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的双音合奏
——《千山外，水长流》的文化构想
（来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1 作者：张国玲）
摘要:当代旅美作家聂华苓的长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通过描述母辈的爱情遭际和女儿寻父系之根的流亡、漂泊历程，表达了两种文化相互寻找中的遇合与共生，在失根的绝望中滋生出归根的希望，勾画了中西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想象图景，对异质文化作出了自己独特诠释，在全球化语境下显露出开放的、辩证的文化构想。
关键词：流亡；文化构想；全球化语境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6)1-0042-03
流亡，是一种与个体或群体现存处境相隔离的生活形式、话语形式和精神状态。首先是与生存地域相隔离；其次是与精神地域相隔离l1J。当代旅美作家聂华苓的小说始终流贯着“流亡”主题。她的作品大多描述乱世背景下，个体的生存困境、心灵漂泊与对精神原乡的追寻。但细读其作品可发现其小说中的寻根意识由一种失根的绝望与迷惘到归根的希望与欢乐的流变过程所构筑。其中写于80年代的长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即是一部由失根、寻根到归根与认同的欢乐演绎，一次文化冲突到文化融合的理想构建。
在小说中，女主人公莲儿是中美混血儿。她的远离母系之根、寻求父系之根的历程，寓言性地表达了作者反思本民族文化及全球华人的认同渴望，探寻中西文化多元共生的可能。作品中设想了“布朗山庄”这一理想家园。布朗山庄保留了美国前工业社会的优秀传统，它只存在于美国人怀古的记忆中。这里宁静、和谐，没有堕落与腐朽，远离美国大都市背景下的现代生存方式，没有因资本主义竞争而产生人与人间的冷漠。柔美而富色彩的娥普西河风光正契合莲儿和妈妈两代人长江记忆的想象替代，远离尘嚣的布朗山庄理所当然成为象征中西文化、中西“家”的概念的理想符码，是同时符合中西方人精神所依的理想家园。中国式的田园风光，可供漂泊的中国心灵停泊，演奏自己的牧歌之畅想；又可供在大城市拼杀得伤痕累累的现代美国人驻足休憩，找回遗落已久的原始诗性神话。作者强烈的对话愿望，使布朗山庄只能因莲儿的降临才充满生机。莲儿的寻根之旅随即成为中国文化征服西方文化之行，小说也因之摈弃了失根的焦灼与惶恐而充满着与异质文化相契合的愉悦与想象性满足。在寻找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强烈的民族意识与中国情结，使小说充满被放逐人由顽强表达自己到强烈自我认同，努力开辟具有无限包容性的大同世界的冲动与向往。这一点，通过分析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可得到充分印证。
小说第一部分中，妈妈凤莲和女儿莲儿的文化与存在意义是缺失的。老祖母玛丽拒绝承认儿子彼尔和凤莲的婚姻，“没有任何正式的形式，那叫什么婚姻，彼尔只是开个玩笑罢了！”玛丽所谓的婚姻形式是指美国文化意义上的形式。她实质是在拒绝认同中国文化:拒绝承认莲儿布朗家人的身份，并就此拒绝其文化意义与价值。莲儿试图不承担故乡现实，力图抹去自身历史记忆伤痕的行为，则是作者民族文化反思意识的一种隐喻，但莲儿却无法解除与中国的某种心灵的契约。“我是中国人”是她身份得不到认同时对自己根之所属、魂之所系之地的坚守与珍存。作者的重构渴望在小说第二部分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作品中人物形象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才凸现出来。
小说第二部分由妈妈的一束信札和莲儿的眉批构成，无疑是最新颖别致的一部分，但巧妙的技术处理背后是一个作者精心构筑的“浪子”的心灵停泊地，一个无文化、民族隔膜的理想文本。妈妈柳凤莲拥有三份刻骨铭心的爱情，三位恋人分别是:常常表情严肃、忧国忧民的金炎，一个致死不渝的爱党爱国者；地下党身份的孙启亮，凤莲青梅竹马的朋友，他说现在没资格谈恋爱，却用生命保护了凤莲，默默走上爱的祭坛；另一个是彼尔，一个热爱中国的美国记者。三种身份的男子对凤莲的爱情让人怦然心动而又感慨万千，战乱中清纯、聪明且诗意的“小桃红’(凤莲)的心灵世界，即成为疲于战乱的男子的温柔之乡。三个优秀男子与一个优秀女子奏起爱的交响乐，掩盖了战争的喧嚣。战争与爱情叙事模式下潜伏着作者另一个更深的愿望，那就是，揭示战争的荒谬性、营造一个人与人、文化与文化和谐共存的大同世界。
文本中多次提到战争中的非战争场面:“反美吧！却在美国人家里开舞会！反饥饿吧，却是用情歌调子唱的！团结吧，跳布尔乔亚的交际舞！人也失去现实感了”[2]，“一男一女美国佬，一个中国歌女，一个穷学生……荒谬的一桌人！”
通过揭示现实的“无价值”，寻求所谓“荒谬”的有价值，表达了一种价值选择和情感态度，表明了在残酷混乱的秩序中人们向往自由与和平的心理和愿望。这种愿望实现于作者对自己文化选择的认同之中，实践于作者基于“中国意识’的诗性想象之中。凤莲和彼尔，一个中国女子和一个美国男子在战争中对爱情的彼此选择，在作者诗性想象的整合下获得了高度统一。在爱上凤莲之前，彼尔的文化意义和存在意义是空洞的，作者通过凤莲赋予他实际意义。他质朴、率真、乐于助人，他为中国历史的真理甘冒生命危险。他这一派柔肠侠骨、儒雅风度才是他在凤莲爱情中的真实价值所在，也是他在学生运动中被学生当作朋友认同的根本所在。在这一形象刻画中，作者显然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仕”的气质。他说:“我一~彼尔•布朗爱你的优点，也爱你的毛病；爱你的眼睛，也爱你的脚丫子；爱你的宁静，也爱你的疯狂；爱你的忧郁，也爱你的明朗；还有一点，很重要！我爱你的脑子，也爱你的身子；你的脑子非常聪明，你的身子非常性感。”很显然，彼尔爱的是生理与精神双重遗传下的东方女子。她的聪明实则是浅隐的中国文化在个体身上的显现。二人的爱情隐喻性地表达了作者的文化态度:两种文化相遇时，只有在相互参照与认可中，自身才有实际意义与价值。
