他那部纯粹的“私小说”——《人间失格》。

《人间失格》用细腻、感伤的文字，书写了自己对生的困惑、爱的无能，以及绝望的剖白。书中，“我”是一个渴望爱又不懂爱的“胆小鬼”，无法理清人类生活的头绪，只得以滑稽搞笑来伪装自己。“我”由恐惧到绝望，由绝望到渴望到离开这个世界。其间，人性的丑陋与虚伪无可遁形。这部作品的自我告白形式，充满了纯粹而敏锐的感受性，这也是太宰治的内心独白，他说：

“如今的我，谈不上幸福，也谈不上不幸。

一切都会过去的。”

这般孤寂、超俗的作者和他笔下的“我”，与郁达夫和其笔下的“我”何其相似。一样，对爱情的狂热渴望和无知；一样对人生的不知所措和困惑；一样对自我时而怜悯，时而厌恶。在这些矛盾的夹击下，两个“我”都丧失了前行的方向和生的勇气与乐趣，最终走向毁灭。

《沉沦》中的“我”没有直抒胸臆的呐喊，也没有抑郁形象的着重突出，但文中饱含着忧伤的自然意向和描写，仿佛是孤寂的“我”唯一慰藉。“我”意识到自己对任何人的生命来说，都只是可有可无的过客，不被理解、不被重视、不被关怀，只有自然，是“我”能够放下戒备、坦诚相待的对象。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这是“我”内心的独白，也是“我”为了逃避早熟性情的意识使然。“我”读华兹华斯、爱默生，都是以自然与人生为主题的诗歌和哲学，但并非是出于对人与自然这一辩证关系的兴趣，而是多了一层掩饰的意义。与庄子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不同，“我”寄情山水自然，是为了暂时忘却内心的躁动。

“我”躲藏在自然中，只因没有任何一门学说能解释“我”内心的渴求、没有任何一种良药能弥补“我”内心的缺失，即使是包容万象的自然，也给不出答案。所以，在自然中，“我”，这个渺小的个体，不仅没有解脱，反而更加孤寂。

这样的“我”，敏感而多虑，更加渴望一个知“我”、懂“我”的人，所以：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二十一岁的“我”，对爱情的渴望比同龄人更甚。既是因为独自身在异国他乡，无依无靠；又是因为“我”从小缺少关爱的家庭生活所致；更是因为“我”无处排遣内心的孤寂和苦闷。可在“我”看来，身边的人都轻视“我”，“我”找不到真正理解“我”的人。因此，“我”只能放纵自己。

弗洛伊德将“道德规范在心中”的状态称为“超我”。当我们有一些“坏的”或“不恰当”的欲望，如色情或性的念头时，这个“超我”会告诉我们。因此，我们会对每一件与性有关的事情有罪恶感。由于这种罪恶感一直停留在“超我”之中，因此许多人——弗洛伊德甚至认为是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对性有罪恶感。而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性的欲望和需求事实上是人类天性中很自然而且很重要的一部分。就这样，人的一生都充满了欲望与罪恶感之间的冲突。

所以，无论是何种自我放纵的行为，“我”感受到的痛苦和对自身的厌恶总是远远多于愉悦和满足。“我”轻视沉沦于欲望中的自己，却又离不开这样的放纵，仿佛这是唯一的救赎。在这样的自我矛盾下，“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与世人的隔阂越来越大，“我”也变得越来越敏感、扭曲。为了摆脱这些负面情绪，“我”愈发不节制地放纵自己，但随之而来的厌恶亦不断加重，渐渐地，“我”陷入了死循环。“我”对自己的存在愈发感到迷茫，每日在自我放纵和自我否定间挣扎，对自身价值的怀疑日益严重。“我”能感受到自己正脱离世界的轨道。

“我”身在混乱而动荡的时代，一方是支持封建统治的保守派、一方是期望全面变革的改革派，处于两派剑拔弩张时代的“我”，既不愿守着陈旧的时代不放、又对新时代心存疑虑，所以“我”选择逃避，远渡日本留学。但“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外国人对“我”的轻视，不仅是因为“我”的敏感，更是因为“我”为祖国不强大而感到自卑和愤懑，所以“我”会发出这样的悲鸣：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我”的悲剧反映出郁达夫的思想，他是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他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对当时祖国的状况无限伤感，对革命事业慷慨激昂。他接受过新文化的洗礼，拥有前卫的思想，渴望变革社会，使祖国走向富强。尽管大多数人不理解，但他从不在意。他正如《沉沦》中自己翻译的诗歌，是一位孤寂的高原刈稻者，只不过，他刈的不是稻，是祖国身上的毒瘤和国人身上的劣根性。他将自己的一切、连同生命，献给了祖国，但他毫不在意，正如那首诗所写：

“她一个人，刈了，又重把稻儿捆起，

她唱的山歌，颇有些儿悲凉的情味；

听呀听呀！这幽谷深深，

全充满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说否，她唱的究是什么？

或者她那万千的痴话

是唱着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战事，千兵万马；

或者是些坊间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闲说？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丧苦，自然的悲楚。

这些事虽是过去的回思，将来想亦必有人指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