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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机制与社会想象之间（上）

——从马原《虚构》看先锋小说的“经典化”

（来源：《南方文坛》作者：李建周）

当文学在1987年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一批先锋小说家在《收获》集体亮相[1]。而他们的先行者马原，则开始运用写实手法叙述知青故事。这一转变获得洪峰的高度赞扬，却遭到评论家的严厉批判。论者声称对马原的小说探索怀有莫大期待，但他自掘坟墓，把“初期小说创作中隐藏的非现代因素膨胀到俗不可耐的地步”，所以“该搁一搁笔了”[2]。这一颇有意味的细节被其后的文学史叙述轻轻抹去，马原此前的“探索”和其他先锋小说家此后的“实验”紧紧缝合在一起，完成了先锋小说的历史叙述。

文学史的共时性错位想象遮蔽了历史岩层深处的复杂景观。长期以来，有关先锋小说的叙述基本停留在80年代的知识谱系中，形式实验的优先性意味阻碍了人们进入复杂历史现场的通道。先锋小说好像成了一块脱离文学机制的飞地，对先锋“经典”的阐释变成了一种高级智力游戏。其实，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是文学场内各种因素制约与平衡的结果，“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等）、政治等等”[3]。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有必要追问作家的自我意识与文学生产机制的关系、读者的期待视野、文本的接受过程以及批评和选本的筛选等众多相互关联的问题。鉴于此，笔者选取被认为代表马原先锋实验成熟阶段的作品《虚构》，分析先锋小说“经典”确认过程中文学机制和社会想象的复杂纠结[4]。

一、文坛准入机制与马原的先锋意识

新时期文学草创期过后，虽然创新仍是文坛醒目的准入标志，但仅凭题材的轰动效应已经很难成为文学明星了。年轻作家大多是随着某个契机的出现而实现了创作的突转。1984年前的莫言，为寻找感人故事，长时间翻报纸、看文件、采访各行各业的人，但效果并不理想。直到读完《百年孤独》，莫言才大发感慨：“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5]余华在1986年发现《卡夫卡小说选》后，产生了同样的震惊体验：“在我即将沦为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6]苏童到南京后，在与探索性的文学圈子的密切互动中，写出了《桑园留念》。可以看出，作家正是在文学出版、文学圈子等文学机制的潜在影响下，找到了自己的文坛位置。

马原早于余华、苏童等人成名，经受文坛准入机制的检验过程更为复杂。面对风光无限的归来者和迅速闻名的新秀，马原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选择最佳方式获得文坛入场券，以便使自己的作品进入文学阅读的公共空间。经过长时间练笔，他的有探索意味的小说得到李潮、北岛、史铁生、陈村等人的赏识，但仅仅在《北方文艺》发表过。可见，仅有创新是远远不够的，作品要等到同文坛需要相适应时，才有可能被拣选出来，进入公共流通领域。《冈底斯的诱惑》的发表充分显示了文学机制内部互相交错的复杂格局。杭州会议前，小说曾引发《上海文学》编辑部的争论。会议期间，在韩少功、李陀、李潮等人劝说下，李子云终于顶住异议，刊用了这篇争议很大的小说[7]。可以看出，负责文学拣选的圈里人对作家具有决定性影响。在这种生产机制下，新潮小说家面临一个悖论：为了获得自己的文坛位置，必须要使作品独具一格，但是这样做又往往会超出编辑的期许。也就是说，他们的创新是文学机制给“逼”出来的，同时又不能超出这一机制的限度。作家的先锋意识和他们在这一悖论中寻找到的最佳结合点紧密相关。

当作家的文学实验随着接受范围的扩大，被认为代表新的文学生长点的时候，情况会发生很大变化。《冈底斯的诱惑》发表后，马原迅即成名。一些大刊物提供经费，让其住在宾馆专门创作，《虚构》就是受《人民文学》之邀在北京写的。文学生产方式在马原身上发生了耐人寻味的转变。这种组织生产延续的是50年代的文学传统。它在多数情况下是有目的的，往往和具体政策结合非常紧密。由于文化内部构成的差异性，在80年代，历史形成的各种文化力量仍然共存，构成合作与斗争紧密相伴的文化场。在矛盾冲突比较尖锐的时候，组织批判的文学论争模式依然盛行。先锋小说的组织化生产虽然没有意识形态论争的现实依据，但是也透露出文学机制内部的复杂性。

