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呐鸥——浮华场下的摄景者

——浅析《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

新感觉派作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支现代小说流派，在译介西方现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融合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独特的地域风景色，以新异的叙事技巧，细腻的感觉描写，呈现出现代大都市——上海，在资本主义经济下褪不尽的奢靡与浮华，也刻画出彼时上海的百生群像。

1928年9月，刘呐鸥主编的半月刊《无轨列车》的发行，为现代小说流派在中国的发声吹响了号角。作为在日本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进步青年，刘呐鸥在初尝小说之时，就弃旧立新，在小说的创作手法、技巧与题材立意方面突破传统，追求一种新的感受，力图把主观的感觉印象投进客体里去。刘呐鸥笔下的上海是舞厅、电影院、滨海浴场、跑马场…….，在《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跑马场是男女消费赌博的中心，在其中，刘呐鸥以其独特的感觉外化为具体的事物，将转瞬即逝的感觉透过文字传递给读者。“紧张变为失望的纸片，被人撕碎满散在水门汀上。一边欢喜便变了多情的微风，把紧密地依贴着爱人身边的女儿的绿裙翻开了”。“紧张”与“欢喜”的交织，跑马场中赢家与败者的情绪在弥漫，透过字句怦动着读者的心，曾经那浮华的上海世界呼之欲出。“失望的纸片”、“多情的微风”，刘呐鸥就是这般将细腻如丝的感觉以物化的方式存留在文字中，让人在一遍遍阅读中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尘埃，嘴沫，暗泪和马粪的臭气发散在郁悴的天空里，而跟人们的决意，紧张，失望，落胆，意外，欢喜造成一个饱和状态的氛围气”，赌马场揪动人心的气氛搅动着滞留的空气， “一会提起杯子去把塞住了的感情灌下去……”感情如同闷酒，一口口在唇齿中喝下去，刘呐鸥在词句间将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客体化、对象化，在暴露资产阶级男女荒淫沉醉生活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新奇的阅读体验。

此外，刘呐鸥在电影领域也展现出其独特的才能，不仅创办《现代电影》，写有《影片艺术论》、《电影节奏简论》等文章，还与黄嘉漠发动中国电影史上著名的“软硬之争”。刘呐鸥在电影领域的卓越才能引入小说新形式的创作中，使得新感觉派小说呈现出电影般的独特艺术魅力。好友施蛰存在对刘呐鸥的回忆中说：“平常看电影的时候，每一个影片他必须看两次，第一次是注意着全片的故事及演员的表情，第二次却注意于每一个镜头的摄影艺术，这时候他是完全不留心银屏上的故事的进行的”。刘呐鸥非常关注电影艺术的特性、技巧和理论问题，在场景的跳跃与长短镜头的使用方面，也流进了作家的文学作品中。《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首起两段的场景描写视野开阔，“晴朗的午后，游倦了的白云，旷天青草原的滚成蚊巢的人们…….。”长距离拉长的视角，拥挤着的嘈杂的环境，激动人心的跑马场，一场充斥着金钱与暧昧的气息铺面而来。转而，“这时极度的紧张已经旋风一般地捉住了站在台阶上人堆里的H全身了”，一句话间，长镜头迅速定位，在广域中摄取一点，进而捕捉这一点的活动。二三段长短镜头的迅速切换，强烈的画面使人深感其境。而H先生则以点代面，透过H先生，铺展开在受资本主义浪潮冲击下的青年人的生活片段，使之具有象征意义。跳跃性的场景在刘呐鸥的作品里也随处可见。从跑马场到茶店，从茶店到热闹的马路，转而走进熙攘的舞厅，幕景般的呈现技巧是电影的特色，刘呐鸥将其引进小说创作中则使得文章纯粹不冗长，也使画面立体感即现。

施蛰存说：“刘呐鸥是三分之一台湾，三分之一日本，三分之一上海洋场文化的混合”。的确，刘呐鸥成长于这三种文化中，也深深的打上了三种文化的烙印。刘呐鸥是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出身于台湾台南县一个叫柳营的村落里。三岁时，他的父亲在新营盖了一座豪华的具有西洋风格的宅院，于是举家搬到新营居住。十三岁时，刘呐鸥进入台南县一所由英国人创立的教会学校读书，不过中途退学，转到日本东京的青山学院中等部学习，此时的他十五岁。在日的学习使得刘呐鸥接触了大量先进前卫的思想，对于婚姻爱情也有着自身的标准。然而，在刘呐鸥十七岁时，却由母亲做主娶了表亲黄素贞。在与妻子的接触中，刘呐鸥表现了对女性的嫌恶。在他的日记中，他曾写道：“女人，无论那种的，都可以说是性欲的权化。她们的生活或者存在，完全是为性欲的满足……她们的思想、行为、举止的重心是“性”。所以她们除“性”以外完全没有智识。”刘呐鸥厌恶除母亲以外的一切女人，认为女子完全以“性”为存在依据。这种典型的“泛性欲论”影响着刘呐鸥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在《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刘呐鸥塑造了一位充斥着“Cyclamen香味”的“Sportive的近代型女性”，这位女性有着“樱桃儿”的嘴唇，“碧湖里射过来”的微笑，但这美丽的女性可以随便与毫不熟识的男子喝茶、散步、跳舞甚至亲吻。这样一位“荡妇”般的女子在传统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但正是这样大胆的女主人公塑造，使得新感觉派在题材立意上更具特色。

“新感觉派”在现代主义创作上所做的探索无疑是具有开拓性的。它承继着张资平、叶灵凤等人作为第一代海派作家对上海浮华场的别样体会，也开启了后期以张爱玲、苏青等女性作家为代表的对上海历史文化积淀的细腻感受。《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电影创作技巧的大胆引用，感觉的新异传达及对“荡妇”般女性的大胆塑造，在艺术与形象层面给人以新鲜的联觉震撼力。鲁迅曾在1926年谈到俄国诗人勃洛克时，感慨到：“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在传统乡土小说以主流的姿态占据文化市场主体的时候，这样一篇真正展现现代大都市场景的小说给我们呈现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群像与世态人情。因而，1930年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出版后，或许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了自己的“都会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