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代的中国书写（下）

——林建法编《2008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序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何言宏）

三

相对于乡土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中有一个相当特殊也很重要的小说类型，那就是以机关或官场生活为题材的所谓“官场小说”，早期的如“百花文学”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均属于此。其实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小说中，这一类型的小说从未断绝，有时甚至盛极一时，成为全社会的阅读热点。不过由于“机关”或“官场”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这一题材的文学书写往往有着特别的难度，但其意义却无疑又十分重大。实际上我个人一直以为，官场小说的真正前途，是要在加强其文学性的同时由对官场内幕的热衷揭秘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小说。实际上在世界文学史上，政治小说向来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小说类型。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书写绝不能忽视对政治领域的关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治领域的文学书写才是对当代中国作家智慧与才能的最大挑战。

2008年，擅写“机关”的范小青又发表了《暗道机关》这样一篇中篇小说。《暗道机关》写的是一位房管局私房科的刘科长因为蹊跷于一处私房赎回案宗而千方百计地探寻事情真相的过程。故事的缠绕复杂和其中的层层迷障，很容易使读者在疑窦丛生的同时，和刘科长一样沉溺于对那处老宅中所谓暗道机关的追寻。小说充分显示了范小青层峦叠障地设置迷局叙述故事的非凡功力。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扑朔迷离、异常复杂的故事而已，但是在实际上，故事的背后却潜藏着作家相当深刻的精神关切。我们绝不应该简单地沉迷于对故事的追索而忘却对人物的关注。或许正是预料到这篇小说会有如此接受上的危险，范小青才煞费苦心地刻意将小说的几个部分分别名之为“刘科长”、“还是刘科长”和“最后的刘科长”。她正是想以这样的方法提醒我们对人物的关注。甚至在具体的作品中，作家还很特意地为刘科长安排了这样的心理独白：“不错，主角还是我。虽然不断地增加着新的人物和新的事件，但他们不能取代我的主要角色的地位。他们多姿多彩，终究也只是扶我这朵红花的绿叶……”。确实如此，作为一位机关干部的刘科长的精神性格与心理历程，才是小说书写的重点。

《暗道机关》中的刘科长是一个奉行着官场潜规则的机关干部，这在小说第一部分他关于自己如何与私房业主百般周旋的自我独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刘科长的官场心理中，怀彩衣的赎房行为显然是令人费解的，因此他才费尽心机地去努力探访事情的真相。但是他哪里知道，他一旦把官场盛行的心理规则推及和延伸到官场之外的怀彩衣们的世界，必定会处处碰壁。他哪里能够真正发现他所臆想和虚悬的怀厚堂的暗道机关？他的穷根究底的不懈探寻的最后结局，只能是他的发疯。对于刘科长来说，以怀厚堂或过云楼茶馆为象征的怀彩衣们的世界，是一个他完全无法真正进入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安静、古旧、神秘与悠闲，还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气息，不仅在小说中与刘科长的机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还是对官场心理和官场规则相当有力的嘲讽、拒绝与批判。小说中的老宅并没有什么暗道机关，真正的暗道机关，只是存在于官场，存在于像刘科长一样的官场人物的精神暗处。范小青所揭示与批判的，恰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政治暗道与精神暗道。在此意义上，《暗道机关》无疑是对官场世界和官场人物的一种独辟蹊径的精神分析，它为我所期待和想像的政治小说提供了重要的文学经验。

相比于《暗道机关》，于晓威的《弥漫》所写的并不是典型的机关和官场，而是一个叫化工检验所的半机关性单位，但其权力属性与潜在规则，则与官场完全相同。与《暗道机关》异曲同工的是，于晓威的《弥漫》仍然聚焦于人物的精神心理。小说中的丁文森由于对潜规则的不予理睬或违背不断遭到来自黑恶势力的报复、威胁与恐吓，加之以其婚姻方面出现的问题，他的生活中四处“弥漫”着紧张焦虑的精神氛围，这种严重的精神恐惧和“不安定感”终于在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于晓威的《弥漫》非常独到地揭示了由于对潜规则的违背所必然导致的现实压力与精神后果，对于这种众所周知的中国现实，于晓威的批判意图显而易见。

在这本年选中，林建法还选入了田耳的《掰月亮砸人》、北村的《自以为是的人》、何大草的《晚明》和陈希我的《罪恶》等几篇小说。我以为这些作品之所以被林建法选中，都是因为它们在中国书写方面的独特性与深刻性，在于它们在此方面所充分体现出的文学的独特力量。而且在同时，它们还各自以在题材取向、精神立场和审美风格等方面的诸多不同与前述作品的中国书写构成了相当深刻的“互文”，共同突显出2008年中篇小说之中国书写的丰富性、广阔性与深邃性，也显示出编选者林建法对现时代的中国书写的深刻理解和精神吁求。