先锋小说虽然大多没有政治敏感问题，但是“看不懂”在当时意味着意识形态区分，编发这类作品是要承担风险的。一位主编对此颇有感触：“每当我做检讨想不通之时总是被告知：比起政治政策来，文学是小媳妇小道理，有理也讲不清，讲得清也不能讲。”[8]其实，这些文学刊物所从属的作家协会，自成立之初就不是纯粹的文学机构，而是要承担政治宣传职能。所以，如果没有刊物负责人的特殊身份，就不会出现“去政治化”的先锋小说的组织生产。在上海，李子云曾任夏衍秘书，两人联系密切，夏衍在给李子云的信中也会介绍高层的政策动向[9]。正是有了这种资历和背景，李子云才有可能编发探索性较强的作品和评论。同样，《收获》的实际负责人李小林则是巴金的女儿。在北京，有探索倾向的《中国》完全是因为丁玲的全力支撑。李陀直到1986年5月担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后，该刊先锋倾向才逐步明显。深谙政治的王蒙1983年出任《人民文学》主编后，经过长时间酝酿，两年后破格提拔朱伟为小说编辑室副主任，才有了该刊新潮小说的涨潮。

当然，这些刊物负责人和先锋小说家的文学观念并不一致。王蒙等人一直宣称“不仅仅为了文学”，坚持小说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而当时新潮作家认为有一种‘纯文学’，认为应该越纯越好。这也是王蒙与李陀等人的分歧。”[10]虽然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不同，也没有就文学的先锋性达成共识，但是办刊过程中显示出的开明态度则是相同的。这些刊物负责人多数曾经是被打倒的对象，在80年代的文化方案中获得很大话语权。身份变化必然会留下历史烙印，“人们在接受一个新的社会身份认同时，往往经过和自身历史文化的复杂互动过程”[11]。长期积累的复杂人事纠纷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政治权威资源的重新配置中，意识形态分歧通过文学出版、文学报刊等公共资源曲折地表现出来。很明显“，开明”派对新潮文学的出现起到了意识形态支持的作用。先锋文学正是得益于这种意识形态缝隙。

在这种状况下，马原的先锋意识并非固定的，而是具有很强的功能性。换句话说，他的先锋意识是跟在文学场中的占位联系在一起的。至于以何种姿态获得最佳位置则是具体操作问题，要服从于占位的目标。进入文坛之前，处在唯新是崇的接受环境中，对前辈的突破迫在眉睫，马原的形式实验顺理成章。当先锋小说被集中推出，已经成名的马原自然要和新崛起的作家拉开距离，这也是为避免自我重复寻求突破的必然选择，所以他开始后撤，不惜抛弃已经成为个人身份标识的先锋实验，“以证明我不是那个穿喇叭裤、跳迪斯科，摇头晃脑哼港歌的时髦小伙，证明我有坚实的写实功底，有不掺假的社会责任感，有思想有深入的哲学背景，一句话有真本事是真爷们儿，不是用所谓现代派花样唬粮票的三孙子。”[12]对自己曾经热衷的“现代派花样”的反感，充分说明马原先锋意识的功能性。

但是文学机制自身有其规律，作家创作的有效性受制于这一机制。在比格尔看来，文学机制“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13]。正是文学机制对文学实践有效性的限定，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家创作的成败。当马原的创作顺应了这一要求，他就成为先锋小说的先驱；但是当被逐步经典化的马原开始反抗这一机制的时候，他迎来了被抛弃的命运。

