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鸠摩罗什》散论

《高僧传》偈曰：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孤鸾照镜，一鸣而死，典曰罽宾王结罝峻祁之山，获一鸾鸟，而罗什亦曾于彼国学佛法。聊聊数语，相知彻骨，浑是大智者鸠摩罗什毕生写照。

与后世常见的所谓历史小说不同，施蛰存的《鸠摩罗什》是如此开头的：

“带领着一大群扈从和他美丽的妻子，走在空旷的山谷的时候，高坐在骆驼背上的大智鸠摩罗什给侵晓的沙漠风吹拂着…”

尔后是冗长的景物描写，包括龟兹国的女王，也就是大智者的妻子的神态，以及种种的沙漠的状况，间或插入鸠摩罗什的心理变化。对于施蛰存的小说，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到苏雪林的文论，都有过相当高的评价[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论施蛰存部分。]。此类评价是从小说的手法出发，不外乎是意识流、性欲的压抑，心理悬疑的塑造等等。特别是苏雪林的评论，分析得已经非常透彻。

施蛰存的小说，与钱钟书的《围城》齐名，但从小说本身的可阅读性，以及艺术的水准，才气纵横来说，是不及《围城》的。但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展开对人性本质的求索。

对于这部小说本身，笔者不能够逾越苏雪林的界限，说出更多。请大家仔细参看《苏雪林文论集》中的“二重人格的冲突”、“变态性欲的描写”、“近代梦学的应用”三个章节，它们确乎概括了施蛰存小说的三种境地[ 苏雪林对于施蛰存小说的评价，在当时有其意义，现在看来未免过高。《苏雪林文论集》中，她说“…..结构的谨严与刻划的细腻，也是施蛰存艺术上的特色。粗疏、松懈、直率、浅露，大约是一般新文学家的通病，施氏独在结构刻划上用心…..。《鸠摩罗什》中描写沙漠景色的一段，高僧回忆受龟兹公主诱惑的一段，美丽得简直像诗。”自我看来，完全不具有感染力，更谈不上诗。白话文草创阶段的水平，并不能以后世更高的眼光提出要求，这个道理和胡适的《尝试集》是一样的。]。第一，重视人物内心的刻画，第二，着墨于变态的，被压抑的欲望，第三，吸收了弗洛伊德学说，以及意识流的手法。[ 苏雪林对于施蛰存的不足也有认识，她说，“作者与沈从文同称为“文体作家”，即专以贡献新奇优美之文体为主，不问内容之合理与否。”]

那么，这种对西方当时文学新动态的刻意模仿，有没有成功地把握小说文学之本质呢？我以为是没有的。笔者必须斗胆僭越，指出一个问题，就是近代民国小说整体的不成熟性。诚如夏志清先生用“浅露”二字直下定论，它们唯一的意义，是文学史的意义，是一个时代从无到有的开拓历程。[ 夏志清说过：“……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段话的后面，他点出了中国小说缺乏“对道德的探讨”，并且作出结论，“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我们这里只取他的前半句话，后面的是不赞同的。并且，《鸠摩罗什》一篇，恰恰点出了“原欲”的问题，而且对于罗什来说，“欲”正是“原罪”。这令这篇小说深刻许多。]单就阅读体验，是丝毫没有快感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苏雪林的结论评价是大体客观、全面的。她说，蒋心余题《袁枚诗集》云“古今唯此笔数支，怪哉公以一手持”，作家仅能表现一种作风，不足称为大家，模拟他人或步趋时尚者，其作品形式亦不能推陈出新，戛戛独造。施氏文笔细致美丽，写古事小说固然游刃有余，写下等社会的情形，则好像有点不称，但他居然能在《将军的头》、《李师师》之外，写出《追》、《雄鸡》、《宵行》、《四喜子的生意》等篇，对于下等社会的简单的心理，粗野的态度，鄙俚的口吻，模拟尽致，于鲁迅等地方文艺之外令树一帜，不能不说难能了。 

某人说，而今阅读大不易，已经很难抱着消遣的态度，反之，阅读过程往往沦为严肃乃至痛苦的。我则以为，阅读从来都是痛苦的。尤其是不能和人产生共鸣的作品。但是，痛苦自有其力量，好比残雪女士说过的一样。痛苦的力量正在于迫使人沉潜并且思考。

同样是历史小说，当我阅读苏童的《武则天》的时候，从武则天在尼庵滚动木球中感受到新奇的创作手法和人物绝望的情绪，从武则天病榻之上凛然不可犯的话语中感受到历史的激情。而二月河洋洋洒洒的《康熙王朝》中，则有红楼梦式的傃隐行怪，还有兴亡更替的厚重。此类情绪都构成了阅读快感，使人无法停止。

我们在巴尔扎克的《舒安党人》中，不但明了法国大革命的波澜壮阔，也自文字中获得享受。而这些，都是《鸠摩罗什》中，完全得不到的感受。景物的描写变得夸张、冗长，心理变化生硬造作，而所谓“意识流”则完全不具备伍尔夫式的流畅。

不能直指人心的文学，不是有力量的文学，刻意要求某种创作手法，只能产生做作。民国白话文小说都有这种毛病。施蛰存的小说，根本是不可能使人一气呵成完成阅读的。我想研究近代白话文小说的人，多多少少也有同样的感受。

