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式“沉沦”——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第一次读《沉沦》大约在高一，那时只从文章内容和“我”的性苦闷看，觉得作者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者”身份意识，隐约觉得太过坦露与色情，矛盾又矫情，而不能找到共鸣。故事中的“我”处于蒙昧与清醒之间，所以从来都是低着头，荒妄的邪游，病态的袒露，却迟迟未能找到答案，只不过是相信着一个遥远的未来。等到这个未来也无法寄托了，无力正乾坤的“我”孤身投入大海，永远的“沉沦”了。直到后来我学了历史专业，细读作品，便慢慢理解为何李初梨说他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鲁迅说他“稳健和平”以及苏雪林对他的无情斥责与贬抑。他是那样的矛盾，想把一切融入到他的作品里面去，给后来的读者、解读他的人造成了同样矛盾的情感，我也一样。笔者不才，通过文本和他的成长经历，再结合时代背景，想分析一下他作品中一些显著的矛盾：灵与肉、非意识与意识的写作、向死与求生。单枪匹马的“零余者”？

《沉沦》里通篇可以感受到“我”无处不在的孤独，他逃离学校，山野读诗，一个人时“微微可以笑起来”，一发现背后有农夫，他人闯入了自己的小天地，马上改成忧郁的面色。“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对学校里的俗人俗物和机械知识不屑一顾。“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到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到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他觉得“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读到这里，我觉得主人公有点轻微的“被迫害妄想症”，这种孤独似乎总有一点装腔作势。他读诗时骨子里流露出的“风流自赏”之气，颇有前一代的“名士”气质，但无旷达，寒意里觉得“我”生来就带着阴冷与绝望。紧接着，“我”的忧郁症愈闹愈甚。“我要找日本人复仇”，主人公在心底呐喊，却无力真实的回击。“我”被其他学生忽略，被日本姑娘的眼波搅得心旌摇曳却无法开口。内心的苦闷与欲望呼之欲出又不能出，化作无止境的悲愤：“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主人公逼自己直面中国留学生被日本人精神与外在双重欺凌的现实，却没有为自己指明一条路，反而逃避现实，一颗青年的心就这样被极变态的“感伤主义”腐蚀了去，沉沦了，耗尽了。人际而犹有自己的字里行间，难在于往前铸足之时，还能回，而此时，“我”已经不给自己第二条路了。“我”牢记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却“在被窝里犯的罪恶，一次一次的加起来了，”全身血液循环停止却也动弹不得的听着男女交欢，所谓的理性和禁苑圈不住像脱了络头的狂奔乱窜的野马——性的渴望与生理的发泄。于是，“我”没有办法，用灰黯的枷锁把自己套住，听见破败者数算未褪尽的颜色与尚存肢体，在暗夜里喃喃自语，放任自己，继续沉沦。后来，“我”终究还是去吃酒了。听着隔壁“俗物”的欢笑，我冷眼轻视这些薄情之人，“从那绝顶的高峰，笑看你终归何处”，但内心深处，“我”又极其矛盾抓狂的羡慕“隔壁的俗物”因为他们有温软的肉体，而“我”仅仅想要一丝丝爱，急切地、燥热的，只想要异性的爱情。那一刻高涨的热情在侍女问“你是