田耳的《掰月亮砸人》是一篇乡土小说。丁帆教授曾经以“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和“自然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和神性色彩”作为乡土小说的审美阈定，[4]我以为在这样的意义上，这篇小说恰正是众妙皆备，堪称典型。《掰月亮砸人》继承了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启蒙传统，将民国时期一个偏远落后、封闭愚昧的贫困山村中的民间生存以涩闷滞重的语言呈现给我们，叙写出一段惨烈绝望和色彩浓烈的乡土悲情。作品中村人们艰难蒙昧的生存既让我们扼腕哀痛，也让我们生出怒其不争的恨意与感慨。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和对民众精神痼疾的揭示与批判，是这篇作品最为突出的精神关切。我以为在当下中国的精神背景上，田耳的写作无疑是对启蒙主义的话语重申。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书写中，有一些最为基本的精神立场，必须坚持。

这些年来，北村的小说一直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精神存在。他总是坚持不懈地强调和提醒我们基督教的精神维度对于中国、对于存在、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前几年，北村以其长篇小说《愤怒》表达了对中国现实的“愤怒”，而《自以为是的人》所表达的，却是对历史的愤怒。在《自以为是的人》中，北村探究和书写了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就是如同作品所说的，是一个不管别人的什么理想与原则，只是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的人——在现代中国的悲剧命运。陈明达历经从“抗战”一直到“文革”的现代中国一系列的重大历史，在爱情、家庭、社会和重大历史中的不断受挫，使得这样一个堂吉珂德式的理想主义者成了一个琐屑平庸的男人——“那个曾经自信满满、眼睛里闪着倔强光芒的男人不见了，现在他眸子里毫无神采”。而他在最后对周文怡的宽囿与陪护，他对爱情的真正忠诚——这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自以为是”终于导致他众叛亲离，非常悲惨地悬梁自尽。“自以为是的人往往下场悲惨”！陈明达的形象经常使我想起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那些“不合时宜”的人们，那些坚持个性、忠于良知的悲剧性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这篇作品仍然具有北村所一贯的基督教的精神关怀，但比以往要远为含蓄与弱化，如此一来，陈明达的自杀就不只是在宗教意义上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性弃绝，而是对历史罪衍的进一步追究与控诉，我以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作家对基督教精神之精神限度的清醒。

不同于《自以为是的人》对现当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何大草的《晚明》则写的是明王朝末期的历史景象。宫廷世界的阴惨诡异、青楼欢场的曲终人散和末代帝王无力回天的绝望与阴鸷落寞，加之以起义大军的兵临城下所造成的肃杀与紧张，交织成一幅具有着强烈的祭奠氛围的末世图景。何大草的小说并没有渲染历史悲情，他对注定败亡的晚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惋惜与同情。这也许是因为，任何一个王朝的灭亡其实都有其咎由自取的原由，林建法之选入这一篇小说，兴许也是要提醒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书写绝对不能简单化地渲染悲情，特别是在当前这样的王朝故事屡被讲述、帝王将相广受尊宠的文化语境中，我们的历史讲述和书写，一定要保持必要的清醒。

仍然是颇有深意的是，林建法的这一个选本还选入了陈希我的《罪恶》这样一篇域外题材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中国”或“中国人”被置入世界背景中来返观与拷问。小说通过一群在日本打工谋生的中国人间的明争暗斗和爱恨情仇，通过一桩似乎是没有具体凶手的酒吧中毒案件来反思和批判我们“窝里斗”及缺乏罪恶感和自我反省的国民性。正如小说中的一位日本警察所洞悉与责问的：“好像你们中国人互相都仇恨着。那个店里的人，互相之间都有仇恨。因为有仇恨，所以都觉得是别人的错，毫无自责之心”，“谁都觉得自己没有责任，可是谁都是罪恶一环，于是就造成了大罪恶。怎么就没人想到罪恶到我为止呢？”正是由于这样的责问，小说中的欧阳才有了大一段关于中国社会无处不在和绵亘不绝的罪恶问题的深刻思考。这些思考的批判性指向，相当准确地针对了“中国”或“中国人”的恶劣根性。因为有了《晚明》和《罪恶》，林建法的这一选本所呈现的中国书写才更加深厚，更加开阔，更加具有突出的世界意识与历史眼光，它们也和这里的其他作品一起，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作家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自觉书写，并没有放弃他们对“中国”的应有承担和文学应有的尊严，也很充分地显示了现时代中国书写的多维向度、多方面的实绩和将具有的丰富可能。

[1]施战军：《中国叙事与中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2]韩少功：《葛亮的感觉》，《天涯》2008年第2期。

[3]张新颖：《从一个选本看二○○五年中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4]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