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亮：忧郁来自生命的疼痛

——张楚小说印象

（来源：《文艺报》    作者：郭宝亮）

读张楚的小说，我感到振奋。作为税务官，张楚对身边的社会事件不会不熟悉，但他的小说中却没有一件有关外在现实的描写。他的小说是向内的，他关注的是人的灵魂，人的存在，是米兰•昆德拉所谓的“可能性”。当我试图概括他的小说的时候，“忧郁之诗”四个字首先跳荡出来，它像一只感性的手，牵着我上路，我不能抛弃它，我要跟随它走进张楚，走进张楚的生命之门。

从本质上说，张楚的小说是诗性的。诗性首先说明张楚无疑是讲究感觉和技术的，这从他的小说题目可以见出：《曲别针》、《草莓冰山》、《蜂房》、《旅行》、《安葬蔷薇》、《关于雪的部分说法》、《长发》、《疼》、《U型公路》、《献给安达的吻》、《人人都说我爱你》、《穿睡衣跑步的女人》、《声声慢》、《惘事记》、《樱桃记》以及近些年发表的小说《我们去看李红旗吧》《细嗓门》、《刹那记》、《大象》等，无不具有一种诗的品性。然而，这种诗性不是简单的生活之诗，而是生命之诗、存在之诗，是普泛的个体生命的了悟与洞澈复杂之后的单纯与旷达。阅读张楚使我不时想起诗人海子，那个忧郁的、怆然的、撕裂的诗人海子，他在对生命对存在的深刻体验中联通了张楚。忧郁、难于排解的忧郁和哀伤同样构成张楚小说的基调和底色。这种基调与底色，成就了张楚的先锋品质，但张楚的先锋与早期先锋派小说不同，早期先锋派小说基本属于观念写作，而张楚是属于生命的体验写作。我在他的小说里读到的是一种源于生命生存本身的忧郁和哀伤，这是一种接通了地气的有活力的忧郁，一种源于血肉的文字舞蹈。

其实，张楚的小说并不缺少现场感，在他的小说中，卖淫嫖娼、同性恋、凶杀抢劫，底层人的生存艰难、种种人生事相都是在场的；但张楚的小说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些事相上面，而是在这些事相堆中向内、向深处钻探，始于形而下而止于形而上。我注意到在张楚的小说中，不断出现一些病态人、残疾人，特别是孩子。《曲别针》中的拉拉、《草莓冰山》中的小东西，她们都不同程度地患了抑郁症和自闭症，《旅行》中的草莓、《安葬蔷薇》中夭折的女儿、《穿睡衣跑步的女人》中那个被计生委做掉的儿子，他们没有出生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还有《大象》中的患白血病的明净的死，这不断出现的“未来之死”，隐喻着张楚对生命之殇的迷茫与绝望的恐惧，这是一种痛彻骨髓的生命的哀伤，孤独、不安、忧郁、死亡成为张楚小说中永远挥之不去的色调。

《曲别针》中的李志国在生活中是多面的：诗人？商人？嫖客？好父亲？杀人犯？……我们似乎很难用好人或坏人来评价他，但他对患病女儿拉拉刻骨的忧心是真实的。他为了女儿拉拉送给他的四块钱的水晶珠链，不惜杀人乃至自杀，他的内心煎熬在四分五裂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疼》中的杨玉英真心地爱着马可却又懵懵懂懂地死于自己之所爱。《U型公路》中的麦琪一开始就死了，“麦琪是一个有关天堂的隐喻”，麦琪的死，隐喻着回归天堂之路的虚妄，人不可能得救，人注定要在U型公路上循环往复，一如西西弗斯的徒劳，荒谬的世界与荒谬的生存同在，“痛苦与欢乐同速抵达”，从来就没有什么“狗屁三面镜”，只有无尽的哀伤像弓一样，“它延伸到天穹的两端”。

《长发》《草莓冰山》与《惘事记》更像一种底层叙事。《长发》中的王小丽为了可怜的嫁妆不惜卖掉自己美丽的长发，然而，那个猥亵的南方人却借机强暴了她，500块钱的嫁妆使王小丽忍受着屈辱。《草莓冰山》可以说是打工者的故事，拐男人、小东西以及她在城里卖淫的母亲的遭遇，在“我”的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透露出难于掩饰的哀惋与悲悯。《惘事记》以一桩奇特的杀人案的侦破为结构由头，叙述了一个叫老鸦头的贫困农村妇女不堪忍受的苦难的生存现状，为了逃避这种生存困苦，她自首以换取200元钱和难得的“死亡”。案件扑朔迷离，但作者的重心显然不是在叙述一个杀人案件，而是重在展示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可谓是匠心独运。同样是底层叙事，张楚的底层叙事不同于时下文学的底层叙事。张楚是向内的，它重点呈现的是底层人的存在状态，这是一种生命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根本上具有普遍性。而时下许多的底层叙事却是向外的，那是一种问题小说。

