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抑”的现代性——《断鸿零雁记》读札

摘要：《断鸿零雁记》因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描写了主人公伤感飘零的主观性体验而被人认为具有现代性特质。但小说中的现代性体现得并不充分，它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具体表现在小说的文化倾向和叙事技巧上现代性的被“压抑”，这与苏曼殊矛盾的文化心理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苏曼殊；个人性；压抑；现代性

《断鸿零雁记》①是苏曼殊于1911年创作的首部小说，最初发表在《汉文新报》副刊上。小说以俗僧河合三郎自叙其身世的不幸和恋爱的悲剧来结构全篇，字里行间充满了孤寂寥落的意味。小说中的三郎是一个飘零者，他生于日本，幼年失怙，后因不堪养母的虐待及婚约被毁而无奈遁入空门，皈依佛陀。有两个女子对他情深意重，一是雪梅，一是静子。雪梅出资助三郎东渡日本寻母，并为其不肯再嫁，绝粒而夭；静子对三郎悉心照顾，痴情一片，但最终因为妾有情郎无意而无果。三郎最后只身飘零天涯，继续他的“行云流水一孤僧”的流离。这是小说主人公三郎伤感的人生经历，但也未尝不可以看作苏曼殊的人生自况。现实中苏曼殊的处境与三郎十分相像，也因家庭和恋爱的不幸出家为僧。现实社会中这种不幸的个人体验被苏曼殊融进文本当中，并借三郎之口表达出来，因而使小说具有一种内倾性和个人性的美学特质，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意味。

在西方文学史上，对个体内心的关注及“人本真”的呈现是评价一部小说具有现代性②的重要依据。这种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及文学评论。很多论者都曾指出《断鸿零雁记》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描写的主人公伤感飘零的主观性体验具有一种现代性特质，开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空间等等。然而笔者却以为《断鸿零雁记》体现的现代性并不充分，换言之，这种现代性在小说文本中并未得到完全地释放，它通过一种被“压抑”③的方式呈现出来。现代性的被“压抑”与苏曼殊矛盾的文化心理有很大关系。

《断鸿零雁记》的主人公三郎是一个俗僧，却十分渴望尘世间的恋情，雪梅与静子都对三郎爱慕有加，而他却在二者之间徘徊不定，犹疑不决。雪梅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表，静柔简淡，知书达礼，三郎曾称赞她为“古德幽光，奇女子也”[1]p68，由此，我们不妨把雪梅看做中国古典文化的一种象征。静子是日本人，虽娴静温柔，颇通一些中国的诗文理学，却是一个勇敢的求爱者，她热烈地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大胆地向三郎表达自己的爱意。她是西洋现代文化的一种代表。那么，三郎呢？他的身份比较复杂，三郎的生理血统属于日本（其父母均为日本人），但他的文化血统却根植于中国，他出生后不久就被母亲带到中国，在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下长大成人。因此，三郎对雪梅、静子的暧昧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做他对中国古典与西方现代的暧昧态度的表现。在深层心理上，三郎是亲静子而远雪梅的。小说花了很大的篇幅去细细描摹三郎与静子之间的感情，而在叙述三郎与雪梅的感情时，则寥寥数笔带过。但在实际行动上，三郎却选择离开静子，回归故土，走向古典。这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或者说是在情感被压抑的状态下做出的无奈之举。以静子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是三郎想追求又不敢追求的，他只能把这种爱慕潜藏在心底，在行为上选择回归传统。然而归国后，三郎却发现雪梅已经死去（中国传统文化的消亡？），他连她的墓也寻不到，于是只能徒叹“踏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处葬卿卿了”。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徘徊的三郎，既不能回归古典，亦难能走向现代，孑然一身的飘零是其不可避免的宿命。

