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悲剧时代——读《鸠摩罗什》有感

中国现代小说奠基人之一的施蛰存，较大多数名家来说，留下的作品，不可说多。一是因着当时政治斗争的因言罹难。“第二种人”的标签催促着世间丑态尽现，文革的戕害至今提起仍令人发憷；二是由于作家本人与周围的扞格不入。在那个热气腾腾的年代，所有人都怀揣着灼热的梦，无论这种梦是莽撞的还是扭曲的，而他却以过分理性清醒的姿态，探查着人们的心理，连接着传统与现代。二十四五的他大抵还未料到此后的命途多舛，文章中映照出青年的意气，此时所做的《鸠摩罗什》，常被人们当做是他心理分析小说的首次尝试。

《鸠摩罗什》一文深入刻画了人物意识的流动和情感的变化，作者将主观感觉赋予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描写了佛家大师从佛性堕回人性的心理路程。集中体现了反抗权威、破坏偶像、追求个性解放、崇信精神力量的“五四”精神，并在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下，极具现代主义思想。

一、从佛性到人性的回归

鸠摩罗什立足于人，无论他习得再高深的佛理，也有着人的天性。文章伊始，他心中就存着矛盾——对吕氏的惋惜与憎恶。佛性使他为战争的悲惨喟叹，人性令他一边怨恨吕氏迫使他与表妹成亲，破坏道行，一边又承认娶妻“并非偶然”。青梅竹马的爱恋，讲禅时的凝望，月夜的掩面而逃，这些自主意识下的行为让那次酒后的事故顺理成章。在信仰与私欲冲突不得解时，人总归要寻个借口作为自己心安理得的理由。然而哪怕再加上命定的考验也无法让他真正解脱，他明明白白地知晓了心中的爱。

从凉州城到长安的路途，是鸠摩罗什从佛性到人性的蜕变，在秦国得到尊敬的过程，则是人性异化。退化为人的节点是妻子的死亡。死亡在小说中并不罕见，把完整的感情撕碎更能体现残缺的美感。若人们面对它时失去自我，单调模糊的疯狂会流逝掉死亡的意义，使它变成无法令人感动的哭喊。鸠摩罗什面对妻子眼中的“悲怨”，不达心的安慰着。前文说他知晓她愁绪的原因，言语却曲解为疲惫，心中的忿恨与热爱均不可说。他为妻子哭泣，却告诉小官，灾难将至，怕变成俗人才流泪。埋葬妻子后，他未用封识，决绝的态度可窥。

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或许可以追溯他矛盾的根源，鸠摩罗什虽满足了尊重和自我实现高层次的需求，但是性、爱、安全感等低层次的需求还被掩藏着、压抑着，羞于提及。尤是母亲离开，龟兹国被攻陷之后，爱与安全感的匮乏，使性作为一种反抗，一种干涸灵魂的快速汲取。同时，爱又是危及他信仰不安全感的由来。妻子的死看似解脱，他“酣睡”“没有一丝愧疚”。打坐时，却“不安”了。这种不安有新环境的因素，但主要来自于妻子的离开。安静孤独的环境中，情感得以整合，卸下重担的快慰过后，归属感又不依不饶缠绕上来。

招妓和变戏法的吞针反而招致信仰，作者以讽刺的笔调把到秦国的鸠摩罗什描绘得像舞台上上蹿下跳的小丑，最后留下供人瞻仰的“舌头”暗喻着他的所得不过来自于“巧舌如簧”。

偶像的逐渐寂灭，不仅由于现代化带来平民力量的崛起，也因着扁平人物年代的结束。1930年距着个人崇拜终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看不见网络兴起相携“暴民”参与的影子，而“民主”的种子已然萌芽并在地下结出盘虬卧龙的根须。知识分子在书写英雄时，本着三省吾身的文人习性，连着污垢也铺展开来。在更早之前，人们已经意识到，摄于政治压力、宗教迷信和个人喜好，角色塑造的片面化倾向使之与现实社会脱轨失真，文学解放使英雄形象从神坛坠落变成了时间早晚的问题。

