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道理

她第二次发着笑声说：“天下可有鬼听人讲故事而骇坏的么？”

于是我讲了一个故事……

1938年，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黑暗中的笑声》在纽约出版。小说开头，故事自己快刀终结了自己：“从前，在德国柏林，有一个名叫欧比纳斯的男子；他阔绰，受人尊敬，过得挺幸福。有一天，他抛弃自己的妻子，找了一个年轻的情妇。他爱那女郎，女郎却不爱他。于是，他的一生就这样给毁掉了。这就是整个故事……”就这样，纳博科夫在“裹满青苔的墓碑”上写下了一个故事的简短生平。同年，徐訏的《鬼恋》由夜窗书屋出版。在那一年，中国的许多读者通过徐訏的笔管，也听见了“黑暗中的笑声”。而两年后的一个冬夜，徐訏倚枕而作，为《鬼恋》添了献辞。献辞中，徐訏有意无意地为这个故事亦造了块墓碑——“若还有知音人走过，/骤感到我过去的喟叹，/即是墓前的碑碣”。彼时，若有个知音人纳博科夫走过，那么弗拉基米尔式的碑文大抵如是：“从前，在中国上海，有一个男子爱上了一个名叫‘鬼’的女子。但他失败了。于是，他之后的数年就一直痛苦下去了。”

我爱读本质上十分平庸的故事，它们平庸的本质使它们肖似窝潜于华美袍子里的虱子——一无尽的的噩梦的刺激；我爱将故事归结为平庸本质的过程，体验严酷的自我崇高感。所幸，虱子总是有的，且人从不放弃为它们织造一袭华美袍子，事实上，人情愿花费更多辛苦，使袍子更华美些，仿佛通过此举，便离目中无虱的境界更近些。因此，人世间往往有这样的悖论——能看清越多虱子，身上的袍子就越美，也就越能看清越少虱子。《聊斋志异》中讲，“花面逢迎，世情如鬼”。世相的种子开世相的花，无论人间鬼域，讲的都是一样的道理。《鬼恋》的美，美在使一位白面黑衣的女子姓鬼名鬼的心思；而“鬼”的美，并不美在姓鬼名鬼的缥缈虚无。约翰·列侬的《Imagine》唱道：“You may say I'm a dreamer,but I'm not the only one”，剥脱掉感动，其中有另外一番冷道理：世界向来不乏摇曳生姿的dreamer、狄俄尼索斯放浪迷狂之信徒，世上一直稀罕的是doer（实干家）。“鬼”若仅是哗众取宠的空洞符号，不至于使其有摄人心神的美。美得惊人的，是一个在大时代中基于自我认识而将某种哲学理想贯彻于生活的聪明女人。

“我是鬼！”，《鬼恋》里的聪明女人像作“鬼”文主义启蒙宣言似的蹦出这句话。法国哲学家米歇尔·赛尔在《万物本原》中认为，“我是谁（什么）”这类问题愚不可及——“我思，故我不在”，隐而不在的作品才是真正最有诱惑的作品。“我是鬼”一言，妙在用的是“愚不可及”的句式，讲的却是“我是隐而不在”的道理。创作《鬼恋》时，徐訏在巴黎学习哲学，“鬼”作为他的发声人，言辞无不散发着知识型的美感。这种学术味的考究，尤见于“鬼”精准的发问：“你不相信鬼？”；“你怕鬼么？”；“你以为死尸的丑态就是鬼的形状么？”；“可怕的鬼相一定是丑恶么？”；“鬼的住所一定是坟墓么？”……这些问题看似无甚稀奇，但它们在对话过程的某个节点，切中信仰、情感、物与形而上、美的形式、空间之类的哲学命题，其美感是“敏利”的。

学习哲学，依苏格拉底来看，即是练习死亡。非生非死的鬼，即是对死亡的练习——“‘我不想死，——死会什么都没有，而我可还要冷观这人世的变化，所以我在这里扮演鬼活着’”。“鬼”“不想做人”，也“不想死”，乍听是疯癫的，但按哲理却是讲得通的。如列维纳斯所言，人无法经历自己的死亡，其关于死亡的所有经验皆来自他人，死亡是经验所无法企及的不可能性。死是不能实现的，所能实现的只是有着丑态的死尸，或是波德莱尔一纸自成韵律的《腐尸》。尽管胡塞尔认为“死亡开放了巨大的多边的空间”，但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无疑意味着荒谬的虚无。因此，死亡不过是语言哲学家克里普克所谓的“不可见的专有名词”。迥异于死的彻底虚无，“鬼”建造了鬼的异托邦，制定了鬼之异托邦的规矩与法则：只可在夜晚与外界来往；至多与一人保持较亲密关系；亲密关系至多发展为友谊便止步……在致“人”的一封信中，“鬼”写道，“这一段不是人生，是一场梦”。在人世间营建一个异托邦的“鬼”，着实是一位“玩世”的哲学造梦师。

