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浅之间不算遥远

——读《百合花》

第一次看茹志鹃的《百合花》是在高中，记忆中读到最后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想哭的冲动，只是当时在教室，不太好意思无端落泪。以至于多年后重读，看到最后一句“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会有一些跨越时间的泪水落了下来。

故事解读时代，而我在解读故事。即便时间可以当作解读的凭证，真正尝试探索时我仍然十分忐忑。当从一个细小的切口切入后，太多有意思的因素展现在眼前。不过一天的交际，战争外的细软温情，生死之间的执拗与遗憾，最别致的情景好像也不过如此。我一直觉得关于战争的那些年，因为有着非常艰辛压抑的一面，一旦想要认真说起，情绪如果太过平和都会有点不好意思，只是这一次，当我再次走进，踮着脚尖放轻呼吸小心翼翼地走进，没有直面残暴血腥的战场和沉重哀伤的墓地，也没有远望谁的营苟之心和谁的英雄主义，才发现原来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存放着朴素又深沉的温情。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我”在前往前线包扎所时结识了一个通讯员。他腼腆害羞，青涩诚恳，是一个刚满十九岁的少年。因为工作需要，“我”和通讯员分头向群众借被子，结果刚一开始通讯员就在当地一个新媳妇那里碰了钉子。通讯员与新媳妇，其实都是真挚善良却不善言辞的人，但又都年轻、害羞，面对彼此总有三分别扭。新媳妇因为不好意思多言所以婉拒，通讯员因为没有多问所以误解私心，于是就有了借不到被子的尴尬。直到“我”这个女同志出面，解释清楚被子需要用在前线伤员身上，新媳妇便主动抱出了被子——“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这原来是刚过门三天的她唯一的嫁妆。

我偏爱这个故事，从人物开始就带有一种私心似的偏爱，新媳妇、通讯员都是年轻的，年轻到对于世事生活还很生疏。可也正因如此，这种不约而同的不善于，让他们能在开头不算愉快的萍水相逢里，没有心生嫌隙，反而产生出一点不曾言明的相知。这让我偶尔会想，故事如果不是发生在十九岁少年和刚过门的新媳妇，而是游刃有余精明能干的中年人之间，恐怕就不会这样简单和纯净。毕竟在没有主人公被打磨的人身上，比较容易刻下生活给予的痕迹。没有带着时间味道的人，容易言浅情深，会比较动人。

可惜我现在已经知道结局了。知道结局后再来回头看，好像又多体会出了一些残忍。一开始，作者一直在用一种轻快活泼甚至还有几分俏皮的语言，不疾不徐地陈述着。高明的是，这种叙述真实而不刻意，没有用文字拨弄读者的感情，只是娓娓陈述人性温润。可惜我是最笨的一类读者，明明记得这是在特定年代下发生的故事，却被这种细腻麻痹，几乎有点忘记战争是最不该被忽略的故事底色。

我忘记了那个中秋夜，天上的月亮很明，地上的战事却愈发激烈。把伤员抬进来的担架员们不肯走，一边骂反动派一边抹着眼睛说多亏了这个小同志扑在手榴弹上，保住了一行十余人的生命。没错，担架上的小同志就是通讯员。如果是几年前的中秋，如果还在家乡,这个十几岁的拖毛竹少年这会儿应该正咬着月饼。口中哼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但是战争夺去了人们的安全的底线，就这么短短的时间，他已经没有了心跳。卫生员把他抬进棺材里，打算揭下盖在身上的百合花被子。这条白天里让通讯员吃了苦头的被子，此刻被新媳妇劈手夺了下来重新盖上。她冲抽走被子的人气势汹汹地说“是我的——”。话只说了半句，眼睛就已经晶莹发亮。