莲儿初到白云山庄的种种迷惘与异质感，在她对母亲来信的阅读和眉批过程中逐渐消隐，取而代之的是她作为“中国人”的庄严感。与母亲的对话，即是和祖国历史的对话。不承担历史的轻松，使她摆脱了我之为我的恐惧，在内心聚集了浓浓乡情。她处处为中国辩护，尽管“文革”的阴霾仍盘踞在心头挥之不去，但在体味被放逐和自我放逐的怅惘中，酝酿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与醉心。此刻的莲儿流露出强烈的望乡情思，滋生出归根的愿望:“现在我才逐渐了解爸爸妈妈的历史，也了解了你那个时代的历史。国家的历史是棵盘根错节的大树，个人历史是树上的枝干。我不是浮萍；我是枝干上的一片叶子一落下又会长出的叶子。”她在父亲家乡找不到归属，却发现中国才是自己的依归。在白云山庄与父系家人格格不入，加重了她在异乡的孤独感，同时也凸现了她对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传与眷恋。她渐渐走出“浪子’淡淡的哀愁，以主体性的姿态迎接与父系之乡的异质文化相遇时的相互碰撞与召唤。
信中，母女的交流还有对女性青春困惑的探讨。那些“文革”中被驱除的词汇，在母女的交流中得到了高贵命名，爱美、“亲密”的梦、有爱的情欲，都被视作人性得到合法化的确定。因生理上受害而带来的心理伤痛渐渐愈合，莲儿逐渐摆脱对政治变动的惶恐，走向成熟与健康。真正的莲儿与此正式诞生一诞生于凤莲与彼尔的崇高结合中，诞生于她了解父母历史之后，她获得了尊贵庄严的民族身份认同，她的寻父系之根的流亡之旅也渐次递增为一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命定的对话。对话中作者的文化想象再次浮现，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想象图景渐露端倪。
“和而不同”不是多方消除差异“合而为一”，而是“此宫彼商，彼角此羽，相协而不相同”，即带着自身差异参与进来，达成一种相互协调境界[6]。这曲和而不同的双音合奏在与莲儿爱情遭际的同构过程中奏出强音。
莲儿在美国的爱情遭际，极像其母爱情模式在美国的移置。彼利，莲儿的表弟，酷似莲儿的爸爸彼尔，连说话的口吻都像；莲儿像妈妈，中国女性脑子里多出几根弦，常常叫他迷惑。彼利对莲儿从好奇到痴恋再到决心去中国工作，莲儿的不诱惑对他就是诱惑。很显然作者把中华文化作为情感符号赋予了令人感动的魅惑力；莲儿对他的接受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以至于‘和彼利在一起，她感到生命的动力”[7]。喻示两个有文化冲突的个体否定了部分的自我，而蜕变为带有新质的另一个。这另一个便是两种有差异的文化的统一体，冲突泯灭，和谐生成。莲儿身边的林大夫，一个没有双重国家的“浪子”，莲儿天生的母性使他找到了“家”的感觉。他在生活方式上属于美国，但事业的成功无法抚平文化失落的焦灼。“莲儿对于他有多重吸引力:正如他告诉莲儿的，她是可以给人幸福的那种女子，那也还是他自我放逐多年所需要的”[8]。莲儿的出现是他与世界相互找寻中的一种遇合，“他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宁静、和谐的家’。对家的重新选择，意在为自我寻找新的存在意义。莲儿对他同样感到家的宁静和安全。若把两个人物形象相互对照，我们会发现不知不觉中作者完成了一种“双重拍摄”:两个身处异国的“他者”只有找回自己文化性格中遗落的另一半，共涌两种文化血液，才能使漂泊的灵魂得以栖息。
这一曲“和而不同”的双音合奏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奏出最强音，多元共生的文化图景得以清晰展现。作品中的人物最终被纳入作者的文化构架之中，他们像一个个散乱的音符被统一于“同一首歌”的和弦之上。大家一起坐在白云石屋里观看林大夫从中国带回的幻灯片，长江的奔腾对应娥普西河的宁静，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名胜古迹合着众人再生的心灵，中华文化的恣意张扬维系着每个个体放飞的想象。作者诗意充盈的叙述中处处显示两种文化的共同在场，在婉曲低回的情思中，包孕着新的文化眼光和情感态度。《长城谣》和《船儿荡呀荡到中国去》两首歌，是作者在两种文化相遇时自觉的文化选择，即一种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化”理想秩序构想。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下提供了可值借鉴的文化意识形态范式，对全球化语境中产生的本土化“全球化，宗主国“殖民地二元模式予以一定程度的解构。在对‘自我”的审视与反思中，对相异性文化作出自己独特诠释，构建了以炎黄子孙的认同为基础，以世界文化为指归的想象文本，透露出一种开放的、辩证的全球化想象图景。
注释：
[1]周怡：《诺贝尔奖关注的文学母题：流亡与回乡》，《文史哲62005年第1期。
[2][3][4][5][7][8]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0、270、304、222、446、377页。
[6]王一川：《文学原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页。
作者，张国玲，女，郑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