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呼兰河飘流而去的女魂

《呼兰河传》整部小说以一个孩童的视角很真实地完成了对呼兰河的回忆与记录。呼兰河也许可以看作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缩影，物质与精神层面都透发着一种古拙气息。但在这么细碎且生动的关于呼兰河民风民俗的代表性人事物中，让人感受更为深刻的则是萧红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对女性的平和的书写。

小说中可粗略划分出两种女性，一是“我”，其他则是“我”以外的呼兰河全体女性，甚至包括鬼神文化中保佑育龄妇女生育男孩的娘娘。她们或是维护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或是受男权中心的思想所迫害，无一例外都理所当然接受了附庸于男性的社会角色。

“我”得益于家庭背景，祖父一辈所幸没有荼毒于传统封建思想，作为在呼兰河颇有声望的祖父能跳出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对“我”的引导与教育上开放而先明，祖父教授古诗文和被其他家长不待见新式学堂成为鲜明对比，在几位呼兰河女性和几桩典型事件的看法和评价上也截然不同，关于呼兰河出于古朴民风而自然而然产生的愚昧事件，祖父的理解超出了小城社会意识的局限，尤其是在对于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态度上，更是促进“我”女性意识的萌芽。如此等等，摆脱了狭隘的社会性别思维定势，使得“我”从在时代所限的困顿环境中成长得更为清晰透彻，没有受到男权中心价值观的伤害。

然而“我”的母亲又是传统男权思想的拥护者，小说中对母亲的描写不多，大多在与三姑六婆街坊邻居闲聊他人是非的对话中显示出她的存在感和价值观。“我”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母亲影响，“母亲的屋里，就连这一类的古怪玩艺也没有了，都是些普通的描金柜，也是些帽筒，花瓶之类，没有什么好看的，我没有记住。”母亲和生活在呼兰河的其他女性一样，从母亲身上“我”能接触到新奇的事物很少，与祖父的关系相比起来，“我”和母亲更为疏离，这就有益于避免与旧式思想的过多直接接触。

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是“我”在呼兰河所见到的最为悲惨的两位女性形象。一个尚未有夫妻之实而被冠以操持家务的妇人身份，一个生米已煮成熟饭却无法得到舆论的认可，两人最终都以非正常的死亡结束了她们作为女性无比惨痛的一生。其余女性对两人的经历所表现出来的夸张的反应和麻木的心理，似乎又有点鲁迅“看”与“被看”经典模式的意味。跳神给小团圆媳妇用开水洗澡驱邪，只有半身不遂的人不能到场亲闻，在那些观摩了大规模公开洗澡的民众看来不能亲眼所见“真是一生的不幸”；王大姑娘忤逆下嫁生子之后，无聊的民众一夜之间被激活，即使从未见过她的人也冒出来把她的生平事迹整理出来口耳相传，好不尽兴。

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命运还是源于旧时代男权中心的社会意识，女性被物化，既然归作物品，那就大可没有独立思想的必要了，进而又被赋予了可衡量的交换价值，凭借四肢嫁妆以及子宫，她就是省检持家的劳动力，婚姻买卖的生财工具，更是延续香火的产子工具。

七月十五盂兰节出生的女孩子在婚姻上永远处于固定的被动位置，然而出身富人家又大可另当别论，男方往往乐于利用这样的婚姻谋取妆奁和财产，“假说女子就是一个恶鬼的化身，但那也不要紧”，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说法似乎就是为人们贪图富贵的秉性所制造的权威话语。

呼兰河野台子戏的风俗一开始描写得相当温馨，娘家人接姑娘唤女婿，阔别已久就此团圆，慢慢地关于野台子戏的描述又转向陈腐的老旧习俗，在戏台子下面进行以壮大自家资产为根本目的的指腹为婚。若干年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女方家庭落没之后男方大可悔婚，而男方落没却是有道德舆论支援他伺机成婚谋财，“年青的女子，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命，于是往往演出悲剧来，跳井的跳井，上吊的上吊”就成了呼兰河女性群体可悲的惯性。

团圆媳妇的婆婆从花钱订下这门娃娃亲开始就在算计着物质得失，多吃的几碗饭少干的几趟活都会成为婆婆的每日抱怨，一直到小姑娘被她折磨将死求医于做法的跳神云游真人，她仍是心系着铜钱与豆腐之间的可怜转换，大篇幅地夸张展现她对豆腐鸡蛋和小鸡的臆想，让人为晾在视线范围之外的小姑娘揪心。小团圆媳妇最终被烫死，又黑又长的大辫子被剪掉，辫子的意义可以说是一个女孩美好生命力的象征，而童养媳的意义就在于从小干粗活，长大生大胖小子，榨干她的一辈子。

冯歪嘴子和王大姑娘的婚事终于是罕有的两情相悦，然而它又终于成为继团圆媳妇事件之后又一刺激呼兰河无聊民众的新闻。且不说王大姑娘在结婚生子前后舆论对她的评价反差让人哭笑不得，冯歪嘴子对妻子日渐衰微的身体情况虽甚是关心，却也不忘为她的俭省自鸣得意，“将来会发家的”就成为了王大姑娘可怜的物件标签。

在如此这般的呼兰河事件里，“我”出于儿童的好奇心理，也许无意之间也成为了“看客”一员，但“我”所看的对象不只是那些一个又一个命运多舛的女性，更是第一层次的看客，那些不明所以秉持传统而间接导致他人殒命的舆论制造者，他们敏锐地抓住了所有与老规矩相违背的细末枝节，通过相互交流是非言论表达与大众步调统一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我”对于受害女性是抱有深切同情的，小说中这样的情感表露并不强烈，语言风格仅是采用平铺直叙娓娓道来的方式，相当平和，与激烈的事件冲突搭配起来，似乎能让人体味到一个女童用柔然的内心去尝试包容这个干瘪的小城。“我”囿于年幼还没有系统处理这样的思维与情感的能力，只是停留在对被害女性的美好形象之上，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在外貌描写上有相似之处，都通过人物的主要特征来展现女性美好自由的天性，又黑又长的大辫子和爽朗明媚的微笑，这就是“我”对于她们的记忆。这么多年过去，她们，她们和她们，那些轻飘飘的灵魂早已随着呼兰河水漂流了好几个轮回，沉重的东西都在河床里聚做了淤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