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的烟花散尽——关于柔石《二月》

“天也忘记做天的职司了！为什么将五月的天气现在就送到人间呢？”柔石的《二月》从几位有志青年焦躁地等待“萧先生”起笔，读者已经在心里对萧先生的模样打了大大的问号。但见萧涧秋“稍稍憔悴青白，两眼莹莹有光”。憔悴，是因风萍浪迹；双眼有神，是因为对中国的未来怀揣着希望。鲁迅曾言，“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

小说中的钱正兴、方谋等人，都是救国心切的有志青年，但他们坚信一人需信奉一个主义，方谋信仰“三民主义”、钱正兴信仰“资本主义”、只有萧涧秋，他的信仰说不出来，陶慕侃心里便怀疑了：他是共产主义信奉者……可是我要发问：一人一个“主义”，如何能同心戮力救中国呢？

萧涧秋来浙江教书，来时路上亲眼目睹了一个年轻寡妇和其两个孩子的悲惨遭遇，待他来到陶家，得知被打死的“李先生”是曾经的同学时，一时从同情升华到了悲悯，他供养寡妇、收她的女儿采莲做学生。他就这样在对寡妇的同情和对陶岚的爱恋中飘忽不定。文嫂是怎样一个女性呢？封建、愚昧，把梦境当成预言、把继承香火看作己任、认萧涧秋为“活菩萨”。萧涧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陶岚呢？她是“女先生”，在学堂教书，喜爱西洋音乐，但她不喜欢采莲叫她“女陶先生”，让采莲叫她“陶姊姊”，她是活泼、热情知识女青年的代表，让萧涧秋割舍不下，五味杂陈。柔石通过对这两个女人的描写，来展现知识分子在封建礼教和先进文化之间的宕延。

萧起初想要娶了寡妇，并不出于爱，而是要救她性命。寡妇选择自尽，既是思念亡去的丈夫和儿子，也是要成全萧涧秋和陶岚。她是善良而颇具悲剧性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信奉“资本主义”的、爱慕陶岚的钱正兴竟不顾廉耻，造谣污蔑萧涧秋。一个大谈主义的时代青年，品德尚不如一个封建思想的女子！

犹记得鲁迅在《孤独者》中塑造了连殳这个新青年的形象，连殳去参加祖母的葬礼，说是祖母也不妥帖，因为是祖父另取的小老婆，并不是亲的。连殳起先没有流一滴眼泪，是因为感情不深。后来大哭嘶吼，他自己解释说：“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他哭的是一个民族的旧疾，哭得深切，就好像是在哭自己手腕上的一个大大的脓疮，剜不去也治不好，这个孤独者何尝不是鲁迅、是柔石自己。

《二月》被鲁迅先生赞曰：以“工妙的技术”刻画了“近代青年中的这样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命运”。当时的中国需要一场大的变革，需要新文化的洗礼。《二月》在1929年11月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勾勒了1919年“五四运动”后十年内知识分子的跌宕与迷茫。

阴历二月，时而燥热、时而天雨、时而飘雪。天时的混乱，象征了中国当时的一片乱象。钱钟书先生曾用围城作比，那时中国的青年，又何尝不是在围城之内徘徊！知道方向，但冲不出来，皆因个人的力量太过单薄，每个人所追求的“主义”既不真切，也不统一。直到去过女佛山之后，萧来信着笔道：“现在，我是冲出围军了。我仍是两个月前的一个故我，孤零徘徊在人间之中的人。”

正如萧歌中所唱：

“你投向何处去？

无路中的人呀！

……

只留古墓边的暮景，只留白衣上底泪痕，永远剪不断的愁闲！

一去不回来的青春。”

陶岚听完萧的作曲，“想不到萧涧秋是这样一个人”，她感受到了他的迷茫和困顿，而正是这一点吸引她爱上了他，以至于她在情书中写道：“我为什么如此苦痛呢？因为你提醒我真的人生来了”。

文嫂自尽，按小说的布局和编排，萧涧秋终于可以和陶岚一生一世一双人了。然而他却选择离开。正如他在和陶岚通书信的时候所写的那样，他被“一缕缕五彩的纤细的爱丝紧紧地缠住”，他能感觉到陶岚的热情与追求，但这种爱像绳索一样把他捆住，让他动惮不得，让他压力倍增，他只敢在信中与陶岚兄弟相称。

萧涧秋是走投无路了。他写道：“此后或南或北，尚未一定。人说光明是在南方，我亦愿一瞻光明之地。

又想哲理还在北方，愿赴北方去垦种着美丽之花。时势可以支配我，象犹如此孑然一身的青年。”

归去来兮，他带着希望而来，怀揣希望而去。

烟花散尽的时候，我会记住那个时代的孤独者，譬如连殳、譬如萧涧秋。他们都有着似曾相识的孤独感。塞利纳说：“在非洲，我也有过野兽一般的孤独，但在这蚁穴一般的美国，孤独更加令人难受。”孤独从来都是个相对概念。每每在众声鼎沸人海茫茫时，青春的谵妄与孤独才显现出来。那些喧嚣声仿佛都听不见了，人海也看不分明，好像街衢上行前行的，唯我一个。

唯有无数个连殳和萧涧秋走到一起，到那个时候，他们的迷茫就不再是迷茫，他们的孤独也不再称孤独。文字的力量或许很孱弱，但它是革命的新芽。没有新芽，是长不成参天大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