哪里人”的时候消失殆尽，“我”感到自己是多余的肉瘤，憎恶、丑陋、自卑地存在着。人在山川天象的怒吼中，是爬行的、沉默的、连呐喊的意念都灭了。人在世间的破碎中，却常尖声呐喊；可见人对世间终究有一份预先的信任，也认为可以信任，所以遭难时的呐喊，乃在呼唤那份信任，控诉那份信任，希冀世间不要抛弃他。“我”生时一直在呐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直到投入那青苍苍天底下深不见底的黑海之中，永远地沉沦了。从时代背景和郁达夫的童年以及成长经历来看，《沉沦》就是自己对世人的坦白。二十世纪一开头，科举制处在岌岌可危的边缘。清政府陆续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新学堂和洋学堂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可是，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社会并没有如预期般春风化雨，反倒是出现了各种各样新的社会问题。严复在废科举的第二年说:“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其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新学制的教育成本就远高于科举体制下以民间为主的读书系统,可能远超出当时中国社会习惯的负荷。从私塾到学堂，贫寒之家的担子越来越重。而郁达夫就经历了这一浪潮。三岁丧父，七岁入私塾，1907年改入当时的新式学堂，贫穷和父爱的缺乏使得他的童年并不快乐，笼罩着浓浓的黑暗。在他的自传里，他这样描述他的童年：“儿时的回忆，誰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他向辛劳的寡母提出想要一双新皮鞋，没有钱的她带着我从下街走到上街，去每一家皮鞋店问能不能赊账，恳求每一位店主，他到最后哭着喊道：“娘，娘您别去了！我不要皮鞋穿了！”，从此以后，他“拼命的读书”。而达夫十三岁那一年，“熊成基的安徽起义，无知幼弱的溥仪的入嗣，帝室的荒淫，种族的歧异等等”，都在他心里掀起了所谓种族、革命、国家等等的概念。上学期我修了一门课叫“留日、留欧美的中国留学生历史”，看当时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历史》中描写废科举后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前往日本留学的浪潮，科举一废，与功名直接挂钩的考试日渐萧条，不少人转投海外留学，再回国谋取功名，郁达夫也是其中一名。这一批留日学生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日本受尽了欺凌和歧视，被叫做“猪尾巴”，被普通日本民众当街嘲笑、排挤，起绰号，所以他们深知自己祖国的落后和清政府的腐败。苏雪林等一批作家批评郁达夫“将一切苦难源头归功于祖国的落后是没有根据和不能令人信服的”，然而真正去日本留学过的学生才明白，其实郁达夫并不全是无病呻吟。还有，在中国古代，“士”这一阶层可以说地位相当高，然而辛亥革命之后，加上科举制度的废除，这一阶层丧失了他们应有的政治和法律特权，渐渐没落，出国留洋成为最好的出路，洋秀才、洋举人入雨后春笋。不曾想到的是，一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的投资，所谓的下层工商业资本家渐渐抬头，相比较士的地位更加没落，再加上连年的军阀战争，这一广大的阶层直接走进了一个迅速没落的过程之中。郁达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这也就是为何，《沉沦》一出，引发了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和争议，实际上他可以被不夸张的称为“时代的代辩者”，无论是有意识还是非意识，《沉沦》中的“我”大胆的揭示了一众知识分子复杂、荒诞、苦痛又挣扎的内心世界。通过以上分析，尽管郁达夫一再强调“我”是一个零余者，多余的人，他的文本也一再显示他的“小我”。但我觉得，他的内心并不够孤独。他以极大的张力

和真实的心理描写触及了当时青年人内心通有的性爱问题、教育问题、生活问题等等，都和年轻人的内心若符节拍，又怎能说他是单枪匹马的呢？灵与肉的冲突？

成仿吾先生在评价郁达夫的《沉沦》说：“所谓的‘灵与肉的冲突’其实并不存在”，可是郁达夫自己的序中却说道“灵与肉的冲突”，这是否矛盾？在我看来，实际上郁达夫是一个“心太大”的作家，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大概原本他是想写灵与肉的冲突的，可他终究是没有写出来。通篇“肉感”倒是十足，可是“灵”的诠释和馨香就差了些。他想做个造谜的人，猜中谜底又想把自己变成谜题的，可惜最后气力不足，袒露的太多，升华的太少。结尾的那几声呐喊写得太过仓促和勉强，在我看来，不管是和郭沫若还是鲁迅作品相比，都显得缺乏一些严谨性，有些“装腔作势”了。这又和我上面写的看似矛盾了，确实，他所呐喊的“祖国不富强，祖国害死了我”能够引起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共鸣，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把这一点很好的揉进了作品之中而使之浑然一体。反而有为了抒发而抒发之嫌。关于“灵”的问题，我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仍然觉得“灵是什么？灵与肉到底如何冲突？”这两点郁达夫并没有解释清楚。文学如同溪涧，允许不同姿势的流览与品位。好寻思的人，临流自伤，说人生也是不可眉批的东逝水。自诩清高的人，水清濯缨，水浊濯足，一向自在。至于率然天真的人，俯身溪岸，一咕噜一咕噜地畅饮，把自己喝成一条支流。然而，这样的“对号入座”有好也有坏，坏的是读者会事先带入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来看待《沉沦》这部作品，那么这种“灵与肉的冲突”中的“灵”是否是读者心目中的，而非《沉沦》中所传达的呢？如果要坦率而仔细的分析郁达夫式“沉沦”，就必须要区分开这一点。个人认为，灵与肉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样东西，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始终没有表达出牵绊我的“灵”到底是什么，相反，“我”反复在焦躁苦闷的东西，是我的“肉欲”不能得到满足，是极大的“爱的缺乏”不能得到补给。如果是冲突，应该是“肉”太过满足，使得我的“灵”感受到了痛苦，而相反，“我”只是觉得我的内心渴求是不道德的、变态的，但“我”事实上从未满足过自己的肉欲呀，又何来冲突呢。而且，通篇来看，郁达夫笔墨着重放在了“肉欲不能得到满足的痛苦”这上面，有种“伪恶”之嫌，向善的焦躁便显得十分不明显。“我”将未能谋得内心所需要的“金钱、美女、功名”，在性生活方面不能畅所欲为等方面，都归结于“祖国的不强大”，这未免显得有些武断。对于广大半殖民地下中国人民的生活，他触碰的阶级面还太窄。所以整篇文章的境界也显得过于局限，总有一种他触到了社会的底层问题，但也只是触碰到了，缺乏透视，缺乏鞭挞，缺乏推覆，而就是在他捅破的黑洞里无限的沉沦下去了。文学真的是作家非意识的自叙？

