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寄托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题记

张天翼创作的短篇小说《包氏父子》，简笔勾勒出了一副可笑、可怜的小人物父子形象。父亲老包是个有钱人家的门房，他本分地做人、省尽一切吃穿用度只为了供养小包——包国维的生活和学业。在他望子成龙的美妙幻想中，小包只要进了洋学堂，一路读书下去，以后必定会做大官。做了大官，大概是会知恩图报的。于是老包对小包百般溺爱，一味容忍，简直到了巴结的地步。没成想小包不仅并不领情，还十分看不起自己门房出身的父亲，且没有丝毫奋发的意图，结果因为打架而被开除。老包因为小包的开除，牺牲一切却换来了梦的毁灭，终于天旋地转地晕倒了。

张天翼被称为“文字的漫画家”，狡猾文笔中，流露的嘲讽时常让人会心一笑、忍俊不禁。然而这笑，不是浅薄的笑，是“含泪的笑”，文本背后传递的、父与子的矛盾心态，深刻且有力。其中“望子成龙”导致的畸形父子关系，对我们当下的社会颇有借鉴意义。老包对小包一味溺爱。其实源于在小包的身上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依托。      

在现实社会中，有太多父母在孩子的身上找寻依托。大部分的寄托是委婉的。父母口不言语，然而他们翘首的张望诉说着殷切的企盼，忧郁的瞳仁映照着时间的侵袭，日渐弯曲的脊背、布满皱纹的双手则无声地对着他们的儿女一再催逼。面对愈发复杂而迅速发展的庞大社会，齿轮青年们早已焦头烂额，然而他们对着父母，却更加束手无策。这些使青壮年们受到无尽温柔宠爱的父母，看似无所求地求着他们学业的荣耀、事业的辉煌、婚姻家庭的幸福美满。然而父母从未发觉自己的寄寓对于孩子，是如何厚重的负担，他们只知道苦口婆心甚至略带埋怨地说——“都是为你好啊！”但这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自私。

另一种寄托是冷酷的，是“父权”式的强力压制。鲁迅在1919年10月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同年11月卡夫卡为其父写了一篇长达35000字的信《致父亲》。卡夫卡在他的信中，讲述了父亲的强势对自己的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由于这位强权压制的父亲，使他不敢拥有自己的婚姻生活。“我已根深蒂固地坚信，要抚养家庭，甚至仅仅是维持家庭，就必须具备我在你身上所看到的一切品性，优点缺点都不可缺，就像它们在你身上融为一体一样：强壮、对他人嗤之以鼻、健康、肆无忌惮、能言善辩、不随和、自信、对任何人满、优越感、专横暴戾、世故、不信任大多数人，另外也有绝对的优点，比如勤劳、坚韧、沉着、无畏。相比之下，我什么都不具备，要有也只是一星半点的，我明明看见就连你在婚姻中都步履维艰，对孩子们甚至束手无策，我这样就敢结婚吗？”卡夫卡三次订婚，又三次主动解除婚约，终身没有建立家庭。他和父亲的关系，使他对婚姻家庭产生了本能的恐惧。卡夫卡在《致父亲》中说：“你只可能按你自己被塑造的方式来塑造孩子，即通过力量、大叫大嚷和发脾气，这种方式之所以很合你的心意，还因为你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强壮勇敢的男孩。 ”然而卡夫卡没有如同他强壮的父亲希望的那般，成长为骁勇健壮的男孩。卡夫卡谨小慎微、优柔寡断，沉浸于自己的孤独，他顺从，不被允许发言，当他长大成人，大约十六岁时，曾试图与父亲交流，而在那次交流中，他的父亲以不容置疑的姿态，傲慢而粗暴地终止了谈话，“但你说出这几句赤裸裸的话，把我一脚踢进这龌龊里，仿佛我就是这种人。”卡夫卡感到自己被羞辱，父子二人之间的观念上，依旧存留着根深蒂固的隔膜。在写作《致父亲》之前，卡夫卡在1912年写就的短篇小说《判决》中，讲述了被父亲判定自尽，于是果真去自尽的格奥尔格的故事。这其中儿子的本意是写信给自己的俄国友人，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然而当他来到父亲的房间，却受到了父亲暴虐的指责和质疑，最终从气势上不断被压倒，以致接受父亲的判定指令，跳河自杀。卡夫卡的作品充满了光怪陆离的想象，一方面由于他自身的性格与思索，另一方面则充满了现实生活中“父亲”这一强势形象的深刻烙印。

