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虹影的“女儿”
桑地
我惊异于虹影的平静和坦然，她坐在我的对面，有些懒散地卧在沙发里，瘦弱得像一棵深秋的芦苇，眼睛里流露出一丝不经意的警惕。几句简单的客气之后，她用凝滞的口气和情绪对我讲述《饥饿的女儿》的主要情节。虹影1997年动笔写《饥饿的女儿》，写了整整一年，每天只写500至1000字，是她所有的作品中写得最慢的一部。写这样的长篇，虹影要拒绝一切干扰，什么人都不见，必须用整个生命去写。这是她的自传体小说，是中国老百姓生活的真实记录，她舍弃任何写作技巧，是用她自己的灵魂和血肉一个字一个字地锻造出来的。1998年由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葛浩文翻译成英文，由英国布鲁姆斯伯利出版社出版，迄今已经有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推出译本，多次进入英国和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1996年曾以一部《英国病人》席卷奥斯卡9项大奖的著名导演安东尼·明奇拉看过小说后，马上表示一定要把它搬上银幕，电影剧本的改编和演员的选择已都在运作之中。
离开重庆后，虹影四处流浪，同时也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在北京念过鲁迅文学院，在上海念过复旦大学的作家班。她凭着勤奋和对文学的悟性，一篇一篇地写。写诗，写散文，写得最多的是小说。《诗，这阴性词》、《异乡人手记》、《背叛之夏》、《玉米的咒语》、《辣椒式的口红》等不断引起创作界的重视和读者的好评。
10年流浪，虹影真正懂得了生活、生命和文学的意义，她又要“走异路，逃异地”，揣着几本自己的著作，带上签证，她来到富有文学传统的英国。在这里找到了如意郎君，一个中国人，一个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著名教授，一个著名翻译家。虹影终于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念书，学英语，写作，除了写小说外，还给香港的《明报》写些随笔和文化评论方面的文章。她喜欢英国的人文环境，常常与英国文学界的人交往。写完《饥饿的女儿》之后，又于去年完成一个叫做《K》的长篇，写的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吾尔芙的侄儿居里安·贝尔在三十年代的武汉与一个中国姑娘相爱的故事，K是贝尔的第十一个情人的名字。
“我经常回国来，每年都要回来，为了看朋友，为了出版的事情，为了感受母语文化环境。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国内的作家很少看别人的作品，只顾自己写作。也许我是看别人作品最多的作家。在伦敦，我住在离伦敦大学不远的地方，可以经常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图书馆看书，那里书很全，是欧洲乃至世界藏书最多的几家大学图书馆之一。我还经常到国内买书，通过邮局订购。我看书很杂，无所不看。这是我创作的需要。”
虹影并不健谈，她自己说她怕见生人，一到公共场合就不会讲话。她喜欢沉静、孤独的生活，她不能离开书和写作的笔。
“一个作家要具备长远的自我批判精神，不管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不管生活如何富有，都要保持深刻的自醒意识。我是写了一些东西，现在我的版税比我先生（他是伦敦大学的终身教授）的薪水还高，可我每天都过着清苦的生活。我觉得我还是那个受苦受难的小女孩，就像我在《饥饿的女儿》结尾处写的那样，在经历了无尽的世事苍茫之后，我看见一个破衣烂衫的小女孩在长江南岸没命地奔跑着，嘴里呼喊着什么，向远处挥着手，那个小女孩就是我。”
她有流浪的经历，也非常向往那种无忧无虑的小姐作风，非常向往那种酒吧式的生活，可是作为一个作家，她不能去写那种酒吧文学。她写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了与历史老师的独特经历，却与那种隐私揭秘式的卖弄完全不同。那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人之为人的本能渴望，但决没有沉迷和留恋，更不会把它炫耀为一种生活观和价值观。文学与生活同样依托于生命的激情，如果不是对生命充满热爱，那些漂亮的文字只会像性和毒品一样让文学遍布腐朽的气息。
“我每年写一个长篇，还写一些短篇、散文和随笔。《饥饿的女儿》刚在国内出版，我要听一听大家的反映，调整一下，写几个短篇小说。短篇是更技巧化的写作，比长篇难写。”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07月12日第十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