哲学家与疯子只一步之遥。福柯非常欣赏帕斯卡尔的一个观点，即一种癫狂唯能用另一种癫狂来谈论。以在爱情中迷狂的“我”的双眼看“鬼”，方不至于步入把“她”视为骗子或疯子的审美歧途——一个恋爱中的男人倘若判定他所爱的女子是疯子、骗子，疯的、骗的大多是男人自己。话说回来，恋爱关系中，女人的神秘与捉摸不定与“鬼”是何其相似，无怪乎《卡门》开篇便援引了希腊诗人帕达拉斯的一首诗：“女人虽刻毒，亦曾两度美；一度新婚床，二度亡命鬼。”鬼、恋，实在是极相称的不可见与不可解。萨特说“虚无总在异域”，鬼是一种异域，“她”何尝不是一种异域？因此，古典小说中人鬼恋的类型小说常将鬼之角色设定为女性，倒不至于神经过敏般地从女性主义角度加以指摘——“女鬼”之意，不在乎为“鬼”与“女”之间划等号；无事生出个女鬼，不过是密切“鬼”与“恋”二字间关系的勾当罢了。一切形而上的概念，从意象方面看，总是相似的，徐訏自己亦认为“‘死’的境界，也就是‘仙’的境界，也就是‘鬼’的境界”。

徐訏在小说《荒谬的英法海峡》中这样写道：“——‘人生不过是一个大舞台。不过演戏就是责任。谁都需演戏。’——‘那么，何必这样认真。’——‘哪一个戏子在舞台上不是很认真？’”做戏，须有腔调模样。或许是遵照法国文化圈中女人的形象，徐訏特意为“鬼”袅袅娆娆点上了一支优雅的Era香烟。在法国文学史上，梅里美创造的卡门据说是第一个衔着香烟的美丽女人，而徐訏创造的“鬼”，或许可称得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叼起洋烟的头一个女鬼。法语世界为香烟“cigarette”一词赋予了阴性的词性，暗示着香烟增色于女性形象的隐秘力量：纱飘雾悬间，一支体量灵秀的香烟，一端是忽明忽灭的如豆烟火，一端是冷若山色的两弯明眸远黛，生命的无言的颓靡的美大概尽在其中了。凡聪明女人，自然不会放弃这种使自己美丽起来的小玩意，所以，诸如西蒙·波伏娃、玛格丽特·杜拉斯都是出了名的热衷于吸烟。巧的是，徐訏留学巴黎期间，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这个烟不离手的女人亦正流亡巴黎，这不由得引人对“鬼”这个形象产生一种标准法国女知识分子的印象。在陈逸飞导演的电影《鬼恋》中，Era烟不再是一个女人单纯偏爱的可爱癖好，而沦为“鬼”探寻革命敌人的一个借口，这似乎失掉了原著中Era烟尤为要紧的一点美感——不同于终有解释的其他情节，Era是可贵的、无因的一个存在：一个怀揣Era的男人、一个心求Era的女人，为什么偏偏在同一时刻、同一商店相遇？为什么Era是他们“都爱吸的纸烟”，而他们“从它会面，再从它分手”？唯无因的，我们方称之为爱情，或见了鬼；而有因的，我们称之为“革命”。

回到《黑暗中的笑声》之开头，纳博科夫是为着“带来裨益和乐趣”的缘故，方“多费唇舌”使人们对故事的生平“了解得尽量详细一点”。身为《鬼恋》的一个读者，我却不愿说从中获得了如何的裨益或乐趣——教一只虱子夸赞一袭袍的美么？简直令人骇坏且发笑了。不过，博尔赫斯先生《德意志安魂曲》里头的一些文字此刻确是浮现在一只虫的梦里——“多年来我弄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地狱的萌芽；一张脸、一句话、一个罗盘、一幅香烟广告，如果不能忘掉，就可能使人发狂。”

我说着扬扬手，我没有回头看她，因为实在可怕。

美得可怕，是的，美得可怕。我在回来的路上一直想着这份可怕的美，与这个美得可怕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