作者曾说这个故事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很多人也提起故事中的爱情元素。通讯员与新媳妇的感情，是爱情，却不是平日里刻画的爱情。爱情定义模糊有宽有狭，爱情体态丰富孕育了众多可能。而我只是单纯觉得，缠绵悱恻，耳鬓厮磨，还有直白的我爱你，最多只是爱情的外壳，可以坚硬可以脆弱，但那只是爱情的壳。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生理与社会赋予的标签是支撑爱情的骨架，可以行走可以驻留，但那只是爱情的骨架。而人在生死之间，已经无法打造外壳，也不需要用标签来定位自己，外力震碎了爱情的外壳和骨架，只保留下来一瞬间可以超越道德的魂魄。爱到极致，是刨除功利的天真，遗忘私欲的坦诚。越过动物性的交往，才有了奋不顾身的付出，有了赴汤蹈火的决绝，有了岁月无法消解的铭记。

张爱玲曾说“自私者，原是有所依靠，故可以矫情地作些姿态，可是这都城一倾，个人主义者无处容身… 应可以卸下身上这一点自私，这厚重的桎梏，在荒凉里给自己一点温润。”在太平盛世中，爱情是有所依靠下向无私里取得的一点欢愉。而在灾难中，无私成了最后稻草，爱情也可以因此不用狭隘。

文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配角，那就是挂在通讯员肩上的布片。借被子时通讯员的衣服不小心被挂掉一个布片，却执拗地错过了新媳妇想要缝上的好意。“我”后来也忘记帮他缝上，就这样让他挂着一飘一飘的布去了团部。一点点不经意的执拗和疏忽，这块意外出现的布就这样成了细小又沉重的遗憾。直到最后一刻，少年在担架上紧闭双眼身体冰冷，这份遗憾被用力弥补。新媳妇在这里固执了两次，一次是不顾劝阻，执意专注地缝补肩上的布片。另一次就是把百合花被子盖上了拖毛竹少年的脸。

茹志娟说“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每一次的天灾人祸里，都有书不进的深刻感情。唏嘘的只是，在平静安稳的岁月里，人会扭捏执拗，才会遗憾。动荡和灾难逼退了这些东西，脱去了厚重的束缚，人们可以不计前嫌可以忘记自我。而我不知道环境的和平和人的私心该不该算作不可兼得的事情，如果不是，生死之间的动容能不能因此少一点遗憾，哪怕只是一点。

好像说了太多感情的事，好像这些朴素澄澈的事物和战争固有的面貌不符。《百合花》刚发表的时候曾经掀起了一阵风浪，一些“左”派指责这篇小说“缺乏阳刚之气”、“风格过于纤细”。他们片面地认为，凡是革命题材，只能允许用豪放的笔法与所谓阳刚的风格，口号式的政治概念写，否则就是“反党”，作家就得入“另册”，划为“右派”。坦白说，在没有看到《百合花》之前，提起战争和革命，我想到的基本都是关乎政治、军事、民族屈辱和国家利益的话题。我接收到的大部分信息也是这些，以至于我一度以为这就是战争和革命的全部。当然，必须要承认寓意深远宏大的话题是最需要关心是最重要的事，但也必须承认，其实还有无数种微弱如《百合花》里的情感，是风中摇曳的烛火，坚持着不曾熄灭却很容易就被忽略过去。所以我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一定还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短暂交际里的深刻，一定还有很多无法被记录下来的流动的情感，《百合花》像是它们的缩影，也是一个笼统的纪念。

现在我闭上眼睛，眼前会浮现出拖毛竹少年的背影，挂在肩上的布片，崭新的百合花被子。如果把眼睛闭得久一点，甚至能看到中秋节的月饼，两个干硬的馒头。这些在文中强调的布景，合上书之后愈发清晰。而我却看不清他们的脸，看不清通讯员的，新媳妇的，以及“我”的脸，只是清楚地知晓谁的脸是棕红色，谁的脸带着腼腆笑意，谁的脸失神无措。还有谁的脸变成了永远的土黄色，一种属于大地的颜色。

也许我就这样一直闭着眼，可以离这个不算遥远的故事，更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