但是，稚嫩的白话文小说，自有其丰富的意义，施蛰存的创作亦然。首先，没有民国白话文，我们只能永远停留在古典章回小说的窠巢里。过去的小说在古代中国，永远不是主流，都是“茶余饭后消闲破闷”。小说的作者，大都没世无称，小说的批评者，莫不是离经叛道之辈。金圣叹、李贽皆然。王渔阳推誉蒲松龄，也不过是偶尔兴起，他本人是以诗坛盟主著名的。更何况聊斋还是文言体例，是唐人小说的延续，而文言小说历来是有地位的，白话文则处于市井卑微的境地。因此，民国的白话文小说尝试，毕竟有筚路蓝缕之功劳，施蛰存的《将军的头》（四个中篇之中包括《鸠摩罗什》一篇），又毕竟是中国第一部“心理小说”。

其次，我们绝不能忽视民国时期，小说作者和评论者的身份。苏雪林女士绝不只是能评论小说，更有《玉溪诗谜》这样精妙的学术作品传世，施蛰存先生，1929-1935起，开始点校中国古代章回小说，30年代涉猎辞章之学，1958年以后，也是以唐诗研究、版本目录，金石考据等等学问名世的。所以，民国小说有后世不可企及的从容。左派小说家中，鲁迅先生的学力和敏锐，更令人叹为观止，这点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略见一斑。就是说，文学家不以纯粹的文学要求自己，先积累文化，而后再论文学。

何况，民国白话文给人留有余地的观感，绝不把话说尽，绝不通篇累牍地啰嗦，故而舒服。正是因为不成熟，青涩，如出水芙蓉，反而产生特别的趣味。

最后再来谈谈小说中的鸠摩罗什。读完这部书，笔者不由得有热泪盈眶之感，这不是说小说本身打动人，而是它扪开的一扇门，勾勒出的佛教徒的侧影，能直指永恒的痛楚。

施蛰存笔下的鸠摩罗什，与翻译《妙法莲华经》的鸠摩罗什，截然不同。然而历史上的鸠摩罗什，也一定经历过这种痛苦。佛教有个典故，叫做“罗什吞针不讳淫，阿难戒体终无碍。”说的是楞严经中阿难险些破戒，以及罗什吞针以自证清白的故事。

佛教徒的斗争，似乎就是和情欲的自我斗争，然而佛陀不愧是觉者，他早已预设了真正的解脱。施蛰存笔下的智者，最终留下了“一截舌头”，成为不朽的舍利子。它既是弗洛伊德“口唇期”中欲望的象征，又可以说是鸠摩罗什辩才无碍的圆融。但情欲毕竟不会有损真正大德的修行，罗什吞针，曰，你们若能如此，则亦可为我所为之事。在小说里，它是一种魔术，在史籍记载中，却是坚忍不拔的精进。

施蛰存笔下从凉州到关中的旅程，恰恰是历史真实的倒映。罗什是多么无奈，能普度诸群生，但不得不忍受吕光的粗鄙威胁，姚兴的殷勤强迫。姚兴给罗什婚配，为的是“何可使法种无嗣”，对于我辈飘零、积劫孤露，千里弘法的和尚来说，又是何等悲哀。数千里的颠沛，既是出埃及记式的启示、考验，又是奇迹的变现，更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朝如佛图澄、道安这样介乎术士和出家人之间的人的命运阐述。

对于凡夫来说，对于世俗的统治者来说，他们看中的不是佛法，而是显灵，是先知，譬如石勒问佛图澄，佛道有何应验，佛图澄即展示了清水变莲花的魔术，石勒乃叹服[《高僧传》卷九：“（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劾验…..勒喜曰。天赐也。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因而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勒甚悦之。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亦好比鸠摩罗什帮助吕光去离龟兹而问鼎凉州一样，先要预测山洪暴发。这是不是一切智者的反讽呢？

笔者在《鸠摩罗什》中，看到的一方面是罗什和自身情欲的斗争、妥协，另一方面，呈现在历史的洪流中，它何尝不是真实的鸠摩罗什，与世俗政权的妥协的另类感应呢？

又想到京剧大名鼎鼎的《摩登伽女》，这是尚小云先生的新编戏。穿云裂石，四座阒寂的唱腔背后，说的正是阿难破戒之事。那句“望萱堂、定计谋、与儿、圆满，除去阿难他、儿我不向人欢”，祈求得是如此诚挚，坦率，是不是说，它又是小说中龟兹女王的缩影？[ 在《鸠摩罗什》中，有这样一段话，描写龟兹女王对罗什的感情，与京剧里摩登伽女对阿难的情愫非常近近似：她尊敬着她的有崇高的功德的表兄，她也听得懂他每次在坛上讲说的教义是何等光明的大道。她并未想恶意地破坏他的潜修，但她确已不自禁地爱了他，她要占有他，这是在她以为是唯一的光辉。她微笑着，凝看着在虔诚地祷告的她的表兄。]还是说，鸠摩罗什的人生，不过是“十载风流悲教主，一生恩怨误权臣”的先验的颂歌？

然而出离生死，有情无情，亦是佛法之一部分。故而曾缄在赞颂仓央嘉措的《布达拉宫辞》中，便说道，“由来尊位等轻尘，懒着田衣转法轮，还我本来真面目，依然天下有情人。”是不是说，情欲从开始就不需要驯服，还是说，吾等凡人修行，必定要如罗什似的，具备忍辱的大毅力，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乃可自称随心所欲莫非戒定慧者。随之四句诗，在读完《鸠摩罗什》以后，轮回般地萦绕脑海，久久不能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