《细嗓门》(《人民文学》2007年第7期)中的主人公林红无论如何不能与凶残的杀人犯相提并论，她细门小嗓、纤弱柔瘦，就如同她要送给好友岑红的那盆微型的蔷薇花，然而柔弱如蔷薇的她，的的确确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她由于不能忍受禽兽丈夫的长期虐待和暴力，尤其不能忍受这个人渣长期以来对妹妹的霸占，她终于奋起一击。实质上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故事，但张楚却在自己娓娓的叙述中，赋予它深刻的蕴涵。作品一开始并没有告诉我们林红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而是让她从容地出场，到千里之外的大同看望好友岑红。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岑红也在经历着与她相同的命运煎熬：婚姻危机，第三者插足，甚至她也有一个如同妹妹林艳一样的表妹米粒。于是，她希望利用自己不多的时间为好友做一些事：找出第三者，劝岑红夫妇和好，她从米粒口中得知了一个和她几乎有着相同故事的第三者赵小兰的故事，林红对失恋的米粒的关心折射着她对妹妹的愧疚之情……故事就是在林红试图介入他人的隐秘的生存中渐次展开了她自己的故事，直到故事结尾，当警察把林红摁倒在肮脏的雪地上时，我们才恍然大悟。由此，张楚就把一个纤柔的弱者极端反抗坚硬现实的故事变成了生活中近乎普遍的生存状态。

2008年发表的《刹那记》(《收获》2008年第4期)和《大象》(《人民文学》2008年第7期)，使张楚的小说在忧伤的底色中泛出几许温馨的暖意。前者似乎是从《樱桃记》中生发而来，少女樱桃变成了大姑娘，她开始有了自己的秘密。她无休无止地给远在新疆当兵的罗小军写着永远邮寄不走的信，在平淡的生活节奏中汹涌着姑娘青春期的内心波澜；继父鞋匠在昏暗黑夜晃动不熄的手电筒光柱和那急切的“樱桃樱桃”的呼喊，的确给无人疼爱的樱桃带来了少有的暖意。但暖意归暖意，樱桃还是没有逃脱被人强暴的厄运，无言中的煎熬、生活的狰狞面目，都使她不免在心里涌动起一股莫名的哀伤。人生如梦，岁月如矢，一切都在平平淡淡之中无声地散播开来，命运的大手将牵扯着樱桃走向未知的远方。读着《刹那记》，我不时要想到《边城》里翠翠的命运：“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相对于《刹那记》的淡淡的忧伤和隐隐的暖意，《大象》则直接书写了生命之殇的悲凉、凄楚以及人们与之抗争的如春天般感人的暖馨。故事有两条线索渐次展开：一条是下岗工人孙志刚与妻子——小学语文教师艾绿珠，因惟一的养女孙明净患白血病离世，内心充满极大的痛苦，债务、情感——生命的巨大疲惫几乎压垮了他们生存的勇气，在结束生命之前，他们决定分头拜访感谢曾经帮助过女儿孙明净的好心人；另一条则是孙明净的同室病友劳晨刚与网上认识的大学生苏澈千辛万苦寻找孙明净的亲生父母，希望他们让明净的亲兄弟为姐姐捐献骨髓。两条线索最终交汇于矗立着抗震纪念碑的广场，面对那个曾经几十万条生命顷刻消失的地方，生命变得悲怆而苍凉，对命运的抗争、对生命的留恋与真切救助，犹如劳晨刚的MP4里播放的生命之音的腾舞，显得怆然而伟烈。当然，生活是复杂的，既有告状专业户赵广元的无聊和报社门卫的自私，也有不愿捐献骨髓的明净亲生父母的愚昧固执，还有广场上凑热闹的看客；但城市的广场上海棠花毕竟已经盛开，孙志刚、艾绿珠与劳晨刚、苏澈的汇合，难道不也隐喻着生命的暖暖湍流，正接通了30年前那场生命的抗争的河床，在苍凉虚无的生命河水中，倒映出人类渺小而又伟岸的影像了吗？

张楚的小说是纯粹的。它启示我们：

首先，在一个普遍浮躁的时代，作为优秀的小说作者，坚持心灵的内求是必要的。心灵的内求就是内省，这种内省不是脱离时代的历史进程，而是呼啸着来自大地的飓风，裹挟着血肉的腥咸，以对生命的巨大“热情”(克尔凯郭尔语)和对存在的承担的勇气，仰望天空，叩问心灵，在诗与思的对话中寻求真理。其次，优秀的小说是向内的，它不是简单地对外在现实的复原，而是指向存在，指向生存和生命，它敞开的只有“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