二、悲剧性形象的塑造

中国小说的现代特征之一就是环境。俞伯平曾直截了当地指出：“注重环境之作品为近代西洋之产物。”进一步发展下去，环境就带了象征意味，它不仅与人物相关，还联系着角色的心情和命运。文章形容凉州城时用“乌鸦型”“太阳光还未完全照到”“白色和黑色的余烬”“黄的的狼烟”苍凉的色彩感跃然纸上，连黄色也带着灰蒙蒙的意味，黑白的冷色调奠定了整体悲凉的基础，最高处“金色的边缘”隐隐透出的希望，也都熄灭在至死未等到救援，葬身在烽火台下的小卒身上。

“乌鸦”自古就象征着不祥，形容鸠摩罗什回望的凉州城，本是对一段不幸的告别，而这个意象并未就此隐退，此后仍出现两次。一次是妻子将死时“唶唶地乱噪着”，正如鸠摩罗什急躁悲切的心情。另一次是与妻子生死吻别，乌鸦“急促地啼了几声”，标志着妻子的死，也预示着鸠摩罗什从佛性向人性转化的完成，更预警着这个吻将成为他日后的困境。

与悲剧色彩相照应的是救赎意识。文中人物都在寻求自救与救人，这符合佛教普度众生的观点。最显著的是鸠摩罗什的妻子，她将爱情视作罪恶的根源，担心自己渎佛受惩，更担心阻梗丈夫的事业。她不断向鸠摩罗什寻求帮助，然而深陷泥潭的智者除了加深她的罪恶之外，只会逃避。她毕竟有着王女的风骨，一声声叹息后，终是选择了自救——在路上结束生命。她以自己的死亡成全鸠摩罗什的信仰，她称自己是灾难，是孽缘，是死在“最最适宜的时候”，她的存在即被定义为悲剧，死亡才是最大的解脱。“一缕阳光从树叶缝中照下在她的残花的脸上”这“一缕阳光”是解脱，是救赎，是她最后的光明。

三、时代意志下的挣扎

鸠摩罗什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彳亍、挣扎，折射出纷繁复杂的世界对于时代文人乌托邦式理想价值的冲击。尤为是价值观正在定型的青年时期，以往田园牧歌式的情怀不得不直面咄咄逼人的人生，这是生命阶段性转化必经的，也是现代思想嫁接于传统社会无可避免的困惑与阵痛。现代性伴随稳定，现代化带来动荡。这种动荡不仅体现在战争，阶级斗争等社会状况，也反映在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思想变迁。民主、科学、资本、文明，当我们抬头看，才发现天空不再是方或圆的井态，它以一种广袤却无序的样子存在。

1984年《中英南京》条约中，成为五口通商之一的上海，作为最早将触角探向大洋彼岸的土地，接纳着霓虹与笙箫，同时背负着沟通中国与国际，传统与现代的艰巨使命。旧时代的沉疴还未连根拔起，新的流感附在味道尚可的药丸上到来，生活在摩登香水与浪荡酒气氤氲中的施蛰存，如郁达夫所说“似乎竭力地把现代人的呼吸，现代人的全景和生活拍子，缩入到文学里去。”作家们从自己眼中的世界出发，表达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说明自己价值取向的合理性，道义性。施蛰存在现代与传统的力量之间撕扯着，鸠摩罗什也被宗教与爱情两根绳索勒紧。他们成长过程习得的道理在时代洪流中碾得粉碎，不断的自我否定，裹挟而来的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是高僧，俗人，还是最最卑下的凡人？是清高的知识分子，普通人，还是有待自我审视的常人？道德权威体系的分崩离析，他人认知与自我认知之间的失调，在这个精神上漂泊无依的时刻，知识分子普遍渴望皈依。

“五四”之后，中国文学“半是儒家半释家”的现象并不少见。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危机，使人们倾向于逃避必须做出选择而结果不定的自由，弗洛姆称之为“自由的恐惧”。惊慌的作家借佛家至高无上的爱和与世不谐的疏离感，表达他们的浪漫与苦闷。他们有时觉得这种苦闷是可以消解的，有时又紧紧把他们缠缚起来。光明的太阳使鸠摩罗什认为“爱欲和功德是并没有什么冲突的”细想来又猜度有妻室的高僧，应该不会痴恋，是有差异的。佛教的大爱与世人的小爱，本根生相同，却结出不一样的枝丫来。佛教的“即心即佛”与五四精神的“个性解放”似是契合，又令人品出不一样的味道。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他国相依又相异，这都令施蛰存又不安起来。

未有人行之路如何才是正途？这是主角与作者的反复询问。历史证明，带着忐忑与怀疑的心情趔趄而行，尽己之力，打开世界的多种可能方是当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