鲁迅和创造社成员关系一向不太好，认为他们“嘴脸都是创造出来的”，但对于郁达夫评价很高，说他身上没有“创造气”，非常“稳健平和”。郭沫若说他：“达夫在自我暴露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骚”。这几句话是我特别同意的。郁达夫是典型的“我手写我心”的作家，说他的作品都是一定程度的“自叙”，恐怕没有人会有任何异议。无论是《银灰色的死》的“他”、《春风沉醉的晚上》的“我”、《迷羊》的“王介成”还是

《沉沦》的我等等，主人公的专情放任、忧郁苦闷渴望性的内心、“弱者”潜意识，都多多少少是郁达夫本人的真实写照。达夫自己说过：“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自己也始终如一的在他的作品里贯穿他这一思想，但这样的始终如一就难免会显得单调了些。美国作家莫台耳曾在《文学上的色情》里说过，所谓不道德的文学有三种，其中第二种是非意识的不端方文学，作家伍家宥说《沉沦》便是这一种非意识的文学。他认为：“《沉沦》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一点，我是颇不同意的，我始终认为郁达夫是一个有些“神经质”的文人，其实神经纤细敏感的很，怎么可能是一种非意识写作呢，相反，他太过在乎别人的看法。至于死亡与颓废，他本人并没有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的“病入膏肓”，相反，他的内心是十分热情的。有多少生的贪爱，便有多少死之恐惧。那些表面一个个嫌恶人生向死的人，其实是酷爱人生不愿死。虽然郁达夫自己觉得自己“模拟的颓唐”是在以死逼人，但作为读者，我们反而感到求生不得的可怜。而并非是想跟他一起的“沉沦”，所以这种“模拟的伪恶”总还是不够如入万丈深渊。从他的生活来看，他从不是“非意识”的在写作。创造社初期，郁达夫是首当其冲站在风口浪尖的人，此刻他的表现没有如“袒露自己”时一般豁达，而是酩酊大醉，怒吼“你们这些资本家，总有一天我要消灭你们！”。在陈翔鹤的回忆里“达夫并不与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谈到性时，他很端正，即使遇到一些俗的事情，你也会觉得他俗得那样雅。”还有后来他与王映霞的风流韵事都可以看出，这个古怪的文人并不如他笔下主人公那样颓废的病入膏肓，“伪恶”之嫌实在十分明显。从作品来看，我自己觉得郁达夫写的小说都有些马虎和潦草，但有时候又很喜欢这种马虎的可爱。因为读他的文章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也许逻辑架构没有那么严谨清晰，但是自然而然地那样结束，让人觉得舒服。然而，从很多作品来看，“有意识的瑕疵”还是很多的。《沉沦》的结尾已经很多人批判了，而我自己读的时候也觉得有为抒情而抒情，为呐喊而呐喊之别扭。《迷羊》里更有这种感觉，作者想写一篇较长的小说，但总感觉这一篇是被刻意拉长了。因为琐碎的细节被无限放大，而很多于文章主题是无裨益的，还是有“有意识”写作之嫌。《春风沉醉的晚上》这篇如果在百度百科里搜索，很有意思，说是“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再者”，的确如此，他提到了那个饱受生活折磨的女工。但我总觉得他和这些下层人民是有“隔膜”的，“我”太过客观的看着他们，没有真正的去接触他们，融入他们，还是有“有意识的个人主义”在里面。不过，哪里有作家是可以真正放浪形骸、“非意识”写作呢？我想郁达夫写作的出发点一定也有希望得到读者肯定，引发共鸣的目标，不然，他又何必在乎时人的眼光呢。从他的作品里我看到了很多人的影子，中国版《少年维特之烦恼》，悲观的卡夫卡（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萨特的《厌恶》、卢梭那样的个人主义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残酷”等等，这些人恐怕都或多或少的影响了郁达夫吧。他的“零余者”、“不行的青年”、“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多多少少都有这些人的影子。可以说，达夫骨子里是一个真切的人道主义者，这一点毋庸质疑，既然如此，他又怎可能是非意识的写作呢？他骨子里还是想实现他“人性解放”的目标的，他灵魂深处也还是向上的，如此看来，这样一种“伪恶”难道不是在当时精神世界让位给现实水火的情况里最振聋发聩的呐喊吗？

研究郁达夫的有太多太多学者，而他也好似“无字天书一般”，又矛盾，又神秘，读完沉沦，除了觉得压抑、变态、沉默，如果不结合时代背景和达夫的思想内涵，只会觉得如在梦之梦中、幻之幻中，来处不知、去处不知、身在何处不知，你完全不能认同和理解他的自戕般的“异数”忧郁。我自己在写这篇文章的整个过程中，也不是一气呵成的，相反，磕磕绊绊，如同读书笔记一般，看一些，记一些，思考一些。无论怎样的矛盾，我觉得可以肯定的是，达夫拥有那个时代稀缺的“被天地间最珍贵的赤子之心”，他有他的可爱和迷人，值得我们后人多去品读，回味，通过他的笔墨窥探那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