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繁花》开头写到：….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对话一来一去，一股熟悉的力量，忽然涌来。

话本的样式，一条旧辙，今日之轮滑落进去，仍旧顺达，新异。

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口语铺陈，意气渐平，如何说，如何做，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喧哗与骚动》，文字也大块大块，如梦呓，如中式古本，读者自由断句，但中式敍事，习染不同，吃中国饭，面对是一张圆台十多双筷子，一桌酒，人多且杂，一併在背景里流过去，注重调动，编织人物关系；西餐为狭长桌面，相对独立，中心聚焦——其实《繁花》这一桌菜，已免不了西式调味，然而中西之比，仍有人种、水土、价值观的差异。

《繁花》感兴趣的是，当下的小说形态，与旧文本之间的夹层，会是什麽。

西方认为，无名讲故事者，先于一切文学而存在，论及中国文学，“摆脱说书人的敍事方式”，曾是一句好话；中西共有的问题是——当代书面语的波长，缺少“调性”，如能到传统里寻找力量，瞬息间，就有“闪耀的韵致”。

在一篇专访里，贝聿铭问记者，能否说上海话，贝聿铭说：“说上海话好，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太灵，说上海话比较容易点，那讲上海话吧。”（《世纪》2012-4-P11）接下来，贝聿铭想必是用“较容易点”的母语（“上海官话”，“上海的书面语”？），详谈了他的专业——“世界建筑样式之变”——“米芾山水画之灵感”——“永恒建筑的意义”。

众所周知，1949年后的汉语言，经历了数次改革，统一了简化字体，统一了读音，统一到印刷字体与标点符号，尤其后者，至今仍有无休无止的新规定，比如在何等条件下，必须用阿拉伯数字，或用汉字数字等等等等。其实在这番改朝换代的新气象前，中国文字的力量一直是通达而明晓，生机勃勃的，包括各地所谓“官话”的实用性存在，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文字处于动荡过渡的周期，当我们的国民习惯了普通话【北方语为基础】的今日，如改用《繁花》的内涵与样式，通融一种微弱的文字信息，又会是怎样？

《繁花》长时期在一个语境里徘徊，这也使部分读者长久陷入这个氛围中，有一个朋友说，看书看报纸，“也用了《繁花》的口气去读，真受不了。”这是我没意识到的结果。我的初衷，是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甯繁毋略，甯下毋高”，取悦我的读者——旧时代每一位苏州说书先生，都极为注意听众反应，先生在台上说，发现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回到船舱，或小客栈菜油灯下，连夜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是否能这样说，小说作者的心里，也应有自己的读者群，真诚为他们服务，心存敬畏。

我希望《繁花》带给读者的，是小说里的人生，语言的活力，虽然我借助了陈旧的故事与语言本身，但它是新的，与其他方式不同。

我在小说中引了穆旦的诗：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那窒息著我们的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

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

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

感谢为了《繁花》的出笼，给予热情帮助的朋友们。感谢你们。

金宇澄谨白

2012年秋