二、先锋小说的读者基础

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是伴随着阅读展开的，社会阅读行为既和文学机制密切相关，也是读者社会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本的意义正是在阅读的网状交流系统中生成的。80年代阅读热潮迭起，与不同读者群的期待视野直接相关。先锋小说的读者层次较高，除了作家、批评家和高校、科研单位等业内人士，主要由大学生和文学青年组成。这个阅读共同体的群体心理和行为特征，他们的价值观和交流方式与先锋小说的确立有重要关系。

当时，作家的受欢迎程度超出了后人的想象。当马原在华东师大讲座时，出现了这样一幕：“站在门边的几个学生激动得直打哆嗦。人群中出现的暂时的骚动显然感染了社团联的一位副主席，他在给马原倒开水的时候竟然手忙脚乱地将茶杯盖盖到了热水瓶上。”可以想见，在如遇神明般崇拜心理的暗示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接受效果，产生多么大的误读成分。“许多人后来回忆说，尽管他们到底也没弄清马原那天下午都说了些什么，但无疑却得到了许多重要的启示：仅仅是一种氛围即可打开一扇尘封多年的窗户。”[14]格非的描述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交流情境（氛围）对接受者的控制和影响。很难说在并不知道对方说了些什么的情况下，所得到的那些“重要的启示”，到底有多大程度上的主观想象。其实这些渴望大师的文学青年也并不在乎马原到底说了什么，或者说马原说了什么对于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原提供了一种氛围和情境，触发了读者无限的想象力。

读者对作家的想象取决于特定时代的接受心理和读书风气。80年代刚刚经历长期的精神空白，对未知领域的敬仰达成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契约。由于知识准备不足，这种敬仰又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和独断色彩。正是在这种接受心理的影响下，形成了当时作家、批评家特有的读书、交流风气：

一位著名作家来学校开讲座，题目是列夫·托尔斯泰，可这人讲了三小时，对我们烂熟于心的三大名著竟然只字未提，而他所提到的《谢尔盖神父》、《哈吉穆拉特》、《克莱采奏鸣曲》，我们的书单上根本没有。最后，一位同学提问时请他谈谈对《复活》的看法，这位作家略一皱眉，便替托翁惋惜道：“写得不好。基本上是一部失败的作品。”[15]

马原坐下来没说几句话，就带着万分肯定、不容驳斥的语气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霍桑！”我吃了一惊，虽然我也很喜欢这个美国作家，但是凭什么他就是“最伟大”的呢？我当然表示不太同意，不料刚说了几句，就立刻遭到他的同样不容反驳的批评：“你根本不懂小说！”[16]

这里展现的是80年代富有戏剧性的文学交流方式，这种读书和言谈风气反过来加剧了读者对作家的追星式认同。同时，作为“先锋读者”主体的文学青年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风气，甚至出现对未知的扭曲性渴求。以不知一书为耻的豪情使人们羞于谈论“常识”意义上的经典作家作品。当然，崇尚未知、卖弄博学在不同时代的人身上都有，并非“先锋读者”的特权，但是这一特征在他们身上更为明显。

先锋读者群的文学想象刻录下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在一个彻夜长谈，甚至到处漫游的狂热文学时代，文学青年们通过舌枪唇剑的历练，渐渐悟出了扮演文化英雄所应该具有的招数：“不是追求所谓的知识和学术，而是如何让人大吃一惊。”[17]在短兵相接的交流情境中，对“独门暗器”的需求和出演文化英雄的渴望成正比急剧增加。翻译作品在这时成了各路豪强竞相争夺的“武器库”。西方现代派文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场的。袁可嘉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很快成了中国版的现代派们的“独门密笈”。这种状况下对现代派的追崇就不完全是满足内在要求的理性抉择，而是成了追求震惊体验的文学青年的一种“时尚”。现代派时尚与对西方的想象交织在一起，对于传统现实主义而言，是一种具有异质性的文化力量，所以它以突破各种文学禁忌为标的，对文学既有规范的公开冒犯成了他们的身份标识。

