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是灵感萌动的预兆
（新民晚报7月6日 B1版 作者 夏琦）
【张翎简介】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就职于煤炭部某机关任英文翻译。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多伦多市。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代表作有《余震》《雁过藻溪》《金山》等。其小说《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1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首。小说《余震》由冯小刚拍摄电影《唐山大地震》，根据其小说《空巢》改编的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亦获多个大奖。
▶书写《阵痛》的最初感动来自现实
这些年张翎的一些作品，如《余震》《阵痛》，似乎都和灾难、疼痛、心灵创伤、隐忍相关。痛，通常是张翎写作灵感萌动的预兆。被冯小刚看中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余震》如此。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阵痛》亦如此。
《余震》中有一对母女，李元妮和王小灯。女儿王小灯在面临灾难时，遭到了亲情的缺席和“背叛”，她的信仰瞬间倒塌；母亲李元妮在灾难后，要承受起死人留下来的所有负担和活人扔给她的情绪垃圾。
而《阵痛》，描写了三代女性不同寻常的情感和孕育经历。从上官吟春到孙小桃到宋武生，不约而同经历了同一种形如铁律的宿命：孤独临产。三代女人，生在三个乱世，又在乱世里生下她们的女儿。男人是她们的痛，世道也是她们的痛，可是她们一生所有的疼痛叠加起来，也抵不过那在天塌地陷的灾祸中孤独临产的疼痛。男人想管，却管不了；世道想管，也管不了。
书写《阵痛》的最初感动，来自现实中的故事。张翎的外婆一生有过11次孕育经历，最后存活的子女有10人。外婆生养儿女的过程里，经历了许多战乱灾荒，还有与此相伴而来的多次举家搬迁。作为外孙女和一名小说家，张翎隔着几十年的时空距离回望外婆的一生，隐隐看见一个柔弱的妇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用匍匐爬行的姿势，在天塌地陷的乱世里默默爬出一条路。
最惊心动魄的记忆，来自1967年的夏天。在“文革”的硝烟中，张翎的一位姨妈足月临盆，来到了温州娘家待产。因为武斗无法去医院，在没有医生护士的情况下产下一个儿子，并在产后第二天躺在一辆板车上，被拉到了乡下避难。母亲家族中那些坚忍而勇敢的女性，充盈着张翎写作灵感的源流。在她那些江南题材的小说里，她们如一颗颗生命力无比旺盛的种子，在一些土壤不那么厚实的地方，不可抑制地冒出星星点点的芽叶。张翎把她们的精神气血，东一鳞西一爪地捏合在小说的虚构人物里。
▶希望是隐忍和坚持背后的动力
《阵痛》里，每一次新生命的诞生，都伴随着母亲身边其他人生命的失去，不得不说张翎的处理有些残忍，但她说这是动荡的时代在个人生活里的反映。“过去的一整个世纪是个灾难连绵不断的世纪，可是哪次灾难也不能遏制女人成为母亲，天塌地陷之中依旧还有母亲分娩婴儿降生。”张翎说，《阵痛》之所以让人感觉“残忍”，是因为把不同时期的灾难都集中在了一个家族的故事框架里。而每一次新生命的诞生本身就是转机——它是把希望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的链结。
张翎说，她是个很少让主题先行引导自己的作家，在动笔之前，唯一能感动她的只能是一个具体的故事和细节。在完成《阵痛》之后，她才意识到，也许潜意识里想表达的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乱世，人类世世代代都徘徊在失望和绝望的边缘，却总是在某一刻被希望所拯救，哪怕这个希望是微薄和不靠谱的。希望是所有隐忍和坚持背后的动力。