对于成长发展来说，卡夫卡的父亲“谩骂、威吓、讽刺、狞笑以及——说来也怪——诉苦。”的教育方式，显而易见是现代教育的反例，然而在我国曾经“父为子纲”的教育传统中，想必这种极端的打压政策屡见不鲜。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首先便强烈斥责了父对于子的“绝对的权力和威严”。鲁迅认为父与子之间并非一种报恩的关系，应该产生“隔绝了交换利害关系的爱”，呼吁父母的觉醒，以便产生“天性的爱”，而这“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做到扩张、醇化这种爱，有三个要点：一为理解，二是指导，三即解放。“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长者完成了这些任务，觉醒以后，便“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先生的观点犀利，谈吐优美，在纯粹的父子关系之外，更寄寓了社会革新如何发展的含义。

在父辈的重压下，孩子其实可怜而无奈。《包氏父子》中，小小年纪的包国维的面貌的确极其奴性，对他的富有同学郭纯，奴颜屈膝到了丑陋不堪的地步。他为了郭纯的快乐而快乐，不惜自己去扮丑以博得郭纯的欢心。当他因为郭纯只叫自己看了他写的情书而受宠若惊之时，不禁“轻轻地在郭纯腮巴子上拍拍”，这可不行了，郭纯把包国维没命地一推，他后脑勺撞在柜子上，很疼，却红着脸笑。“你敢再动！”郭纯五成开玩笑，五成正经起来。包国维“仿佛笑得喘不过气来似的声调”，有惊无险。随后他却迅速恢复，继续快活地讲个没完。这个“笑”，其实意味深长。这里的笑是什么呢？笑仅仅是因为有值得发笑的事情吗？如同黑色幽默的叙述那般，人们通过玩世不恭的笑，其实在拉开与现实的距离，维持那饱受摧残的、仅剩的尊严。包国维在思想上没有黑色幽默者的深度和冷峻，他的笑是纯粹的无意识。笑只是一种掩饰，一种变相的讨饶，一包僵局之下不得不平息紧张局势的调味料。包国维就在他无意识的对郭纯全方位的微笑中，做着一次次的乞讨。

包国维乞讨的是什么？他乞讨的是臆想中光彩华丽的青春。他羡慕郭纯的一切，郭纯就是他美妙的公子哥梦的现实版，他不仅仅是趋炎附势，他强烈地热爱着这虚幻的现实，他拼命无视那些他与公子哥们之间深深隔阂着的身份差距，以致他一次次为了郭纯细微的举动，强颜欢笑。以致他沉浸于对郭纯的讨好中，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被开除。但是，如此可怜可悲的包国维真的就因为他的势利、笨拙、没修养而罪大恶极吗？包国维的如此嘴脸，恰恰是他的父亲老包纵容的结果。老包的野心使得包国维看到了一种优渥的上流生活，包国维再不意愿仅仅过着在破旧宅院里玩耍、长大后和他父亲一样住在小黑屋的日子。他看到了华服美食的人生，他单纯地渴慕那靓丽的一切。身为孩子，他看似不肖的举动之后，又背负了多少可能自己也无法意识到的心灵痛楚啊！然而包国维的幻想是难解、甚而无解的，巨大的阶级差别始终横亘在这世界。幸与不幸，超越与否，我们只能等待命运的垂怜。

社会虽是日新月异了，父子关系却翻来覆去离不开那些简单却沉重的话题。作为青年人，我们如何承载来自父辈的寄托，作为父母又如何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子女到宽阔光明之处。对于“望子成龙”的思忖和矛盾，无论父母或子女，都难以对其中深奥幽微的内涵，做好轻松的平衡与把握。为此，这沉重的寄托成为两代人维系的纽带，时而忧愁，时而甜蜜。但记得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或许，我们最终仍旧可以与彼此和解，与自我和解，与世界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