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萧红女士

敬爱的萧红女士:

 您好！望展信佳。

当您展阅此信时，定该是有些惊讶的吧，毕竟我们从未谋面，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毫无联系：您是作者，而我是您万千读者中的一个。您也大可不必担心出现“茨威格的情节”，不过是些乏善可陈、权当打发无聊的闲谈而已，您要是有兴致看完此信，则真是晚辈的莫大荣幸！

小辈曾肆想，阎王爷面前，20世纪的一票文学大家们肯定为着怎么处才能相安的问题辩过一番。毕竟，他们一个个在人间已各有其锋，阴寿绵绵无期，不得想个安生法子吗？就比如鲁迅先生同胡适先生，一个“整理国故”，一个“拿来主义”，可不知要争到何时了！您千万别生气，这切不是说凉话，只是小辈由衷担心，民国四大才女，您想必也不能与其他三位日日同聚一阁的。

您走后多年，中国农村里出了一位“脑瘫诗人”余秀华，有位名编辑这样形容她的诗作，“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据说余秀华很喜欢，尤其是“血污”的评价。

小辈突然想，“血污”，形容您的作品与同时代女作家的截然不同实在恰当。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在南方的城市人，北方农村泥土的味道——在您的时代才具有的、带着血迹的腥气和弹痕的火药味的特殊气息，是从您的文字里首次鲜活感知到的；这份顽抗着能冻裂大地的寒冬的直辣与火红，这双兼具了穷人阶级与女性视角的“复眼”，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大家能够掌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您绝对是唯一一个。

若是晚辈这番四处引用，又极无章法的爱戴，可以让您的嘴角荡开一丝笑意便是极好了。能够由衷地微笑，那是多么好，自信、坚定的笑容尤为如此，《生死场》应是在这样的微笑中诞生的吧！读完了仿佛是被卷了狂风暴雨一样的清醒。您要是在现世仍这么写，就要被咱们现在人给叫做“给作者寄刀片”了（不会真这样做，只是一种贬义褒用的赞扬方式）

我还读了您的《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比《生死场》看上去轻松多了，像是孩子在执笔，没动不动就死人，总的也就没了个团圆媳妇和王姑娘（虽然这并不能满足乡亲们围观的愿望），猪倒是被淹死了不少，不过好像据您的讲述，在呼兰城这地儿，猪死和人死也没什么两样，不都是看热闹？但细想，却让我着实害怕，人甚贱于一畜一禾，朱门贵阶是人，贫家就不是人了，“即便是一根茅草的价值也是要超过人的”，真教人直发颤！所幸，这种悲伤，早已随着长满脓疮的腐烂思想在新时代迅速凋亡了。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磨倌冯歪嘴子，他浑身都浸透着您并不惯于倾注给男性角色的温润感，他大概是您理想的父亲吧。因为孩子，他抛弃了过去沉湎的、懦弱的自我，因为父爱而强大起来了，震慑了每一个笑等看他疯的人，他的孩子多么幸福啊！比起自作自受家败人亡的老胡家，看着膝下幼子拔高成长，他自己又是多么幸福啊！您或许极度渴望成为这样的孩子，也渴望成为这样的家长，不然，一个普普通通的磨倌，怎会如此吸睛呢？

有二伯嘛，他如何让人喜欢？他怪、他装腔、他偷、他空虚，挺独一人儿，可倘若不让他发声，塞进呼兰城的人堆里，又怎么认得出他来呢？

您的祖父我自然喜欢，一个老人家，倒像个孩子似地好玩儿，可惜我没有祖父，所以不得而知。您和您的祖父再会了吗？若是，那是多好的事儿啊！可以感受到，您全部的、所谓身为“人”的爱、对家的留恋，都源自这个慈祥的老人。祖父和后花园是最后一点温柔的光亮，塑造了您的“红”，又支撑着您的“红”，也燃烧了，您为这个世界涂抹的“红”。