张翎听力康复师的职业经历中，还有一个轻快一些的故事，大约可以说明这种“生的希望”。那是一个叫查理的一战老兵，张翎说起他的出场，“我听到走廊里有轰隆轰隆的打雷般的笑声，他全身的肢体基本都瘫痪了，坐在轮椅上，用他仅有的能动的两三个指头指挥轮椅前后左右自由穿行。”门一开，他狠狠地一摁，轮椅就飞出去了，把墙撞了一个洞。当张翎开始向他提问时，对方只是盯着她看，说了一句：“你他妈的真好看。”并邀她一起晚餐：“对于我这样一个94岁的老头子来说，还有多少个机会能邀请到美丽的女士共进晚餐呢？”检查之后，张翎说，我马上打报告，给他申请安装助听器的专款，他一点不在意：“我在这里跟你郑重地道别，我不会有下一次了。下一次我们在天堂见。”等他出门，张翎又听到他跟护士喊那句：“你他妈的真好看。”
“这样被战争剥夺了所有常人认为的幸福的可能性的人，他的生命却充满了热情和积极的能量。在诊所的17年，遇到了无数类似的病人和故事，让我开始反思，什么是灾难带给人的疼痛，什么叫隐忍和力量，这些东西，后来星星点点地反映在我的小说创作里。”
张翎目前正在开始新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聚光点放在了一个被病魔夺走了丈夫的女人。这个女人在丈夫死后才发现了丈夫生前的巨大秘密，猛然醒悟自己过去几十年苦心经营的人生，竟然是一个幻梦。它是一个关于幻灭的故事——生活理想和生命理想的幻灭。“海明威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对一部正在书写的小说，最好不要太多谈论它，因为谈着谈着，它就可能谈没了（大意）。海明威的话兴许不无道理，我最好还是在这一刻闭嘴。”张翎说。
▶张翎谈小说和电影的关系
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去世前接受最后一次采访时说：“我的每一本书都在进一步蚕食我的生命。”张翎非常认同这种作家的创造性思维对于生命本身的损耗，她在写完一部小说的时候常常会陷入长短不一的低迷状态，仿佛生命的精髓被抽走了一部分，尤其是像《阵痛》《余震》这样的创痛性书写。所幸的是《阵痛》的结尾一章已经处在太平年月，最惨烈的疼痛已经在前面几章里发生过了，所以她能相对迅速地走出了这本书留下的阴影。
张翎的《余震》曾被冯小刚改编为《唐山大地震》，《空巢》亦被改编成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说起最近热映的《归来》，因为与原著小说《陆犯焉识》相去甚远而被“原著党”们诟病，张翎自嘲说：“几年前，在大街上随意问一个人张翎是谁，恐怕没有人知道。但是如果现在在大街上随意问一个人张翎是谁，恐怕——还是没有人知道。”
关于小说和电影的关系，张翎有一比方——小说是作家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作家要为这个孩子的孕育负担全部责任。而影视改编就像是一个脱离母胎长大成人的孩子嫁入了婆家，成为另一个家庭的成员。作为这个孩子母亲的小说家，是无法掌控女儿成人之后的命运的。“我不期待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之后还是另一个版本的小说，但我期待她在银幕上能展现离开母亲之后另一段人生的不同光彩。”
▶采访手记
在成为作家之前，张翎在美国和加拿大当过17年的职业听力康复师。她遇到过一个外表看起来很正常的五六十岁白人男子。“我走进康复室的时候，他突然发出一阵狂叫，我只能用小说家的语言来说，我感觉天花板在往下唰唰地掉渣。”这是从朝鲜战场上退役的老兵，当他见到穿白大褂、亚裔的面孔时就会发出类似的声音，情绪就会非常失控。当时离朝鲜战争结束已经有三四十年了。“我第一次那么深刻地体会到，一个人外在的创伤痊愈了之后那么久，心灵的创伤依旧是流着血的。”
张翎曾经的职业给她的创作带来了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为她打开了一扇扇窗口，她的病人中，有许多是经历过战争的退役军人（一战、二战、越战、伊拉克战争等），还有一些是从战乱灾荒地区逃到北美来的难民。他们所经历的灾难，是我们这些在和平年代里出生长大的人所无法想象的，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生命体验，极大地丰富了她作为作家的灵感，使张翎能够看见各个族裔各类人群的生活状态，也使她对战乱、灾荒、疼痛这些话题，产生一些特殊的感受。
内心的创伤是一样外表看不出来的东西，它会在你的内心存活很久。有小说家愿意去写这种内心的创伤，读来或许沉重，但跟一味的轻松愉快相比，也是另一种阅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