先锋小说的读者肯定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却代表了小说读者的一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曼古埃尔将小说读者分为两类，一类“相信小说中的角色，举止也与之认同”，另一类“不去理会这些角色，只将他们当作是捏造出来的，与‘真实世界’无关。”[18]此前的现实主义文学，小说的虚构职能被压到最低，无法满足后一类读者的需求。这一阅读期待与“现代派”在中国的传播互相渗透，形成了具有先锋倾向的文学圈子。先锋文学观念通过这些圈子逐层向外扩散。这些圈子对读者起到了同化与分化的双重功能。其接受状态，可以借用齐美尔对时尚的分析得到说明“：时尚本身一般从来不会流行开来，这个事实使接受了时尚的人有这样的满足感：他或她觉得自己接受的是特别的、令人惊奇的东西，而同时他或她又内在地觉得自己受到一大群正在追求———而非正在做———相同事物的人的支持。”輥輷訛大群处在追求先锋“时尚”路上的读者，一方面满足了先锋文学圈子被追捧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想象性地参与了先锋文学“时尚”。这样层层扩展，潜在的先锋读者群就变得非常可观。

80年代的现代化方案一度整合了整个社会的民众心理，全国各地读者的阅读趣味具有很大趋同性。虽然“先锋读者”层次较高，但是并不仅仅局限于大城市和高等学府却是一个事实。比如1985年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刘继明，身边就有一群文朋诗友，包括县政府的公务员、师范学校教师、卫生防疫站的化验员、县总工会的小报编辑和爱好诗歌的退伍兵等等。这样的文学沙龙到处存在，这些圈子几乎集中了全社会的注意力。由于当时社会分层并不特别明显，所以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并不比大城市的人闭塞落后多少。现代派刚刚兴起，就经常挂在他们嘴边了。后来刘继明步入大学写毕业论文，“对马原的评价甚高，指导老师陈美兰教授给了我95的高分”輮訛輦。从文学青年到普通民众，从青年学子到大学教授，构成了一幅“先锋读者”的动人风景，他们的阅读期待构筑了先锋小说的接受基础。在这一网状的接受场中，凭借系统的西方知识谱系和给读者巨大想象空间的西藏背景，修养深厚、背景神秘的先锋作家马原的形象构筑了起来。虽然不同层次的读者在先锋小说接受过程中的位置不同，但他们所构成的历史合力促成了整个社会的对先锋小说的文化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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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包括马原、余华、苏童、洪峰、孙甘露等人，见《收获》1986年第5期。

[2]王干：《马原小说批判》，载《文艺报》1988年7月9日。

[3]［加拿大］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5页，马瑞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严格说，“先锋小说”在80年代有很多说法，为了论述方便，本文统一为这一后设的文学史概念。有关先锋小说的文学史叙述也有争议，但对这一思潮代表作家作品的指认却是共识。本文无意梳理逻辑起点不同的争议，而是从“共识”出发，试图对其做历史化分析。先锋小说的经典化过程并非仅仅包括80年代，但是基本的筛选确认却是在当时完成的。本文所谓“经典化”即是考察这一早期确认过程。

[5]莫言、石一龙：《写作时我是一个皇帝》，载《延安文学》2007年第3期。

[6]余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载《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7]马原、朱慧：《马原：文学面前，男欢女爱不值一提》，载《新周刊》第207期，2005年7月15日。另见蔡翔《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韩少功《杭州会议前后》，载《上海文学》2001年第2期。回忆略有差异，基本事实相同。

[8]徐兆淮：《话说主编》，载《北方文学》1999年第2期。

[9]比如夏衍在1984年1月23日给李子云的信中写道：“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人民日报》头条及‘花边’摘要，请一读，这是总书记在贵州的指示。政治局的方针。”见《夏衍全集·16·书信日记》，5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10]朱伟、张映光：《朱伟：亲历先锋文学潮涨潮退》，见《追寻80年代》，56页，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11]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马原：《谁难受谁知道———洪峰和马原的通信》，载《文艺争鸣》1988年第4期。

[13]［德］彼得·比格尔：《文学体制与现代化》，周宪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14]格非：《十年一日》，见《塞壬的歌声》，63、6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5][17]格非：《师大忆旧》，载《收获》2008年第3期。

[16]李陀的回忆，见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25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