《断鸿零雁记》中被“压抑”的现代性除了在主人公的文化倾向上有所彰显外，在小说的叙事技巧上也有一定的表现。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指出:“中国古代小说缺的是由“我”讲述“我”自己的故事，而这正是第一人称叙事的关键及魅力所在。”[2]《断鸿零雁记》采取的是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事视角，这种视角的好处是其叙述给读者一种“事事从身历处写来,语语从心坎中抉出”的真实之感。以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并不始自苏曼殊，晚清小说如《冷眼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来结构全篇。但《断鸿零雁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并注重主体情感的呈现和个人内心的挖掘。就这个层面而言，《断鸿零雁记》无疑是具有现代性的了。

但是细读文本之后，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整部小说的叙述自始至终都带有强烈的叙事干预的倾向。作者在叙述过程中曾有十多次召唤出读者，与其对话，比如“嗟夫，读者，余观书讫，惨然魂摇，心房碎矣！”“读者尚忆之乎?村即吾乳媪前此所居,吾尝于是村为园丁者也。”[1]叙述者在叙述“我”的故事时，时刻不忘读者的存在，强烈的读者意识使得叙述者不能完全袒露自己的心扉，剖白自身的情感。叙述者难以摆脱的是传统说书人的身份，他频频召唤出叙述接收者，目的是维持行将瓦解的传统叙事格局。王德威曾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提到晚清小说现代性被压抑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它代表一个文学传统内深深不息的创造力”。[3]《断鸿零雁记》的叙事模式在以第一人称叙述个人性的飘零体验上较之前有了很大的突破，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这部小说毕竟创作于新旧文化交替的转折时期，旧文学的权威还没有完全消退，而现代性（确切的说是小说技巧上的现代性）只能通过被“压抑”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么具体到原因分析上，小说中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形成不能不和苏曼殊矛盾的文化心理联系起来。苏曼殊是一位俗僧，但他生性浪漫，落拓不羁。郁达夫曾评价：“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4]苏曼殊的浪漫派作风既受到拜伦浪漫气质的影响，也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生态发生松动不无关系。有论者从国粹主义和遗民情结，佛学境界和悲剧精神等方面分析了苏曼殊浪漫主义的内核和独特范式，并指出“苏曼殊的浪漫主义具有某种抵抗现代性的倾向”。[5]其实，对于拥有不同的文化血统和生理血统的苏曼殊而言，他面临的是与三郎一样的矛盾——到底是应该回归古典还是追求现代？一方面，现代性之于苏曼殊是一种不能逃避的东西，他一生四处流离，接触过很多的西方文化，并且还大量翻译拜伦的诗歌，这些对于他文学思想中现代性的形成都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是苏曼殊极力想压抑的东西，他毕竟长期浸淫在古典文学的传统里，对本民族的文化有着很深的国粹情结，欧洲浪漫主义与民族国粹主义的两相结合，决定了苏曼殊的文化取向偏保守，具有新人文主义的明显特征。

《断鸿零雁记》是苏曼殊创作的一部具有自传性和主观抒情性的现代小说，具备了新旧文化交替时代的转型期特征。尽管它的现代性不那么明显（因其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但依然是一部经典之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

注释：

①关于《断鸿零雁记》的最初发表时间曾有过争议。最早研究苏曼殊的柳亚子父子认为《断鸿零雁记》是在1912年5月12日至8月7日上海出版的《太平洋报》上发表的。而毛策通过考证大量第一手文史资料推翻了他们的论断，认为《断鸿零雁记》最初是发表在辛亥革命之前（1910年底至1911年冬前）的印尼泗水《汉文新报》副刊上。具体参见毛策.苏曼殊《断鸿零雁记》最初发表时地考[J].中国文学研究,1987(3)：66-132.

②现代性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李欧梵在《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一文中认为现代性是后来的学者和批评家对于一些历史和文化现象在理论的层次上所做的一种概括性的描述。并且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必须要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加以理解。参见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③“压抑”即抑制，是说两者相比较，一方受到另一方的抑制。本文所谓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是指现代性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受到抑制而不能充分呈现。

参考文献：

[1]苏曼殊.苏曼殊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2]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3.

[3][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A].柳亚子.曼殊全集:5[M].上海:北新书局,1929:115.

[5]敖光旭.苏曼殊文化取向析论[J].历史研究，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