《呼兰河传》，便是您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笔灼眼的鲜亮。

当我翻到最后一页，闭起眼睛，面前先是黑黜黜的一片，然后我可以听到声音，但并不是用耳朵——那血一样的红，从心脏里突突迸发的、交瘁的、迷惘的的红，炙热黏稠，又冰冷残喘，默默无声地浸透了每一个铅字；待再落到眼帘里，却化作浪漫温柔的雪，踩上去，咯吱咯吱，是轻软的雪碾碎的声音，但若是落到心里，这无奇的雪原却瞬间化作了血肉铸成的风土，咔吱咔吱，是血涌骨裂的声音，我吓极，茅盾先生却听出来了，“它是一串凄婉的歌谣”……

噫！不敢再下去了！一摸，这满眼的血不是自己的，身体发肤毫无损伤，但我知道那不属于我的血是痛的，像一只威猛又十分脆弱，正受着伤的野兽般哭嚎！

啊！有光！光后面是什么呢？

快快地钻进那个香喷喷的花园，急急转身，身后正跟着祖父的鬼脸，手、脚都变成孩子的模样了。啊，舒缓了，轻盈了，小小的孩子，镬擞的爷爷，兴高采烈的枝蔓，融融的春意在这小园子里慢炖熬煮，架着记忆从容燃烧的柴火，没有冷漠，没有欺骗，没有病痛，没有绝望，有的只是爱。自然从来不会伤害人，只有人才伤害彼此。

霎时间地动山摇，春意不见，一下被拉扯到街尾巷头徘徊着三两粤语的深夜，我看见，您倔强的脸在破屋摇曳的残烛边慢慢融化，陷入童年回忆的柔情里，虽然短暂，脆弱，在泪水中也会破碎，我想，那也很好了。

睁开眼，浮想结束了，我还在我的世界，只是天边悄染了一侧霞光，日出和日暮，在某一时刻何其相似，曹植写，“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不知那位最先称您“30年代文学洛神”的人，是不是也在欣赏了您的作品以后，正面对着壮丽的日出或日暮。

莫泊桑有一句话让我一直无法忘怀，“他在世上是那样命苦，以至于见过他的人听说他遭到惨死，反倒感到一阵轻松 ”。可对一个作家而言呢？作品或与生命等价。但若无能为力的我，看到一个作家正在以精神、肉体的极度痛苦为油，熬着伟大的作品，作为一个人，我会想着熄灭那抹微弱的火光，哪怕这个世界会失去一个传奇，但传奇又真的重要吗，我们的世界难道只关注传奇吗？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会甘愿失去一个拜读传世之作的机会吗？太宰治一次次选择死亡，卡夫卡选择无闻地死去，您则选择了活着写作，或许这可以称作您所说的“没有被写进贞节牌坊里”的“勇敢”，这是我对这个问题仅有的认知了；所以我选择更多地了解您的作品，而不是您本身，因为对于我而言，《呼兰河传》、《生死场》、《孤独的生活》……它们就是萧红！一个人的故事，总要经过口述，会逐渐变幻成不同的样子，慢慢地偏离原有的形态，您的人生，一定不完全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而作品，文字，将永远是它初生赤子的模样。 

一个真正的作家，难道不是因为想写而写吗？只有政客，才用所作所为让人铭记，作家被人挂在心上，只是因为作品魅力的衍生罢了。 

每当我读起《呼兰河传》，甚至这本书只是在我视线所及之内，我的脑海就会联翩四起，我时而会觉得幸福，有时而会觉得无比悲凉方才所述，不过是初次阅读后一个人独自的冥想。

写到这里，小辈也被自己的滔滔不绝而抱歉了，尽是些己论，徒费您诸多眼力。说来让您惊讶，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已极少写信了，见信若有不周，敬望海涵！

此致

           敬上

读者   晚菘

十二月廿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